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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组织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在短短三个月内，颁布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社会面貌为之一新。国家政体已自专制变为共和，掌理全国教育行政的机构由学部改为教育部。教育总长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孙中山1月2日出席各省代表会时依照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提出各部总长人选，教育总长为章炳麟，因遭代表会反对，改提蔡元培，遂获一致通过。
蔡元培为前清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使蔡元培深受刺激，深重的民族灾难使他从传统封建仕途觉醒。1898年秋，蔡元培目睹维新运动失败，对清政府完全失望，毅然辞职归乡。他一面投身于创办新式教育机构，一面积极联络同志从事革命运动。
蔡元培先后受聘担任绍兴府中西学堂总理、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从此与教育事业结下不解之缘。他启发青年求知欲望，把这所新式学堂办得有声有色。后又来到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并以丰富的办学实践被推举为首任事务长。中国教育会汇聚各方仁人志士，从事寓革命于教育的活动，颇有影响力。
为深刻了解世界教育发展潮流，他留学德国吸取新知，从源头上考察现代教育的真諦，为改革传统教育、建立现代教育寻求出路。蔡元培广稽博采，融贯新知，探本穷源，形成了他海纳百川的器识和宽厚平和的学术风格。这段留学经历使蔡元培得以站在世界学术前沿，具备超越同时代人的视野、学识和气度。
在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的重大关头，由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人物主管全国教育文化大业，成为时代的选择。
不拘一格用人才
1月5日，临时政府正式任命蔡元培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时蔡元培刚由德国回到上海，孙中山派专车延请他速到南京视事。蔡久居欧洲，于国内教育情形较为隔膜，特邀教育界著名人士蒋维乔襄助为理，又聘请一位会计兼庶务同去南京。
新政府初建，百废待兴，经费紧张。各部先后成立，南京旧官舍都被占用，教育部只有一块牌子，没有办公地点。蔡元培进谒孙中山，请示办公地点。中山先生云：此需自行寻觅。
蔡元培奔走两天毫无结果，无意中遇见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马与蔡为莫逆交，乃慨然允借碑亭巷内务司楼上房屋三大间，为教育部办公处，随即迁入。
1月9日，临时政府教育部正式宣告成立。当时诸事简陋，惟务实际。蔡元培以身示范，自奉俭约，“致以堂堂教育总长，亲诣大总统领印，白咫尺，裹方寸物，乘人力车往返，见者骇为开国史之趣谈”。
教育部成立后，投效者纷至沓来。这时临时政府各部，皆依照官制草案呈荐人员，唯独蔡元培主张：“办理部务，当与办社会事业一例，在正式政府未成立、官制未通过参议院以前，不必呈荐人员。除总次长已由大总统任命外，其余个人，概称部员，不授官职，为事择人，亦不必多设冗员。”
蔡元培不遗余力网罗那些富于革新精神、勇于任事、热心教育的青年才俊。部中的重要人员，如蒋维乔和钟观光，在清末即曾与蔡元培共事于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校，私谊甚笃。钟曾游学日本，回国创办科学仪器馆、实学通艺馆、理科传习所等。蒋维乔在民元教育部中，赞襄擘画，对蔡帮助至大。
他邀请有丰富教育经验的同乡许寿裳来部里工作。许是鲁迅挚友，于是推荐鲁迅，蔡元培欣然同意，三人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友谊。
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的王云五，见报载蔡为新任教育总长，乃本其任教多年经验，写了一份关于改革高等教育的建议书寄蔡，提出废止各省高等学堂，提高中学程度，大学设预科；大学应准许私立，国立大学不仅限于北平，应全国分区各设一所；各省设立专门学校，注重实用等主张。不出十天，他收到元培亲笔信，蔡认为其意见中肯，坚邀来部相助为理。时王氏已应邀出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只为尽其言责，贡献一点有关教育的意见，并无借此求职之意，想不到蔡对这位向未谋面的青年，仅凭一纸意见书，竟特予拔擢。未进过大学门的王云五，日后成为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大学科科长，负责起草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
陆费逵于清末在商务印书馆主编教育杂志，民国元年元旦，在沪创办中华书局，平素颇为留心教育。他在教育杂志发表《敬告民国教育总长》一文，建议宣布教育方针、颁普通学校暂行简章、组织高等教育会议、规定行政权限。蔡元培读过该文，即携蒋维乔去上海登门拜访。谈话中，陆费逵对于蔡元培的意见有所反对，蔡元培不但不以为忤，并请陆费逵和蒋维乔共同起草暂行办法。
教育部一时精英云集，部员工作虽有差别，实际也难免有主办、协办的地位，却没有阶级高低之分。所领津贴，一律为每月三十元。临时政府其他各部，多至百余人，唯教育部仅三十余人，开支最小，且行政效率极高。每日上午九时上班，午后五时散班，照学校规矩，摇铃为号。部员就各人所长，分工任事，草拟规章，呈现出一片蓬勃的气象。鲁迅曾回忆：“说起民元的事来，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擘画大计
