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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曾出现过众多家喻户晓的典型人物，张永泰就是其中之一。所谓“农民要看吴满有，地主要学张永泰”，就是革命根据地广为人知的宣传材料和日常话语。然而，当年这两个典型人物，却在胡宗南率部进攻陕北的时候无一例外地发生了变节。
说到吴满有的变节似乎还可以理解（事实上关于吴满有是否真的叛变，目前有不同的说法），而张永泰的叛变则让曾经在《解放日报》和各革命根据地频繁出现的“张永泰道路”，在历史的激荡之下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拐点，这个中情境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或许能让人寻觅到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
作为大地主的张永泰及其人生轨迹的转向
张永泰，亦称张永太，出生于1880年前后，延安市东关乡尹家沟人，前清秀才，也是延安的大地主。他有地3000亩，牛60多头，羊600多只，同时还雇有众多长工、短工。拥有如此数量的土地、牛羊，在陕北的地主当中并不多见。
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以科举考试而进入绅士阶层，曾是多少士子文人梦寐以求的事情。然而自民国以来，传统绅士权力的扩张致使绅士与农民之间的冲突不断，由此造成了乡村社会的矛盾不断激化。这种长期孕育的尖锐矛盾，就成为土地革命时期打倒土豪劣绅的重要社会基础。毫无疑问，作为集秀才、绅士、地主于一身的张永泰，在土地革命时期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革命的对象。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张永泰的土地和牛羊被分配了。
由于自己的土地被分配，无论如何，对于张永泰来讲都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当初的情况下，张永泰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刻骨的仇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恨死了共产党”。他曾经大骂共产党为“土匪”，甚至在一定时期内产生了一种报复心理。
但是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指出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不仅民族资产阶级因形势的变化具有参加革命抗日的可能性，就是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会因形势变化发生分化。在这种情况下，张永泰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一个剥削者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张永泰的转变，究其原因有二：
第一，是由于在解放区实行了新的土地政策。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尽管坚决地取消封建压迫与封建剥削是既定的方针，但绝不是要求消灭地主个人。因此，解放区政府除了确认“耕者有其田”是人民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要用法律来保障一切用自己劳力耕种土地的农民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以外，同时还保证一切地主得以保留足够维持其生活的一份土地。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抗战期间曾积极协助抗日民主政府的地主，还须给他们保留超过中农一倍到两倍的土地。同时对于地主除土地以外的工商业企业，政府也保证一律不得侵犯，并且还要帮助地主转而发展工商业。地主所保留的土地和农民分得的土地一样，其地权受政府法律的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地主有自耕、自由出租或出卖其所保留土地之权。这些新的政策，对于张永泰来讲，毕竟已不同于土地革命时期，所以他是能够接受的。
第二，则是源于张永泰对解放区所见所闻的切身体验与感受。尽管张永泰的土地被分配给少地或无地的农民，但是他看到共产党和民主政府办事好，搞生产、办医院，处处为老百姓着想，他被深深地感动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我先前不知道要大家有饭吃，以后我可看清了。”因此有人問他：如果别人仍把土地归还给你，你愿不愿意？他坚决地摇着头回答说不愿意。他说：“我现在自己劳动，不缺吃穿，再要让我当一个富豪放高利贷被穷人咒骂，我不愿意。现在人人有土地，人人劳动，大家都过好光景，为啥不好？”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张永泰逐渐转变了自己的思想观念，并依据当初的政策，种了30多亩地，有果园、菜地，年收入边币800万元，除了全家吃用之外还可剩余二三百万元，同时还在延安开了一个小铺子。
由于张永泰的突出表现，1946年中秋之际毛泽东接见了他。其时，张永泰偕同自己的孙子，挑着一担桃子和葡萄，亲自拜见了毛泽东，并汇报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
张永泰对毛泽东说：“我现在觉得靠自己劳动过活是最体面最快乐的。”
毛泽东随后告诉张永泰说：“分配过土地的地方再不分了。你明白分配土地是为了大家过好光景，道理很对！”接着，毛泽东又说：“现在你和吴满有一样过着好光景，不过你们两人经过的道路不同，你是从不劳动到劳动。”
