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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汉时期赋税
秦王嬴政纵横捭阖、远交近攻，建立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制王朝—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结束了自春秋起五百年来分裂割据的局面，他自称始皇帝。秦始皇中央集权，实行集权专政，推行郡县制，统一货币、度量衡，以法律形式确立土地私有制。公元前216年，秦始皇颁布“使黔首自实田”[1]的法令，明确土地私有而且可以买卖。这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秦代的赋税分为田租、口租、力役三种，田租按亩计征“泰半之赋”，即税率为2/3；口赋为人头税，每口1000钱；力役更甚，秦始皇命令修建长城和骊山皇陵。汉董仲舒评价说：“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李斯担任丞相，秦王朝横征暴敛的赋税政策，与李斯的治税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至秦二世即位，李斯鉴于当时的政治危机，主张调整赋役政策，轻徭薄赋，但最终遭到秦二世的坚决反对，于是秦王朝失去了一次调整赋税政策、挽救政权的机会。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随后刘邦、项羽的起义军把秦王朝推翻了。繁重的徭役赋税动摇了统治根基，直接导致了秦王朝的覆灭。
汉王朝（公元前202～公元220年）是继秦朝之后强盛的大一统帝国。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定都长安），自汉高祖至汉景帝刘启时期的寒汉朝，经济实力缓慢上升。至汉武帝时期，大汉王朝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霍去病越千里大漠打败匈奴，封狼居胥而还，张骞出西域首次开辟著名的“丝绸之路”，史称“汉武盛世”。公元9年，王莽篡夺政权，西汉结束。公元25年，刘秀称帝，建立东汉，定都洛阳，开创了“光武中兴”。
汉代的赋税制度基本上沿着“轻徭薄赋”之一主线展开，这是西汉王朝反思秦亡教训的结果，也是西汉王朝建立初期经济凋敝的产物。汉代休养生息，轻田租十五税一，汉文帝时改为三十税一，汉景帝以后三十税一成为定制。汉文帝、景帝重视农业，几次宣布“除田半租”或“除田之租税”。“文景之治”的出现与轻徭薄赋的赋税治国理念是分不开的。
汉初思想家陆贾向汉高祖提出“希力役而省贡献”的赋税政策，即减少力役征发，减低税率，减免赋税。汉代政治家晁错、思想家董仲舒、文学家刘向都曾提出“轻徭薄赋”的思想。晁错提出“入粟拜爵”的赋税激励方法，即提高粮食的地位，国家根据百姓纳粮多少授予其高低不同的爵位，犯罪的人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可以免除刑罚。贵粟之道，在于增加财政储备，然后减免贫穷农户的田赋负担。董仲舒上奏汉武帝，强调“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
汉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86年）著《史记》，流传千古。《史记》颂赞汉高祖实行“量利禄，度官用，以赋予民”的赋税政策，即严格测算官吏俸禄和政府开支，然后根据支出要求，向人民征收赋税。这其实就是“量出以制入”的赋税征收思想。
汉代还有一位人物对中国税制有杰出贡献，不能不提，那就是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王莽以外戚掌权，初始元年（公元8年）称帝，改国号为新，世称外戚篡权。暂不提篡权是非，王莽治税政策有着历史性的变革：其一，开工商征税之先河，要求渔猎、畜牧、纺织、医巫、交易无不有税。《汉书·食货志》载：“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纤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其二，比较注重征收财产税和所得税，核实财产数额，征收1/30的财产税，渔猎农桑、刺绣印染等工商收入必须以扣除经营成本后的纯利为征税对象，实质上属于所得税。一般认为所得税是1799年英国人创造的，其实是王莽首次提出以“纯利征税”思想。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赋税
魏晋南北朝，起自三国，迄于隋统一中国（公元220～公元589年），中国处于一个分崩离析状态，基本上是不统一的，前后历时370年。这是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魏、蜀、吴三国争霸，逐鹿中原，成三足鼎立之势。公元220年，曹丕篡夺汉室政权，在许昌称帝，迁都洛阳，建立魏国。至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灭蜀、吴两国，统一中国，定都洛阳，史称西晋（公元265～公元317年）。西晋短暂统一，不久北方的少数民族乘虚而入，纷纷入驻中原，建立大大小小十六个国家，史称十六国。316年西晋灭，史称“五胡乱华”。37年，晋室南渡，司马睿在江南建邺建立东晋（公元317～420年）。两晋时期少数民族迁至中原，加强了民族融合，被人南迁，开发了江南。两晋总历时156年。公元420年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建立北魏政权。此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西魏后来分别为北齐、北周所代替。而南方的东晋先后被宋、齐、梁、陈相继替代，是为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589年）。这是一个历史大分裂的时代，恰恰也是中国各民族大融合的时代。