当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在南京碑亭巷三间仄隘简陋的办公室里规划民国教育发展蓝图时，他们面临的任务繁重而艰巨。
辛亥革命后，教育思想和方法都有所改变，清末颁布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合乎帝制，而不适合于共和，各省所办学校，在新旧交替之际，将有无所适从的困扰。转瞬新春之后，将是新学期的开学时间，尽快恢复因战争而中断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正常秩序，稳定全国教育大局，成为教育界面临的急迫问题。
当时各省都督府或省议会，鉴于学校急当恢复，发临时学校令，以便推行，但省自为令，日趋分歧，将使全国统一之教育界，忽然分裂。蔡元培认为教育部应制定颁布统一的教育法令，使全国各地学校能有章可循、有规可依，逐渐建立起新的教育秩序。
教育部一面颁布通令，禁止抵触国体之旧制，与国体不抵触者，赞准行用，以维持目前现状；一面从速草拟新学制，为根本之改革，乃令部员数十人，分头拟定大中小各校的学制草案。
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颁布了民国时期第一个教育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内容主要包括：“学校管理上，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堂长改称校长；初小阶段允许男女同校，中学校废止文、实分科，废止毕业生奖励出身；修习年限上，中学及初级师范学校均由五年改为四年；教育内容上，废止小学读经科，注重手工科，三年级以上加设珠算，教科书要符合民国教育宗旨，禁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高等小学以上的体操应注重兵式操。” 这部法令最大进步在于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这种废止两性的权利差别，迈出男女教育平权的一大步。日后蔡元培接掌北大，不顾教育部反对和社会批评，在北大开始招收女生，开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行之二十年，男女同校制便逐渐普遍实行，不但小学、大学，中学也如此。1930年代，日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拜谒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看到中国各级学校男女共同学习，感叹日本没有这样贤明的教育政策，言下为之流泪。这一大进步不得不归功于蔡元培领导的民初教育改革。
“废止小学读经科，注重手工科”也是传统转向近代教育的一大举措，增加实业、自然科学及实用知识方面的教育内容，学生不再囿于传统的经史子集，知识体系得以进一步拓展，以培养新国民。
当天还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规定了初小、高小、中学和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及各科每周教学时数等。
值此改革之初，社会教育亦为当前急务，临时政府深信巩固国家非开民智不可，稳定的共和很大程度上靠公民的智力，而正规的学校教育一时尚难以普及到所有人，于是从社会教育出发，让带有教育性质的机构对那些失学男女或不能就学的青年发挥教育影响。
在这样的理念下，教育部通电各省筹办社会教育，指示自宣讲入手，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形，暂定临时宣讲办法，并配以影画，启迪民智。宣讲标准，应专注此次革新之事实，共和国民之权利义务，及尚武、事业诸端，尤注重公民道德。
这些措施对于安定人心、稳定局势、建立新的教育秩序，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受战争影响而停课或关闭的学校迅速恢复，大批新学校纷纷建立；在教科书编写、教学方法的改进等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闻风而动，组织编写了大批适应新时代的教科书。
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
武昌起义成功，国人精神为之一壮；共和政体确立，国人耳目为之一新。国家政体既已改变，教育亦应随之改变。值此新旧交替之际，各方对新教育之精神、制度与内容，颇多意见。蔡元培身任教育重任，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为顺应当时教育思潮，结合实际需要，主张今后应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为教育宗旨。
军国民教育思想来自德国，就个人言，补充自卫力；就国家言，在求国家之强盛。实利主义思想来自美国，强调“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既包括智育，又包括职业技术教育。就个人言，在补自存力之不足与贫富不均；就国家言，在求国家的富裕。
实利主义教育与军国民教育是从清末教育宗旨延续下来的，却被赋予了重视科学知识、发展经济、收复国土、抑制军阀割据的时代精神。蔡氏又采取法国大革命标举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作为纲领，更用我国儒家古义充实之，成为公民道德教育。
美感教育是达到世界观教育的津樑，世界观教育则是他的教育理想的终极目标，这两者才是他教育思想的宗旨。宗教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改进社会道德，需要以美育代替宗教。通过美感教育，提高人的品质，涵养性灵，以优美代替粗俗，即可化残暴为慈祥。人生美育化，社会也美育化了。大同之治，可以促进；世界观的理想，也就可以实现。