谈话之后，毛泽东还和张永泰爷孙俩共进了晚餐。
至此，作为集秀才、绅士、地主于一身的张永泰，在新的土地政策的感召之下，实现了其人生轨迹的一次重大转变。
张永泰不仅自食其力，亲自参加劳动，同时还积极创办工商业，为边区政府捐款捐物，而且由于其在植树造林方面表现突出还被评为“植树英雄”。
由于张永泰人生轨迹的转变和突出表现，他在随后的土改中成为其他地主学习和效仿的典型，“张永泰道路”就这样产生了。
“张永泰道路”的标杆式象征及其影响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实行新的土地政策。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著名的《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但是鉴于解放战争初期，中共对未来的走向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同时也没有放弃对和平民主的追求，所以还没有与地主阶级彻底决裂。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土改初期，中共开始大力宣传“张永泰道路”，以期能使土改顺利进行。于是中共以《解放日报》为阵地，开始广泛宣传“张永泰道路”。
根据对《解放日报》的检索，仅在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初，就有8篇报道张永泰的文章。
究竟何为“张永泰道路”？概而言之，就是指旧日地主依靠自己劳动、经营工商业而使自己过上富裕生活，并在政治上能积极支持中共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在土改方面能主动配合中共的土改政策，最终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变化过程。
为此，《解放日报》在1946年12月8日专门发表社论指出：“张永泰从不劳动到劳动，从一个被人咒骂的封建剥削者变成一个最体面最快乐的靠自己劳动丰衣足食的人，这是今天解放区从旧日地主转变过来的人的典型，也是地主们应走的光荣道路。” 由此不难看出，张永泰已成为解放区其他地主响应中共土改政策的标杆式的人物典型。于是，其他解放区纷纷以“张永泰道路”为标杆，实施土地改革运动。
在华北解放区，提出了“对贫雇中农要提出向吴满有方向发展；对地主鼓励其向张永泰道路前进，组织互助组”的方针。在东北解放区，李富春提出了“对被清算的地主，只要他们遵守政府法令，不再为非作恶，愿意劳动生产，或从事工商业，政府当保障其安居乐业，并帮助其向‘张永泰道路’发展”的号召。特别是在内蒙古地區的科左中旗，还曾效仿“张永泰道路”，创造了“白音那路线”，动员地主献地、献财物。
与此同时，许多地主也纷纷效仿张永泰，支持土地改革。山东解放区地主庄晓光说：“延安张永泰的道路，是我们大店七十二家堂号所有地主都应走的道路。我正准备从家庭的基础上，逐渐走向办合作纺织工厂。”胶东地主田曰朗对他儿子说：“这次和大家解开了数百年的血债，消除了隔阂，给咱留了三十余亩地，牲口农具都没动，应该使劲生产，大家有饭吃，咱也有饭吃。”华中地区涟东县（今属涟水县）南集区地主张洪贵，在读了《解放日报》社论《张永泰的道路》后，以他自己在土地改革后由地主转变为自耕农生活反而愉快的事实，证明“张永泰道路”的正确。他说：“自耕自食的劳动者生活，是最幸福的。由于自己劳动，所以身体已因劳动益臻健康，脸色红润。”最后他得出一条结论：“土地改革后只要肯参加劳动，走张永泰的道路，地主的生活是一定会好的。”
当时，中共大力宣传“张永泰道路”，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策略性色彩。其目的一方面是缓和同地主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争取中间势力，当然更为重要的则在于通过宣传“张永泰道路”，能使土改顺利开展，从而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使土改获得人们的认可。
正如《解放日报》社论所说：“解放区民主政府对于每个地主个人则采取了与人为善的方针，帮助他们摆脱那种寄生的可耻的必然要没落的社会根基，转向劳动，转向生产，并从劳动和生产中获得真正的生命力，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员，与各阶层一起过丰衣足食光荣快乐的生活。”
然而，作为典型人物的张永泰，随后不久在胡宗南率部进攻延安的时候，却走向了人民的反面。
张永泰人生轨迹的再次转向
如果说抗战之前的张永泰，是集秀才、绅士、地主于一身，后在中共政策的感召下而发生了人生轨迹的转向，那么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张永泰，则是集造林英雄、新富农于一身并光荣快乐生活的新型劳动者。但是到了1947年3月25日，张永泰叛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再次发生了转向。而富于戏剧色彩的是，在1946年12月，张永泰还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表了一段演说，这里不妨将其演说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十年以前，延安仍是国民党的天下。我被迫做过保长，但对于国民党的暴政是敢怒而不敢言。红军初来时，我很害怕，但他们却不杀人，不抢人。八路军来去多少次，从未拉过民夫、牲口。各级政府人员均由民选，我也有投票及被选权。往年国民党修飞机场，拆民房、砍树、占地，均不给钱，甚至挖人祖坟，亦不予安葬。去年共产党扩大飞机场，占地、砍树，均给补助费。现在我已明白做劳动人民的光荣。现我边区人民刚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蒋介石就看了眼红，领了美国军火打内战，要来屠杀边区老百姓。我张永泰一家人誓与全边区人民及八路军站在一起，为保卫家乡，保卫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与进攻者干到底！希望全国同胞、全国公正士绅都一致起来，和我们一起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策，中国老百姓是一定能够胜利的。我虽年近七旬，但身体还健，深信我还能看见那个好日子。
