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过程中,有两位外籍人士付出了不少努力,他们是印尼的马立克和司徒眉生。
　　第26届联大召开前夕,轮到印度尼西亚担任联大会议的主席国,印尼外交部长马立克出任联大主席。他发现联合国在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立刻命令印尼驻香港总领事西吉准将设法与在澳门的密友司徒眉生取得联系,并准备去香港面见司徒眉生这位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老朋友。
　　1971年4月中旬的一天,已在澳门平静生活了近6年的司徒眉生,突然接到印尼驻香港总领事馆打来的电话,喜出望外。
　　不久,马立克专程飞往香港与司徒眉生见面。
　　简单寒暄之后,马立克即表明来意,他说:“我已当选本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本届大会最主要的一个议题,就是恢复中国席位问题。”略作停顿,接着说:“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苏哈托总统肯定不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但不至于公开反对。所以,我很想了解中国的立场。目前,印中已中断外交关系多年,沟通起来比较困难。你是我的老朋友,又与中国上层熟悉,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你去北京替我捎个口信,表明我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权利的深切关注,征询一下中国政府对加入联合国的看法。”
　　司徒眉生回到澳门后,立即把这件事讲述给当时担负中国与澳门联络工作的澳门南光公司负责人,并请他协助与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取得联系,并表示愿为此事去北京向中国领导人当面转达。
　　然而,司徒眉生得不到北京方面的任何反应。9月初,马立克与司徒眉生在香港再次碰面。马立克取出一份文件递给司徒眉生,面有难色地说:“关于本届联大讨论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议案,苏哈托总统已经给我下了训令。你拿去看看。”司徒眉生接过文件一看,“训令”上写明:要求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交的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提案投弃权票,对美国的提案投赞成票,即支持美国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
　　司徒眉生问道:“你研究过联大议事规则和主席的职权没有?有无特别发挥的空间?”马立克回答说:“仔细研究了,空间还是有的。”
　　司徒眉生看到了一线希望,继续建议说:“你现在已被选为本届联大会议主席,就不能站在一国外长的角度处理问题,而应站在联大主席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处理问题。”
　　司徒眉生从香港一回到澳门,北京方面有了反应。澳门南光公司负责人心急火燎跑来对他说:“北京方面请你立即到广州转飞北京,因为有中央领导要见你!”
　　9月11日,司徒眉生兴致勃勃抵达北京。他利用两天的休息时间将马立克要其转达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递了上去,可是未见回音。又过了几天,仍无动静。直到9月25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终于来谈此事。罗青长一见面就说:“我是代表周总理与您谈话的。”罗青长接着说:“马立克先生叙述的材料,我们都看到了。很感谢马立克先生的好意。中国政府的立场已经在中国外交部8月20日声明中完全表达了。当然,希望马立克先生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帮助……”
　　司徒眉生在北京的那段时间,中国发生了林彪事件,将其北京之行的安排全部打乱了。
　　令马立克与司徒眉生终生难忘的日子——1971年10月25日来到了。这天,身为第26届联大执行主席的马立克举起手中的木槌,果断地裁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就意味着台湾已丧失联合国席位,无需对台湾席位问题再进行表决。”随着木槌铿锵有力地落在主席台前的案桌上,联合国大会以76票对35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益和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议案。(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