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中国音乐史学，是根植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学科。以世界视野对其进行研究，有利的促进了它的发展。本文旨在从“比较音乐学”及“多重证据法”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以揭示世界视野在中国音乐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世界视野 比较音乐学 多重证据法 中国音乐史学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为研究近代以来世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创立的。要想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各种重大关系，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就应该充分学习和熟练掌握世界历史理论，培养以世界的眼光和全球视野看待事物的眼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中说道：
“毋庸讳言，马克思未能看到二十世纪以来发生的科技革命、知识经济、跨国公司及其所推动的人类生产力的超乎想象的发展和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也没有考虑到资源短缺、生态危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严重影响，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由于对资本主义自我调节能力、民族性的重要作用的估计有所不足，因而对世界历史时代持续时间的预判也明显过短，但这些都不能作为否定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根据。相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包含的那种广阔的世界视野、深邃的历史眼光、科学的态度和人类解放的情怀，对于我们分析当代世界发展趋势、处理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各种重大问题，仍然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从王光祈的“比较音乐学”开始，到当今研究中的“多重证据法”等多种研究方法都是对西方科学研究方法的借鉴与学习。世界视野应用于学术中，最核心的是如何将外来文化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进行合理的融合。世界视野在中国音乐史专业研究中的运用很多，本文仅从中国音乐史对于“比较音乐学”的运用以及“多重证据法”的运用方面进行佐证探讨。
一、世界视野与“比较音乐学”
世界视野对于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的“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比较音乐学”最显著的性质就是跨越文化、跨越民族（或族群）、跨越国界，乃至跨越语言。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是在“跨视域”的基础上，用来区别于民族（族群）音乐研究或国别音乐研究的。日本学者竹内敏雄认为“比较音乐学”是“比较研究诸民族音乐的学问”。这里所说的“诸民族音乐”其实是稍显笼统的说法。“比较音乐学”的代表人物王光祈，于1920年远赴德国留学，1923年转而攻读音乐，1927年入读柏林大学，且专攻音乐学专业，1934年取得波恩大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可以说是东方民族音乐之滥觞。德国留学期间，王光祈先生在其老师——霍恩博斯特尔的影响下，将比较音乐的视域划分为中国、希腊以及波斯—阿拉伯三大体系。这三大体系本身就是“全球化视野”的表现。他的另一位老师——萨克斯则从“异民族”的角度提出一种以欧洲音乐为中心去研究欧洲以外的民族音乐的视角。王光祈虽然受到其老师霍恩博斯特尔以及萨克斯的跨视域文化视野的影响，但他对待不同民族音乐的客观历史事实，就有不同的文化态度。
这种“比较音乐学”研究，充分地体现了“世界视野”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正是这样的全球视野，使得我们能够达到“以彼观己”的广阔视野维度。对其他民族的音乐进行了解和把握，并将中华民族传统音乐与之对比，能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华民族音乐之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性，更能展现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底蕴。同时，也正是这样的对比研究，让我们看到中国音乐所存在的不足。这就要求我们要辩证地对待中华民族的优秀音乐文化，既要“说其长”，也要“道其短”。从而不断完善，实现“文化自信”。
二、世界视野与“多重证据法”
世界视野对“多重证据法”在中国音乐史学中的发展及运用具有促进及扩充作用。“多重证据法”是指多种证据彼此渗透结合，从而得出客观真相的科学证据法则。其对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多重证据法”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指導和辅助作用。源于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一方面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学传统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他结合一系列考古发现的新材料进行史学研究，这是对西方近代史学研究方法的采纳。21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进入中国，以“二重证据法”为基础诞生的“多重证据法”应运而生。在中国音乐史学中表现为对“文献典籍”“文物考古”“口传证据”等多种材料对同一事物的相互佐证。