世界观教育乃蔡元培的独创，他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世界观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们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对实体世界则抱积极进取态度。
这五项宗旨互为关联，以德育为中坚，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为基石，世界观教育与美育为延展，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所必需”。前三者为隶属政治者，以教育为达成政治目的之工具；后二者为超轶乎政治者，以教育为完成最高理想而不受现实政治的拘束。军国民主义和实利主义，在于强兵富国，但要教之以公民道德，以避免兵强而变为私斗和侵略，国富而成为智欺愚、强欺弱、贫富悬绝，甚至还会酿成“资本家与劳动家血战之惨剧”。欲养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种哲学上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而涵养此等观念，不可不注重美育。“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意。”
此文发表后，引起教育界的热烈讨论，这五项方针并不为所有人所接受。无论顽固保守人士，还是主张改革的人，未必都能理解美育教育。即便如此，思想主张终无出其右者，他从根本上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确立重视科学、尊重人格的教育思想。
1912年9月，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民国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二道德”。这个宗旨的形成和颁布，标志着中国教育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机构改革
蔡元培以革新者之姿擘画经营教育大计，在教育部的机构设置上，民初将清季的学部官制多所裁并，改学部之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五司为普通教育、专门教育和社会教育三司。普通教育司掌管小学、中学、师范实业、盲哑残废学校及关于地方学务机关等事务；专门教育司掌管大学、专门学校历象、留学及各种学术团体等事务；社会教育司为新设的机构，掌管图书馆、博物院、动植园、美术馆、体育游戏场、感化院及其他一切社会教育事务。蔡氏在欧洲多年，感于各国社会教育发达，而我国年长失学之人占全国之大多数，为提倡成人教育、补习教育起见，以为必有极广泛之社会教育，而后无人无时不可以受教育，乃可教育普及。社会教育破天荒地在教育行政上获得独立地位。
在创建教育部的同时，蔡元培也注意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建设。根据政府颁行的地方行政官制，裁撤各县劝学所，于县公署内设置第三科，管理全县教育事宜；各省提学使司改为教育司，总管全省教育事务。短短数月，从中央到地方，初步建立起了民初教育行政机构的框架。
1912年4月1日，南北统一，袁世凯被选为中华民国总统，教育部迁到北京。新组建的教育部继承发展临时政府建制，由一厅、三司和三参事组成。
当时派系纷争，政党林立，如何跳出党派之争，“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是蔡元培首先考虑的问题。
本着“为事择人”“能者在职”的用人原则，蔡元培对清末学部人员，凡拥护民主共和政体、德才兼备且愿为教育服务者，他都大胆使用。次长范源濂不仅是一位共和党人，还曾是清末学部的参事官。蔡元培深知自己对教育偏于理想，而范源濂注重实践，两人合作，可以取长补短。他不顾国民党内的反对，两次亲访范源濂，对他说：“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如此肝胆相照，使身为共和党员的范源濂欣然应命，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工作。
第一次中央教育会议
在推进临时政府教育部开启的近代教育方面，新教育部继续做出努力，然而国家政局不稳，南北纷争不断，且中国幅员辽阔，省区众多，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在这样的环境下，从无到有建立一套符合国情的教育体制极为困难。
为了征集专家意见，集中全国教育界智慧，帮助政府制定有效的教育政策和学校规程，蔡元培精心筹划并主持召开民国成立后第一次中央教育会议——全国临时教育会议。
临时教育会历时一月，讨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政策与措施，多数转化为政府教育法令。虽然蔡元培于会议召开不久已辞去教育总长职务，但会议实际上是在他的教育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他的主要教育主张最终通过会议得以实现，对实际教育活动产生影响。
辛亥革命后的短短一年，中国教育创制革新良多，发布教育宗旨、学校管理规程、学校系统、小学校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法政专门学校规程、工业专门学校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药学专门学校规程、读音统一会章程、中学校令施行规则等，近代教育体制雏形已现端倪。这次教育改革建立的教育体制和新型学校系统，影响中国教育至深且远。