三国时期，由于战乱，社会正常的生产活动被打乱，曹操意识到不能坐等农业生产自然恢复，必须利用空荒土地兴办屯田，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颁布《置屯田令》，始兴屯田储粮。曹操在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实行租调制以适应战乱，使田租和户调成为最大宗的赋税。“租”是田租，大家都理解；“调”是政府额外征调物品，即临时征收的附加税。曹操把称为“调”的附加税加以固定化，且按户征收，称为“户调”。这一税改使赋税征收手续大为简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公平税负。户调作为一种新的赋税制度，有利于促进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但由于户调从户而税，为了避税，累世同居不肯分灶，形成中国古代大家庭格局。曹操税制改革调整了农民的赋役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创造一个可以长久依靠的赋税基础。
三国鼎足之势形成，税制有所不同。曹丕称帝，改赋税为什一税，提高了整体税负。刘备蜀国称帝，几乎全部继承汉制，战乱时期税负高、劳动生产率低，粮食生产匮乏，白帝城托孤后，诸葛亮对蜀锦手工业颇为重视，蜀锦贸易成为蜀汉的重要财源，以至诸葛亮说：“今民贫国困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2]。诸葛亮七出祁山，九伐中原，但最终还是因为军备粮草不足而以失败告终。孙权雄踞江南，为维护政权，采取重徭厚役的敛财政策，其子孙皓残暴无道，徭役更重，最后孙皓投降晋国。 公元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篡魏，建立晋朝，为晋武帝。公元280年晋灭吴实现统一。西晋在全国推行“占田制”和“课田制”。占田制是指每户农民都可占有一定面积的根地，占地不足可开垦荒地补足。课田制是指每户农民课税的田地亩数是固定的，若占田超过课田，超过部分则为免税田，这就鼓励农民开垦荒地。但西晋王朝的劣迹在于对官员按级别给予占田、荫客、荫亲属三项免税特权，造就了豪强地主势力，助长上层社会奢侈之风。
西晋初年，儒学思想家、文学家傅玄提出治税三原则，颇令后世佩服：“度时宜而立制”反对在天下安定时仍不断加重赋税，“量民力以役赋”反对超过人民负担能力的横征暴敛，“所务公而制有常”要求政府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制定政策。傅玄治税三原则有其独到和高明之处，将前人的思想合理、科学的成分加以综合归纳，在更高层次上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原则，包含“公平”、“确定”、“便利”等思想，这比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威廉配第的税收原则早提出1000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东晋建立了度田制，度田制采取什一税，每亩征税三斗，这是比较重的赋税。课田制废除，大量北方人口南迁，造成南方土地占有不均衡。但度田制取消了北方人和南方人的差别，也取消了官吏、豪强大户与自耕农的差别，使政府收入大大增加。
北魏时期，中国北方连续多年的战乱破坏，造成北方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停滞。北魏统一之后，北方的农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直到北魏后期，北方的工商业和手工业才得以发展，为盐铁专卖和各种工商杂税的征收创造了条件。
北魏孝文帝重视改制，其重心在于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全面变革，创立了均田制和新租调制。均田制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发端及推动者是李安世，他在《均田疏》中详细阐述以下内容：其一，土地类别与土地性质划分，一是国有，一是私有；其二，授田对象明确规定；其三，授田数量明确界定；其四，授田与还田的具体办法，这是土地国有与私有的转换，是一种创造性产权。因此，北魏的均田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成文法。新租调制是李冲首先提出来的，该制度规定按照一夫一妇缴税，而不是按照一家一户，这样豪强大户地主缴税就比以前增加了，大量的隐户显露出来，纳税人口迅速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明显增加。贫民的缴税相对减少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税史上一个重要的思考、创新、变化的时期，虽然有阵痛，虽然有冲突，但租调制、占田制、课田制、均田制等赋税改革思想得到了实践推行，其对后世赋税实践的价值和影响不可估量。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
注：
