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大腕：在锤炼中涅槃

　　1962年初，文化部发布的二十二大名单虽然没有明确点出排名次序，其实隐约已现：北影厂打头，上影厂其次，然后是长影和八一的新人，各厂内部按资历和年龄排序。论专业实力，上影自然是最优，但他们成长于旧社会“堕落腐化”的十里洋场，要获得新中国银幕的认可，必须经历一番锤炼。
　　赵丹：在《武训传》中永生
　　上影厂的入选名单中，赵丹排在第一。他的确是当时无可争议的影帝，资格老，戏路广。
　　解放初期，赵丹和吴茵、上官云珠、黄宗英联合主演的《乌鸦与麻雀》上映，在上海引起轰动。几乎同时，《武训传》上映，赵丹饰演清末行乞兴建义学的老叫花武训，这个角色将他推上艺术巅峰，也把他沉重地摔到政治谷底。1951年春，对全国尤其是上海的资产阶级文艺批判矛头直指《武训传》。赵丹首当其冲，被剥夺上镜权利5年，下放基层改造，赴朝鲜慰问演出。
　　“文革”中，赵丹在上海监狱里关押了5年多，被打掉牙齿，自嘲以后演老头子都不用化妆了。“四人帮”倒台后，同行纷纷复出，赵丹却失去与张瑞芳、陈强共同出演《大河奔流》的机会。1980年，赵丹含恨去世。
　　赵丹的最后一部电影是感动几代人的《烈火中永生》，据小说《红岩》改编。1964年，他正在上影厂受批判，突然接到北影厂汪洋和于蓝的邀请，出演《烈火中永生》的男主角许云峰。赵丹遂欣然北上。许云峰一身长衫慷慨赴死，成为赵丹最后的银幕形象。
　　上官云珠：脱掉交际花的旗袍
　　上官云珠一直演姨太太、交际花，久而久之成了“坏女人”的代言人。上官在圈里以爱打扮著称。1950年《青青电影》杂志封面中，上官云珠穿着宽大的人民装，俨然是女明星自我改造的榜样。
　　1955年，33岁的上官在反映海南岛游击队事迹的《南岛风云》中饰演女主角游击队护士长符若华。
　　她还是《舞台姐妹》中的商水花；《早春二月》中的寡妇文嫂。这两部感人至深的电影在“文革”中被批为大毒草。造反派抄了她的家，把她藏在衣柜底层的所有旗袍付诸一炬。1968年11月，被屈辱折磨至绝望的上官云珠，从四楼纵身跃下，年仅46岁。
　　白楊、张瑞芳、秦怡、王丹凤、孙道临：进步文艺人士的转型代价
　　抗战时期，白杨、张瑞芳、秦怡活跃在重庆话剧舞台，出演进步戏剧鼓舞后方，三人加上舒绣文，并称大后方“四大名旦”。张瑞芳在周恩来亲自扶持下，多次获得扮演工农兵的机会，成为女演员转型成功第一人。秦怡以《女篮五号》《铁道游击队》持续走红。
　　最受推崇的是白杨，但《武训传》之后，电影界陷入前所未有的冰冻期，白杨和所有演员一样，好几年无戏可演。直到1956年，白杨在《祝福》中饰演祥林嫂一角，得到观众投票产生的“最受欢迎女演员”称号。
　　上影厂的入围明星中，王丹凤出众的相貌以今天的审美标准仍属惊艳。1957年，她出演《护士日记》，在片中亲自演唱的插曲《小燕子》传唱不衰。
　　孙道临本是燕京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1947年毕业后被同学黄宗江拉来演电影。1952年底，孙道临和上影厂十几名演员赴朝鲜慰问演出，在平壤遭遇轰炸，代表团团长被燃烧弹烧死。孙道临内心受到震撼，回国后，他成功塑造了《渡江侦察记》中的李连长、《南岛风云》中的游击队长、《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地下党、《红色的种子》中的政委……入选“二十二大明星”后，孙道临在《早春二月》中本色出演知识分子萧涧秋，和上官云珠、谢芳共同完成了这部逆时代之流的巅峰之作，然而孙道临为此付出的代价是，13年远离影坛。