辛亥革命后，政治鼎革和经济发展带来社会的急剧转型，传统中国迈向近代中国过程中，教育改革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一环。蔡元培和他的同仁们在革故鼎新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為中国教育近代化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作者系文史学者）
蔡元培为前清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使蔡元培深受刺激，深重的民族灾难使他从传统封建仕途觉醒。1898年秋，蔡元培目睹维新运动失败，对清政府完全失望，毅然辞职归乡。他一面投身于创办新式教育机构，一面积极联络同志从事革命运动。
蔡元培先后受聘担任绍兴府中西学堂总理、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从此与教育事业结下不解之缘。他启发青年求知欲望，把这所新式学堂办得有声有色。后又来到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并以丰富的办学实践被推举为首任事务长。中国教育会汇聚各方仁人志士，从事寓革命于教育的活动，颇有影响力。
为深刻了解世界教育发展潮流，他留学德国吸取新知，从源头上考察现代教育的真諦，为改革传统教育、建立现代教育寻求出路。蔡元培广稽博采，融贯新知，探本穷源，形成了他海纳百川的器识和宽厚平和的学术风格。这段留学经历使蔡元培得以站在世界学术前沿，具备超越同时代人的视野、学识和气度。
在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的重大关头，由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人物主管全国教育文化大业，成为时代的选择。
不拘一格用人才
1月5日，临时政府正式任命蔡元培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时蔡元培刚由德国回到上海，孙中山派专车延请他速到南京视事。蔡久居欧洲，于国内教育情形较为隔膜，特邀教育界著名人士蒋维乔襄助为理，又聘请一位会计兼庶务同去南京。
新政府初建，百废待兴，经费紧张。各部先后成立，南京旧官舍都被占用，教育部只有一块牌子，没有办公地点。蔡元培进谒孙中山，请示办公地点。中山先生云：此需自行寻觅。
蔡元培奔走两天毫无结果，无意中遇见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马与蔡为莫逆交，乃慨然允借碑亭巷内务司楼上房屋三大间，为教育部办公处，随即迁入。
1月9日，临时政府教育部正式宣告成立。当时诸事简陋，惟务实际。蔡元培以身示范，自奉俭约，“致以堂堂教育总长，亲诣大总统领印，白咫尺，裹方寸物，乘人力车往返，见者骇为开国史之趣谈”。
教育部成立后，投效者纷至沓来。这时临时政府各部，皆依照官制草案呈荐人员，唯独蔡元培主张：“办理部务，当与办社会事业一例，在正式政府未成立、官制未通过参议院以前，不必呈荐人员。除总次长已由大总统任命外，其余个人，概称部员，不授官职，为事择人，亦不必多设冗员。”
蔡元培不遗余力网罗那些富于革新精神、勇于任事、热心教育的青年才俊。部中的重要人员，如蒋维乔和钟观光，在清末即曾与蔡元培共事于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校，私谊甚笃。钟曾游学日本，回国创办科学仪器馆、实学通艺馆、理科传习所等。蒋维乔在民元教育部中，赞襄擘画，对蔡帮助至大。
他邀请有丰富教育经验的同乡许寿裳来部里工作。许是鲁迅挚友，于是推荐鲁迅，蔡元培欣然同意，三人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友谊。
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的王云五，见报载蔡为新任教育总长，乃本其任教多年经验，写了一份关于改革高等教育的建议书寄蔡，提出废止各省高等学堂，提高中学程度，大学设预科；大学应准许私立，国立大学不仅限于北平，应全国分区各设一所；各省设立专门学校，注重实用等主张。不出十天，他收到元培亲笔信，蔡认为其意见中肯，坚邀来部相助为理。时王氏已应邀出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只为尽其言责，贡献一点有关教育的意见，并无借此求职之意，想不到蔡对这位向未谋面的青年，仅凭一纸意见书，竟特予拔擢。未进过大学门的王云五，日后成为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大学科科长，负责起草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
陆费逵于清末在商务印书馆主编教育杂志，民国元年元旦，在沪创办中华书局，平素颇为留心教育。他在教育杂志发表《敬告民国教育总长》一文，建议宣布教育方针、颁普通学校暂行简章、组织高等教育会议、规定行政权限。蔡元培读过该文，即携蒋维乔去上海登门拜访。谈话中，陆费逵对于蔡元培的意见有所反对，蔡元培不但不以为忤，并请陆费逵和蒋维乔共同起草暂行办法。
教育部一时精英云集，部员工作虽有差别，实际也难免有主办、协办的地位，却没有阶级高低之分。所领津贴，一律为每月三十元。临时政府其他各部，多至百余人，唯教育部仅三十余人，开支最小，且行政效率极高。每日上午九时上班，午后五时散班，照学校规矩，摇铃为号。部员就各人所长，分工任事，草拟规章，呈现出一片蓬勃的气象。鲁迅曾回忆：“说起民元的事来，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擘画大计
当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在南京碑亭巷三间仄隘简陋的办公室里规划民国教育发展蓝图时，他们面临的任务繁重而艰巨。