[1] 使百姓自己申报自己实际拥有的土地数量。
[2] 《三国志》
秦王嬴政纵横捭阖、远交近攻，建立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制王朝—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结束了自春秋起五百年来分裂割据的局面，他自称始皇帝。秦始皇中央集权，实行集权专政，推行郡县制，统一货币、度量衡，以法律形式确立土地私有制。公元前216年，秦始皇颁布“使黔首自实田”[1]的法令，明确土地私有而且可以买卖。这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秦代的赋税分为田租、口租、力役三种，田租按亩计征“泰半之赋”，即税率为2/3；口赋为人头税，每口1000钱；力役更甚，秦始皇命令修建长城和骊山皇陵。汉董仲舒评价说：“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李斯担任丞相，秦王朝横征暴敛的赋税政策，与李斯的治税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至秦二世即位，李斯鉴于当时的政治危机，主张调整赋役政策，轻徭薄赋，但最终遭到秦二世的坚决反对，于是秦王朝失去了一次调整赋税政策、挽救政权的机会。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随后刘邦、项羽的起义军把秦王朝推翻了。繁重的徭役赋税动摇了统治根基，直接导致了秦王朝的覆灭。
汉王朝（公元前202～公元220年）是继秦朝之后强盛的大一统帝国。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定都长安），自汉高祖至汉景帝刘启时期的寒汉朝，经济实力缓慢上升。至汉武帝时期，大汉王朝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霍去病越千里大漠打败匈奴，封狼居胥而还，张骞出西域首次开辟著名的“丝绸之路”，史称“汉武盛世”。公元9年，王莽篡夺政权，西汉结束。公元25年，刘秀称帝，建立东汉，定都洛阳，开创了“光武中兴”。
汉代的赋税制度基本上沿着“轻徭薄赋”之一主线展开，这是西汉王朝反思秦亡教训的结果，也是西汉王朝建立初期经济凋敝的产物。汉代休养生息，轻田租十五税一，汉文帝时改为三十税一，汉景帝以后三十税一成为定制。汉文帝、景帝重视农业，几次宣布“除田半租”或“除田之租税”。“文景之治”的出现与轻徭薄赋的赋税治国理念是分不开的。
汉初思想家陆贾向汉高祖提出“希力役而省贡献”的赋税政策，即减少力役征发，减低税率，减免赋税。汉代政治家晁错、思想家董仲舒、文学家刘向都曾提出“轻徭薄赋”的思想。晁错提出“入粟拜爵”的赋税激励方法，即提高粮食的地位，国家根据百姓纳粮多少授予其高低不同的爵位，犯罪的人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可以免除刑罚。贵粟之道，在于增加财政储备，然后减免贫穷农户的田赋负担。董仲舒上奏汉武帝，强调“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
汉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86年）著《史记》，流传千古。《史记》颂赞汉高祖实行“量利禄，度官用，以赋予民”的赋税政策，即严格测算官吏俸禄和政府开支，然后根据支出要求，向人民征收赋税。这其实就是“量出以制入”的赋税征收思想。
汉代还有一位人物对中国税制有杰出贡献，不能不提，那就是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王莽以外戚掌权，初始元年（公元8年）称帝，改国号为新，世称外戚篡权。暂不提篡权是非，王莽治税政策有着历史性的变革：其一，开工商征税之先河，要求渔猎、畜牧、纺织、医巫、交易无不有税。《汉书·食货志》载：“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纤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其二，比较注重征收财产税和所得税，核实财产数额，征收1/30的财产税，渔猎农桑、刺绣印染等工商收入必须以扣除经营成本后的纯利为征税对象，实质上属于所得税。一般认为所得税是1799年英国人创造的，其实是王莽首次提出以“纯利征税”思想。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赋税
魏晋南北朝，起自三国，迄于隋统一中国（公元220～公元589年），中国处于一个分崩离析状态，基本上是不统一的，前后历时370年。这是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魏、蜀、吴三国争霸，逐鹿中原，成三足鼎立之势。公元220年，曹丕篡夺汉室政权，在许昌称帝，迁都洛阳，建立魏国。至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灭蜀、吴两国，统一中国，定都洛阳，史称西晋（公元265～公元317年）。西晋短暂统一，不久北方的少数民族乘虚而入，纷纷入驻中原，建立大大小小十六个国家，史称十六国。316年西晋灭，史称“五胡乱华”。37年，晋室南渡，司马睿在江南建邺建立东晋（公元317～420年）。两晋时期少数民族迁至中原，加强了民族融合，被人南迁，开发了江南。两晋总历时156年。公元420年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建立北魏政权。此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西魏后来分别为北齐、北周所代替。而南方的东晋先后被宋、齐、梁、陈相继替代，是为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589年）。这是一个历史大分裂的时代，恰恰也是中国各民族大融合的时代。