证据法则在近代西方发展的背景为启蒙运动，这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思想文化领域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肖艳老师的书中提到：“人文主义”史学的成就在18世纪前后，就已经被西方近代史学继承与发扬。在新的时代下，西方史学更是被推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实际上，18世纪开始，许多历史上零散的成果之间的联系及其必然性才被揭示。书中指出：发现史料、考订史料，建立客观的历史知识就是历史学家的工作。无论西方或是中国的史学界“多重证据法”均为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法则。在西方，“历史”之意为调查报告，表示作者亲眼目睹或依据所见之历史纪念物，来探寻其背后的历史故事，加以记录的。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用水位变化测王冠的黄金含量这一例子表明从那时起，西方便开始用“证据与科学”证明某些问题。运用中外一体、世界视野对中国音乐历史进行研究，有力的促进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与中国音乐历史之融合。
音乐学界公认的一代宗师杨荫浏先生知识渊博、视野广泛、学术成果颇丰。其研究成果几乎涉及音乐学界的所有门类，包括音乐史、乐律学、占卜学、西方宗教音乐、乐器学、乐种学、戏曲学、考古学、曲艺学、译著、诗歌、创作，等等。作为20世纪十分重要的两部音乐史著述，杨荫浏先生的《中国音乐史纲》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是产生于不同时间点的研究成果。在这两部著作之间的这段时期是中国音乐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多重证据法”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考古学与民族音乐学相继开始发展，以杨荫浏为代表的音乐史学家开始不仅仅从“文献到文献”，而是结合考古学、民族音乐等学科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广泛传播，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学术理念，使得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更为理性。既重视传统的文献资料，又吸收考古发现的各种实物及图像，同时还吸收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调查运用各种“活”材料，十分严谨。其中，缪天瑞先生对杨荫浏先生的评价为：“杨荫浏先生撰写中国古代音乐史，抛弃了‘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习，而通过他对民族民间音乐演奏演唱的实践和民间音乐调查研究的成果，来深入理解传统音乐文献，赋予传统音乐文献以真实的涵义。这就是他能写出光辉著作《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等的关键所在。” 杨荫浏先生在研究过程中，意识到音乐史研究需要运用和把握多重资料与多重学科的考证研究方法。乐器研究方面，杨先生用大概三年的时间，做了大量箫和笛子，他说：“因为当时没有测音仪器，我晓得用耳朵听的音准，从音响学来说，每个人的耳朵是有一定的误差的，如果那样写出来是不够科学的……”杨先生认为要依据音响学的知识进行测音，这样才更为科学。
随着全球化视野的不断发展，西方现代思想学术视野下的证据法则对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包括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两种。客观主义的史料考证原则为重视证据的来源与运用。“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方法可以确保史料的准确性。其中“外证”指的是，为了证实历史的真实性，而对各民族、各区域的相关史料、相关著作以及其他的相关记录等内容进行对比性研究的方法。而“内证”则指的是：为了判断史料的真伪，将作者的身世、性格、心理状态以及所处的立场等与著述内部的情况相互联系、相互佐证的方法。实证主义史学指的是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用于历史研究中去探寻客观史实背后的规律与必然性。与客观主义相比较，实证主义更加强调从材料发现、归纳总结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继承性和规律性。
三、结语
本文通过对世界视野下“比较音乐学”及“多种证据法”的论述。旨在表明，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发展，有赖于全球化的世界視野的提升。
首先，王光祈之“比较音乐学”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世界音乐进行了论述，是中国“比较音乐学”发展先锋人物。他之所以能够打破只用中国音乐的思维研究中国音乐史的僵局，就是因为他具有根植于内心的民族传统文化做支撑，同时，他又接受了外国思维和知识体系。这样一种全球化的视野使得他走在了音乐史学研究的前列，为后辈们走出一条科学之路来。
其次，“多重证据法”在中国音乐史学中的产生与应用也是基于马克思“世界视野”的影响。这使得中国音乐史学研究走出了“从文献到文献”的单一性，丰富了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方法与途径的多样性。为后辈指引了一条科学之路。从杨荫浏先生等众多前辈对“多重证据法”的重视即可看出，学习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规范，能有力促进中国音乐史学的成长。这就要求学术研究者要始终以宽容、开放的心态，以全球化的视野看待学术研究。当然，在吸收与借鉴外来文化的过程中，要用辩证的哲学眼光看问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将外来文化之精华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49页.
[2][日]竹内敏雄：《美学百科辞典》，池学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3][德]库克·萨克斯：《比较音乐学》，林胜仪译，全音乐谱出版社，1982年.
[4]肖艳：《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与深化——中国音乐史学史证范式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5]华尉芳，伍雍谊：《杨荫浏评传》[J]，中国音乐学一代宗师杨荫浏（纪念集），（台湾）中国民族音乐学会，1992年.