辛亥革命后，教育思想和方法都有所改变，清末颁布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合乎帝制，而不适合于共和，各省所办学校，在新旧交替之际，将有无所适从的困扰。转瞬新春之后，将是新学期的开学时间，尽快恢复因战争而中断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正常秩序，稳定全国教育大局，成为教育界面临的急迫问题。
当时各省都督府或省议会，鉴于学校急当恢复，发临时学校令，以便推行，但省自为令，日趋分歧，将使全国统一之教育界，忽然分裂。蔡元培认为教育部应制定颁布统一的教育法令，使全国各地学校能有章可循、有规可依，逐渐建立起新的教育秩序。
教育部一面颁布通令，禁止抵触国体之旧制，与国体不抵触者，赞准行用，以维持目前现状；一面从速草拟新学制，为根本之改革，乃令部员数十人，分头拟定大中小各校的学制草案。
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颁布了民国时期第一个教育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内容主要包括：“学校管理上，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堂长改称校长；初小阶段允许男女同校，中学校废止文、实分科，废止毕业生奖励出身；修习年限上，中学及初级师范学校均由五年改为四年；教育内容上，废止小学读经科，注重手工科，三年级以上加设珠算，教科书要符合民国教育宗旨，禁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高等小学以上的体操应注重兵式操。” 这部法令最大进步在于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这种废止两性的权利差别，迈出男女教育平权的一大步。日后蔡元培接掌北大，不顾教育部反对和社会批评，在北大开始招收女生，开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行之二十年，男女同校制便逐渐普遍实行，不但小学、大学，中学也如此。1930年代，日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拜谒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看到中国各级学校男女共同学习，感叹日本没有这样贤明的教育政策，言下为之流泪。这一大进步不得不归功于蔡元培领导的民初教育改革。
“废止小学读经科，注重手工科”也是传统转向近代教育的一大举措，增加实业、自然科学及实用知识方面的教育内容，学生不再囿于传统的经史子集，知识体系得以进一步拓展，以培养新国民。
当天还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规定了初小、高小、中学和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及各科每周教学时数等。
值此改革之初，社会教育亦为当前急务，临时政府深信巩固国家非开民智不可，稳定的共和很大程度上靠公民的智力，而正规的学校教育一时尚难以普及到所有人，于是从社会教育出发，让带有教育性质的机构对那些失学男女或不能就学的青年发挥教育影响。
在这样的理念下，教育部通电各省筹办社会教育，指示自宣讲入手，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形，暂定临时宣讲办法，并配以影画，启迪民智。宣讲标准，应专注此次革新之事实，共和国民之权利义务，及尚武、事业诸端，尤注重公民道德。
这些措施对于安定人心、稳定局势、建立新的教育秩序，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受战争影响而停课或关闭的学校迅速恢复，大批新学校纷纷建立；在教科书编写、教学方法的改进等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闻风而动，组织编写了大批适应新时代的教科书。
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
武昌起义成功，国人精神为之一壮；共和政体确立，国人耳目为之一新。国家政体既已改变，教育亦应随之改变。值此新旧交替之际，各方对新教育之精神、制度与内容，颇多意见。蔡元培身任教育重任，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为顺应当时教育思潮，结合实际需要，主张今后应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为教育宗旨。
军国民教育思想来自德国，就个人言，补充自卫力；就国家言，在求国家之强盛。实利主义思想来自美国，强调“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既包括智育，又包括职业技术教育。就个人言，在补自存力之不足与贫富不均；就国家言，在求国家的富裕。
实利主义教育与军国民教育是从清末教育宗旨延续下来的，却被赋予了重视科学知识、发展经济、收复国土、抑制军阀割据的时代精神。蔡氏又采取法国大革命标举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作为纲领，更用我国儒家古义充实之，成为公民道德教育。
美感教育是达到世界观教育的津樑，世界观教育则是他的教育理想的终极目标，这两者才是他教育思想的宗旨。宗教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改进社会道德，需要以美育代替宗教。通过美感教育，提高人的品质，涵养性灵，以优美代替粗俗，即可化残暴为慈祥。人生美育化，社会也美育化了。大同之治，可以促进；世界观的理想，也就可以实现。
世界观教育乃蔡元培的独创，他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世界观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们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对实体世界则抱积极进取态度。