三国时期，由于战乱，社会正常的生产活动被打乱，曹操意识到不能坐等农业生产自然恢复，必须利用空荒土地兴办屯田，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颁布《置屯田令》，始兴屯田储粮。曹操在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实行租调制以适应战乱，使田租和户调成为最大宗的赋税。“租”是田租，大家都理解；“调”是政府额外征调物品，即临时征收的附加税。曹操把称为“调”的附加税加以固定化，且按户征收，称为“户调”。这一税改使赋税征收手续大为简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公平税负。户调作为一种新的赋税制度，有利于促进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但由于户调从户而税，为了避税，累世同居不肯分灶，形成中国古代大家庭格局。曹操税制改革调整了农民的赋役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创造一个可以长久依靠的赋税基础。
三国鼎足之势形成，税制有所不同。曹丕称帝，改赋税为什一税，提高了整体税负。刘备蜀国称帝，几乎全部继承汉制，战乱时期税负高、劳动生产率低，粮食生产匮乏，白帝城托孤后，诸葛亮对蜀锦手工业颇为重视，蜀锦贸易成为蜀汉的重要财源，以至诸葛亮说：“今民贫国困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2]。诸葛亮七出祁山，九伐中原，但最终还是因为军备粮草不足而以失败告终。孙权雄踞江南，为维护政权，采取重徭厚役的敛财政策，其子孙皓残暴无道，徭役更重，最后孙皓投降晋国。 公元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篡魏，建立晋朝，为晋武帝。公元280年晋灭吴实现统一。西晋在全国推行“占田制”和“课田制”。占田制是指每户农民都可占有一定面积的根地，占地不足可开垦荒地补足。课田制是指每户农民课税的田地亩数是固定的，若占田超过课田，超过部分则为免税田，这就鼓励农民开垦荒地。但西晋王朝的劣迹在于对官员按级别给予占田、荫客、荫亲属三项免税特权，造就了豪强地主势力，助长上层社会奢侈之风。
西晋初年，儒学思想家、文学家傅玄提出治税三原则，颇令后世佩服：“度时宜而立制”反对在天下安定时仍不断加重赋税，“量民力以役赋”反对超过人民负担能力的横征暴敛，“所务公而制有常”要求政府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制定政策。傅玄治税三原则有其独到和高明之处，将前人的思想合理、科学的成分加以综合归纳，在更高层次上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原则，包含“公平”、“确定”、“便利”等思想，这比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威廉配第的税收原则早提出1000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东晋建立了度田制，度田制采取什一税，每亩征税三斗，这是比较重的赋税。课田制废除，大量北方人口南迁，造成南方土地占有不均衡。但度田制取消了北方人和南方人的差别，也取消了官吏、豪强大户与自耕农的差别，使政府收入大大增加。
北魏时期，中国北方连续多年的战乱破坏，造成北方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停滞。北魏统一之后，北方的农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直到北魏后期，北方的工商业和手工业才得以发展，为盐铁专卖和各种工商杂税的征收创造了条件。
北魏孝文帝重视改制，其重心在于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全面变革，创立了均田制和新租调制。均田制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发端及推动者是李安世，他在《均田疏》中详细阐述以下内容：其一，土地类别与土地性质划分，一是国有，一是私有；其二，授田对象明确规定；其三，授田数量明确界定；其四，授田与还田的具体办法，这是土地国有与私有的转换，是一种创造性产权。因此，北魏的均田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成文法。新租调制是李冲首先提出来的，该制度规定按照一夫一妇缴税，而不是按照一家一户，这样豪强大户地主缴税就比以前增加了，大量的隐户显露出来，纳税人口迅速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明显增加。贫民的缴税相对减少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税史上一个重要的思考、创新、变化的时期，虽然有阵痛，虽然有冲突，但租调制、占田制、课田制、均田制等赋税改革思想得到了实践推行，其对后世赋税实践的价值和影响不可估量。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
注：
[1] 使百姓自己申报自己实际拥有的土地数量。
[2] 《三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