[6]杨荫浏：《音乐史问题漫谈》[J]，音乐艺术，1980年.
关键词：世界视野 比较音乐学 多重证据法 中国音乐史学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为研究近代以来世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创立的。要想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各种重大关系，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就应该充分学习和熟练掌握世界历史理论，培养以世界的眼光和全球视野看待事物的眼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中说道：
“毋庸讳言，马克思未能看到二十世纪以来发生的科技革命、知识经济、跨国公司及其所推动的人类生产力的超乎想象的发展和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也没有考虑到资源短缺、生态危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严重影响，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由于对资本主义自我调节能力、民族性的重要作用的估计有所不足，因而对世界历史时代持续时间的预判也明显过短，但这些都不能作为否定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根据。相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包含的那种广阔的世界视野、深邃的历史眼光、科学的态度和人类解放的情怀，对于我们分析当代世界发展趋势、处理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各种重大问题，仍然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从王光祈的“比较音乐学”开始，到当今研究中的“多重证据法”等多种研究方法都是对西方科学研究方法的借鉴与学习。世界视野应用于学术中，最核心的是如何将外来文化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进行合理的融合。世界视野在中国音乐史专业研究中的运用很多，本文仅从中国音乐史对于“比较音乐学”的运用以及“多重证据法”的运用方面进行佐证探讨。
一、世界视野与“比较音乐学”
世界视野对于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的“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比较音乐学”最显著的性质就是跨越文化、跨越民族（或族群）、跨越国界，乃至跨越语言。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是在“跨视域”的基础上，用来区别于民族（族群）音乐研究或国别音乐研究的。日本学者竹内敏雄认为“比较音乐学”是“比较研究诸民族音乐的学问”。这里所说的“诸民族音乐”其实是稍显笼统的说法。“比较音乐学”的代表人物王光祈，于1920年远赴德国留学，1923年转而攻读音乐，1927年入读柏林大学，且专攻音乐学专业，1934年取得波恩大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可以说是东方民族音乐之滥觞。德国留学期间，王光祈先生在其老师——霍恩博斯特尔的影响下，将比较音乐的视域划分为中国、希腊以及波斯—阿拉伯三大体系。这三大体系本身就是“全球化视野”的表现。他的另一位老师——萨克斯则从“异民族”的角度提出一种以欧洲音乐为中心去研究欧洲以外的民族音乐的视角。王光祈虽然受到其老师霍恩博斯特尔以及萨克斯的跨视域文化视野的影响，但他对待不同民族音乐的客观历史事实，就有不同的文化态度。
这种“比较音乐学”研究，充分地体现了“世界视野”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正是这样的全球视野，使得我们能够达到“以彼观己”的广阔视野维度。对其他民族的音乐进行了解和把握，并将中华民族传统音乐与之对比，能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华民族音乐之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性，更能展现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底蕴。同时，也正是这样的对比研究，让我们看到中国音乐所存在的不足。这就要求我们要辩证地对待中华民族的优秀音乐文化，既要“说其长”，也要“道其短”。从而不断完善，实现“文化自信”。
二、世界视野与“多重证据法”
世界视野对“多重证据法”在中国音乐史学中的发展及运用具有促进及扩充作用。“多重证据法”是指多种证据彼此渗透结合，从而得出客观真相的科学证据法则。其对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多重证据法”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指導和辅助作用。源于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一方面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学传统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他结合一系列考古发现的新材料进行史学研究，这是对西方近代史学研究方法的采纳。21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进入中国，以“二重证据法”为基础诞生的“多重证据法”应运而生。在中国音乐史学中表现为对“文献典籍”“文物考古”“口传证据”等多种材料对同一事物的相互佐证。