张永泰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表的这段演说，随即被以《延士绅张永泰播讲：誓与边区人民一起打击蒋贼》为题刊登在1946年12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率部开始从洛川和宜川分两路大举进攻延安，并于19日上午占领延安。25日，张永泰由乡间回到延安之后便投降了国民党。起初，他曾被派到国民党所组织的善后委员会任委员，后由于其工作“积极”，又被国民党先后委任为反共工作团团长、县参议员、参议长、县农会理事等职。
1948年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为审判在战争期间叛变投敌分子，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了延安市人民法庭。10月22日，人民法庭在延安市南关操场开庭公审。张永泰因叛变投敌、反攻倒算罪被判刑4年、剥夺公权5年。
至此，张永泰作为土改初期树立起来的一个典型不复存在。实际上回过头来再看，关于“张永泰道路”的宣传报道，只要我们爬梳当初有关的资料就会发现：早在1947年初，有关张永泰的内容就淡出各种宣传报道了。究其原因是中共的土改政策已开始从此前的温和政策转向彻底“清算”了。所谓“清算”，按照当初的说法，“不只是算土地，而包括勾旧账销旧约以及算一件东西、算一句话”。同时“要使农民同地主撕破脸，而不是和和气气”。而这种政策上的变化，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昔日的大地主张永泰。就在张永泰叛变前15天的3月10日，《解放日报》以《打倒大树有柴烧》为题，将矛头指向了张永泰。该文首先对张永泰“糟蹋人家的庄稼”“打窑洞塌了人家的窑”“骂村干部”等问题进行了清算，同时对张永泰当时耕种的土地的所有权提出质疑，并通过群众运动的办法否定了张永泰对土地的所有权。尽管张以土地曾“登记过”为由进行了辩解，但是群众一致认为是张租种了大家的土地，最终张永泰不得不写下了退地之约。这也就意味着从这时起，张永泰的地位开始发生了悄然变化，大规模的宣传报道也逐渐停止了。
关于张永泰随后的叛变是否和当时土改政策的变化有关，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但是张永泰的叛变，对于中共来讲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为随着战事的进一步发展，中共对未来前途的认知开始逐渐明朗起来，而一旦对未来的走向有了清晰的认识，那么彻底消除剥削制度的这一既定政策就一定会实施。正如延安时期的另一典型吴满有一样，尽管在被俘之后参加了由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安排召开的记者会，吴满有也在会上表示“痛改前非”，对自己的过去“深怀悔意”，并表示今后将支持“政府”，追随蒋“总统”，但是他的行为并没有对时局产生重要影响，充其量只是激起人们的“痛恨”或“遗憾”。事实上对于张永泰而言，他的人生轨迹的变化只是中共从局部执政开始向更大范围内执政转变历史进程中，政策转向的一个具体反映。张永泰人生轨迹的两次转向，正是这种政策变化的真实写照。
说到吴满有的变节似乎还可以理解（事实上关于吴满有是否真的叛变，目前有不同的说法），而张永泰的叛变则让曾经在《解放日报》和各革命根据地频繁出现的“张永泰道路”，在历史的激荡之下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拐点，这个中情境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或许能让人寻觅到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
作为大地主的张永泰及其人生轨迹的转向
张永泰，亦称张永太，出生于1880年前后，延安市东关乡尹家沟人，前清秀才，也是延安的大地主。他有地3000亩，牛60多头，羊600多只，同时还雇有众多长工、短工。拥有如此数量的土地、牛羊，在陕北的地主当中并不多见。
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以科举考试而进入绅士阶层，曾是多少士子文人梦寐以求的事情。然而自民国以来，传统绅士权力的扩张致使绅士与农民之间的冲突不断，由此造成了乡村社会的矛盾不断激化。这种长期孕育的尖锐矛盾，就成为土地革命时期打倒土豪劣绅的重要社会基础。毫无疑问，作为集秀才、绅士、地主于一身的张永泰，在土地革命时期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革命的对象。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张永泰的土地和牛羊被分配了。
由于自己的土地被分配，无论如何，对于张永泰来讲都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当初的情况下，张永泰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刻骨的仇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恨死了共产党”。他曾经大骂共产党为“土匪”，甚至在一定时期内产生了一种报复心理。
但是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指出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不仅民族资产阶级因形势的变化具有参加革命抗日的可能性，就是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会因形势变化发生分化。在这种情况下，张永泰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一个剥削者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张永泰的转变，究其原因有二：