延安老革命：土八路成模范

　　北京电影圈里的崔嵬、张平、于洋，清一色国字脸、单眼皮、挺阔鼻子，这是革命年代赋予的外形气质。在上海电影人为演不好工农兵而苦恼时，他们早在10年前就已经历过延安文艺整风的洗礼。
　　谢添：悲喜人生，乐观制胜
　　在北影众多老革命中，谢添是个“异类”，解放前他是北京的专业影人，与白杨、黄宗英等有过合作。被北影吸收后，谢添经常扮演资本家、汉奸等反角。后来，谢添另辟蹊径，考进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修班，毕业后边导边演。在国庆10周年献礼影片中，既有谢添导演的《水上春秋》，又有他主演的《林家铺子》。
　　从儿童片《花儿朵朵》《小铃铛》，到喜剧片《锦上添花》，谢添是个敢于尝试的多产导演，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严肃的银幕上，他给观众带来笑声。因为乐观的天性，谢添在老电影人中拥有更长的艺术生命，捱过“文革”劳改后，他导演了《茶馆》，主演了《老人与狗》等多部经典之作。
　　崔嵬：英雄就是他这个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界有“南赵北崔”之说，赵丹和崔嵬有点像金庸笔下的“南慕容北乔峰”，赵丹演技专业，崔嵬胜在本色。老舍评价，赵丹路子宽，装龙像龙，装虎像虎，但有时微露作戏痕迹；崔嵬爽朗大方，演英雄人物，让人觉得英雄就是他那个样子。
　　1938年崔嵬到延安参与筹建鲁艺，同年7月加入共产党。解放战争期间他随军南下，在武汉创办中南艺术学院，1953年担任中南文化局局长。“宣扬改良主义”的《武训传》挨批后，上影编写了“正面教材”《宋景诗》，歌颂与武训同样生活在清末山东的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导演郑君里有意请崔嵬，认为他“从形象到气质完全对头”。崔嵬接到邀请后，立刻乘车到山东聊城农村体验生活。这是崔嵬第一次真正演电影，此前他只演过话剧，唯一一次出镜是在《十字街头》中跑龙套演“卖糖者”。可他一跨上马举起刀，气势就来了。电影上映后，他得了“大帅”外号，不仅因为他在电影里演英雄，更因为他在戏外也有充分的组织能力，像大哥一样照顾大家。
　　1963年，崔嵬导演了他一生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小兵张嘎》。然而在“文革”中，“南赵北崔”成了“南霸天”“北霸天”。崔嵬被诬入狱，在狱中患病，1974年获释，带病又拍了4部电影，一直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1980年因肝癌逝世。 　　张平、陈强、于蓝、田华、于洋：年轻的老革命挑大梁
　　1937至1938年，张平、陈强、于蓝，三个年轻人，分别从上海、太原、北平秘密动身前往延安。在知识青年奔延安的大潮中，他们在共产党的文艺殿堂鲁迅艺术学院里成长。抗战胜利后，他们以解放军“接收干部”的身份挺进东北，组建电影制片厂（即后来的长影），继而又走向首都北京。
　　张平四方大脸五官端正，是亲切正义的党员干部专业户。于蓝多次出演坚贞不屈的女党员。陈强在延安以黄世仁成就“恶名”，到东北后虽然也演了很多正面角色，但后來还是服从领导安排，在电影《白毛女》中再演黄世仁，成为新中国银幕第一反派。
　　在电影中与陈强配戏演喜儿的，是22岁的华北军区文工团演员田华。田华11岁就离开贫苦家庭到晋察冀军区当了“文艺小兵”，16岁入党。《白毛女》1951年上映后，买票观影人次达5亿，与当时全国人口数相同。
　　于洋的经历令一般的“文艺兵”难以企及。1946年，15岁的于洋参军成为侦察员，小小年纪就参加了四平保卫战、长春围歼战。1958年他在《英雄虎胆》中演了一名潜伏在土匪窝中的侦察科长。这部电影使于洋成为明星，也使他在“文革”中受到批判，说他演得“比国民党还像国民党，比土匪还像土匪”。