证据法则在近代西方发展的背景为启蒙运动，这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思想文化领域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肖艳老师的书中提到：“人文主义”史学的成就在18世纪前后，就已经被西方近代史学继承与发扬。在新的时代下，西方史学更是被推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实际上，18世纪开始，许多历史上零散的成果之间的联系及其必然性才被揭示。书中指出：发现史料、考订史料，建立客观的历史知识就是历史学家的工作。无论西方或是中国的史学界“多重证据法”均为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法则。在西方，“历史”之意为调查报告，表示作者亲眼目睹或依据所见之历史纪念物，来探寻其背后的历史故事，加以记录的。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用水位变化测王冠的黄金含量这一例子表明从那时起，西方便开始用“证据与科学”证明某些问题。运用中外一体、世界视野对中国音乐历史进行研究，有力的促进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与中国音乐历史之融合。
音乐学界公认的一代宗师杨荫浏先生知识渊博、视野广泛、学术成果颇丰。其研究成果几乎涉及音乐学界的所有门类，包括音乐史、乐律学、占卜学、西方宗教音乐、乐器学、乐种学、戏曲学、考古学、曲艺学、译著、诗歌、创作，等等。作为20世纪十分重要的两部音乐史著述，杨荫浏先生的《中国音乐史纲》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是产生于不同时间点的研究成果。在这两部著作之间的这段时期是中国音乐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多重证据法”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考古学与民族音乐学相继开始发展，以杨荫浏为代表的音乐史学家开始不仅仅从“文献到文献”，而是结合考古学、民族音乐等学科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广泛传播，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学术理念，使得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更为理性。既重视传统的文献资料，又吸收考古发现的各种实物及图像，同时还吸收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调查运用各种“活”材料，十分严谨。其中，缪天瑞先生对杨荫浏先生的评价为：“杨荫浏先生撰写中国古代音乐史，抛弃了‘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习，而通过他对民族民间音乐演奏演唱的实践和民间音乐调查研究的成果，来深入理解传统音乐文献，赋予传统音乐文献以真实的涵义。这就是他能写出光辉著作《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等的关键所在。” 杨荫浏先生在研究过程中，意识到音乐史研究需要运用和把握多重资料与多重学科的考证研究方法。乐器研究方面，杨先生用大概三年的时间，做了大量箫和笛子，他说：“因为当时没有测音仪器，我晓得用耳朵听的音准，从音响学来说，每个人的耳朵是有一定的误差的，如果那样写出来是不够科学的……”杨先生认为要依据音响学的知识进行测音，这样才更为科学。
随着全球化视野的不断发展，西方现代思想学术视野下的证据法则对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包括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两种。客观主义的史料考证原则为重视证据的来源与运用。“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方法可以确保史料的准确性。其中“外证”指的是，为了证实历史的真实性，而对各民族、各区域的相关史料、相关著作以及其他的相关记录等内容进行对比性研究的方法。而“内证”则指的是：为了判断史料的真伪，将作者的身世、性格、心理状态以及所处的立场等与著述内部的情况相互联系、相互佐证的方法。实证主义史学指的是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用于历史研究中去探寻客观史实背后的规律与必然性。与客观主义相比较，实证主义更加强调从材料发现、归纳总结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继承性和规律性。
三、结语
本文通过对世界视野下“比较音乐学”及“多种证据法”的论述。旨在表明，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发展，有赖于全球化的世界視野的提升。
首先，王光祈之“比较音乐学”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世界音乐进行了论述，是中国“比较音乐学”发展先锋人物。他之所以能够打破只用中国音乐的思维研究中国音乐史的僵局，就是因为他具有根植于内心的民族传统文化做支撑，同时，他又接受了外国思维和知识体系。这样一种全球化的视野使得他走在了音乐史学研究的前列，为后辈们走出一条科学之路来。
其次，“多重证据法”在中国音乐史学中的产生与应用也是基于马克思“世界视野”的影响。这使得中国音乐史学研究走出了“从文献到文献”的单一性，丰富了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方法与途径的多样性。为后辈指引了一条科学之路。从杨荫浏先生等众多前辈对“多重证据法”的重视即可看出，学习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规范，能有力促进中国音乐史学的成长。这就要求学术研究者要始终以宽容、开放的心态，以全球化的视野看待学术研究。当然，在吸收与借鉴外来文化的过程中，要用辩证的哲学眼光看问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将外来文化之精华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49页.
[2][日]竹内敏雄：《美学百科辞典》，池学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3][德]库克·萨克斯：《比较音乐学》，林胜仪译，全音乐谱出版社，1982年.
[4]肖艳：《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与深化——中国音乐史学史证范式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5]华尉芳，伍雍谊：《杨荫浏评传》[J]，中国音乐学一代宗师杨荫浏（纪念集），（台湾）中国民族音乐学会，1992年.
[6]杨荫浏：《音乐史问题漫谈》[J]，音乐艺术，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