这五项宗旨互为关联，以德育为中坚，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为基石，世界观教育与美育为延展，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所必需”。前三者为隶属政治者，以教育为达成政治目的之工具；后二者为超轶乎政治者，以教育为完成最高理想而不受现实政治的拘束。军国民主义和实利主义，在于强兵富国，但要教之以公民道德，以避免兵强而变为私斗和侵略，国富而成为智欺愚、强欺弱、贫富悬绝，甚至还会酿成“资本家与劳动家血战之惨剧”。欲养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种哲学上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而涵养此等观念，不可不注重美育。“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意。”
此文发表后，引起教育界的热烈讨论，这五项方针并不为所有人所接受。无论顽固保守人士，还是主张改革的人，未必都能理解美育教育。即便如此，思想主张终无出其右者，他从根本上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确立重视科学、尊重人格的教育思想。
1912年9月，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民国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二道德”。这个宗旨的形成和颁布，标志着中国教育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机构改革
蔡元培以革新者之姿擘画经营教育大计，在教育部的机构设置上，民初将清季的学部官制多所裁并，改学部之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五司为普通教育、专门教育和社会教育三司。普通教育司掌管小学、中学、师范实业、盲哑残废学校及关于地方学务机关等事务；专门教育司掌管大学、专门学校历象、留学及各种学术团体等事务；社会教育司为新设的机构，掌管图书馆、博物院、动植园、美术馆、体育游戏场、感化院及其他一切社会教育事务。蔡氏在欧洲多年，感于各国社会教育发达，而我国年长失学之人占全国之大多数，为提倡成人教育、补习教育起见，以为必有极广泛之社会教育，而后无人无时不可以受教育，乃可教育普及。社会教育破天荒地在教育行政上获得独立地位。
在创建教育部的同时，蔡元培也注意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建设。根据政府颁行的地方行政官制，裁撤各县劝学所，于县公署内设置第三科，管理全县教育事宜；各省提学使司改为教育司，总管全省教育事务。短短数月，从中央到地方，初步建立起了民初教育行政机构的框架。
1912年4月1日，南北统一，袁世凯被选为中华民国总统，教育部迁到北京。新组建的教育部继承发展临时政府建制，由一厅、三司和三参事组成。
当时派系纷争，政党林立，如何跳出党派之争，“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是蔡元培首先考虑的问题。
本着“为事择人”“能者在职”的用人原则，蔡元培对清末学部人员，凡拥护民主共和政体、德才兼备且愿为教育服务者，他都大胆使用。次长范源濂不仅是一位共和党人，还曾是清末学部的参事官。蔡元培深知自己对教育偏于理想，而范源濂注重实践，两人合作，可以取长补短。他不顾国民党内的反对，两次亲访范源濂，对他说：“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如此肝胆相照，使身为共和党员的范源濂欣然应命，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工作。
第一次中央教育会议
在推进临时政府教育部开启的近代教育方面，新教育部继续做出努力，然而国家政局不稳，南北纷争不断，且中国幅员辽阔，省区众多，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在这样的环境下，从无到有建立一套符合国情的教育体制极为困难。
为了征集专家意见，集中全国教育界智慧，帮助政府制定有效的教育政策和学校规程，蔡元培精心筹划并主持召开民国成立后第一次中央教育会议——全国临时教育会议。
临时教育会历时一月，讨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政策与措施，多数转化为政府教育法令。虽然蔡元培于会议召开不久已辞去教育总长职务，但会议实际上是在他的教育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他的主要教育主张最终通过会议得以实现，对实际教育活动产生影响。
辛亥革命后的短短一年，中国教育创制革新良多，发布教育宗旨、学校管理规程、学校系统、小学校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法政专门学校规程、工业专门学校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药学专门学校规程、读音统一会章程、中学校令施行规则等，近代教育体制雏形已现端倪。这次教育改革建立的教育体制和新型学校系统，影响中国教育至深且远。
辛亥革命后，政治鼎革和经济发展带来社会的急剧转型，传统中国迈向近代中国过程中，教育改革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一环。蔡元培和他的同仁们在革故鼎新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為中国教育近代化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