影坛新生代：共和国青春偶像

　　他们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是建国后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年轻演员。相比于北影老一辈革命影人，他们的美丽又不同于上海明星的“洋气”。他们符合新中国全新的审美标准：健康，积极，明媚。
　　谢芳、祝希娟：旋律不同的青春之歌
　　1959年，谢芳被崔嵬相中主演《青春之歌》。饰演“进步女学生林道静”的她一炮走红。“文革”之前，谢芳只演了三部电影。除了《青春之歌》，还有《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
　　祝希娟与谢芳形象气质大相径庭，但同时走红，并列为“少女偶像”。祝希娟五官粗犷，小时候被叫做假小子。1959年，谢晋在上海戏剧学院挑选红军女战士吴琼花时，要的就是这样粗眉毛大嗓门的假小子。因为《红色娘子军》，第一次演电影的祝希娟一举夺得首届百花奖影后桂冠，与老将崔嵬同台领奖。并且仅凭这一部电影，她就跻身“二十二大明星”，1962年她才24岁，是所有入选演员中年龄最小、资历最浅的。
　　王心刚、王晓棠：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
　　王心刚生长于东北，1949年中学毕业应征入伍，成为文工团话剧演员。出众的外形条件使他迅速成长为银幕“梦中情人”，他扮演的党代表洪常青几乎抢了所有“红色娘子军”的风头。
　　更令当时人们狂热的是《海鹰》，导演严寄洲大胆地在片中设置了“金童玉女”，由王心刚、王晓棠扮演年轻革命夫妇。后来他们又联合主演了《野火春风斗古城》，“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传为一时佳话。
　　1952年，18岁的王晓棠报考总政文工团。总政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只挖名角，暂时不招“白丁”。可王晓棠的美貌和丰富的戏曲知识，让负责招生的黄宗江震惊了，妹妹黄宗英、妹夫赵丹也觉得这孩子条件太出众，三人共同努力，使王晓棠成为总政唯一的特招对象。
　　几年后，这朵名花就被电影界挖走了。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后参演《英雄虎胆》，她跟于洋搭档，饰演女特务阿兰，一个风情万种、尚存天真的“坏女孩”。都说陈强是“二十二大明星”中唯一的反派演员，其实严格意义上说，王晓棠的入选也是因为成功饰演了反派。
　　李亚林、张圆、庞学勤、金迪：流星般的时代宠儿
　　李亚林、金迪，今天看来是两个有点陌生的名字，他们的成名作《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是一部“大跃进”时代的主旋律电影。在热火朝天的劳动中，三个小伙子同时爱上金迪扮演的先进女青年，最终李亚林扮演的复员军人获得姑娘芳心。李亚林和金迪的形象，成为当时有志青年的标杆。
　　庞学勤与王心刚、张勇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并称“四大英俊小生”。他出身于武工队，相貌比王心刚更多了几分英气，在《古刹钟声》《战火中的青春》扮演硬派军人。张圆入选主要凭借《笑逐颜开》，她扮演了一个摆脱家庭羁绊走向社会的新中国新妇女，这是当时很时髦的现实题材，入选了国庆10周年18部献礼片。
　　四位长春电影厂的影坛新人，入选“二十二大明星”时备受艳羡。他们的确很幸运，年少成名，但他们对于成名并没有主动选择权。“文革”中，造反派狠斗长影厂厂长亚马，逼他交待为什么力保没有任何背景的金迪入选“二十二大明星”。亚马百口莫辩，1961年底，上级通知金迪拍明星标准照时，连厂领导都不知道是做什么用。
　　今天，因为他们的银幕形象具有过于鲜明的时代特征，曾红极一时的明星们，被选择性地遗忘，成为老一辈人才会偶尔提起的绚丽流星。（来源：《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