第一，是由于在解放区实行了新的土地政策。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尽管坚决地取消封建压迫与封建剥削是既定的方针，但绝不是要求消灭地主个人。因此，解放区政府除了确认“耕者有其田”是人民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要用法律来保障一切用自己劳力耕种土地的农民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以外，同时还保证一切地主得以保留足够维持其生活的一份土地。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抗战期间曾积极协助抗日民主政府的地主，还须给他们保留超过中农一倍到两倍的土地。同时对于地主除土地以外的工商业企业，政府也保证一律不得侵犯，并且还要帮助地主转而发展工商业。地主所保留的土地和农民分得的土地一样，其地权受政府法律的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地主有自耕、自由出租或出卖其所保留土地之权。这些新的政策，对于张永泰来讲，毕竟已不同于土地革命时期，所以他是能够接受的。
第二，则是源于张永泰对解放区所见所闻的切身体验与感受。尽管张永泰的土地被分配给少地或无地的农民，但是他看到共产党和民主政府办事好，搞生产、办医院，处处为老百姓着想，他被深深地感动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我先前不知道要大家有饭吃，以后我可看清了。”因此有人問他：如果别人仍把土地归还给你，你愿不愿意？他坚决地摇着头回答说不愿意。他说：“我现在自己劳动，不缺吃穿，再要让我当一个富豪放高利贷被穷人咒骂，我不愿意。现在人人有土地，人人劳动，大家都过好光景，为啥不好？”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张永泰逐渐转变了自己的思想观念，并依据当初的政策，种了30多亩地，有果园、菜地，年收入边币800万元，除了全家吃用之外还可剩余二三百万元，同时还在延安开了一个小铺子。
由于张永泰的突出表现，1946年中秋之际毛泽东接见了他。其时，张永泰偕同自己的孙子，挑着一担桃子和葡萄，亲自拜见了毛泽东，并汇报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
张永泰对毛泽东说：“我现在觉得靠自己劳动过活是最体面最快乐的。”
毛泽东随后告诉张永泰说：“分配过土地的地方再不分了。你明白分配土地是为了大家过好光景，道理很对！”接着，毛泽东又说：“现在你和吴满有一样过着好光景，不过你们两人经过的道路不同，你是从不劳动到劳动。”
谈话之后，毛泽东还和张永泰爷孙俩共进了晚餐。
至此，作为集秀才、绅士、地主于一身的张永泰，在新的土地政策的感召之下，实现了其人生轨迹的一次重大转变。
张永泰不仅自食其力，亲自参加劳动，同时还积极创办工商业，为边区政府捐款捐物，而且由于其在植树造林方面表现突出还被评为“植树英雄”。
由于张永泰人生轨迹的转变和突出表现，他在随后的土改中成为其他地主学习和效仿的典型，“张永泰道路”就这样产生了。
“张永泰道路”的标杆式象征及其影响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实行新的土地政策。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著名的《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但是鉴于解放战争初期，中共对未来的走向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同时也没有放弃对和平民主的追求，所以还没有与地主阶级彻底决裂。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土改初期，中共开始大力宣传“张永泰道路”，以期能使土改顺利进行。于是中共以《解放日报》为阵地，开始广泛宣传“张永泰道路”。
根据对《解放日报》的检索，仅在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初，就有8篇报道张永泰的文章。
究竟何为“张永泰道路”？概而言之，就是指旧日地主依靠自己劳动、经营工商业而使自己过上富裕生活，并在政治上能积极支持中共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在土改方面能主动配合中共的土改政策，最终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变化过程。
为此，《解放日报》在1946年12月8日专门发表社论指出：“张永泰从不劳动到劳动，从一个被人咒骂的封建剥削者变成一个最体面最快乐的靠自己劳动丰衣足食的人，这是今天解放区从旧日地主转变过来的人的典型，也是地主们应走的光荣道路。” 由此不难看出，张永泰已成为解放区其他地主响应中共土改政策的标杆式的人物典型。于是，其他解放区纷纷以“张永泰道路”为标杆，实施土地改革运动。
在华北解放区，提出了“对贫雇中农要提出向吴满有方向发展；对地主鼓励其向张永泰道路前进，组织互助组”的方针。在东北解放区，李富春提出了“对被清算的地主，只要他们遵守政府法令，不再为非作恶，愿意劳动生产，或从事工商业，政府当保障其安居乐业，并帮助其向‘张永泰道路’发展”的号召。特别是在内蒙古地區的科左中旗，还曾效仿“张永泰道路”，创造了“白音那路线”，动员地主献地、献财物。
与此同时，许多地主也纷纷效仿张永泰，支持土地改革。山东解放区地主庄晓光说：“延安张永泰的道路，是我们大店七十二家堂号所有地主都应走的道路。我正准备从家庭的基础上，逐渐走向办合作纺织工厂。”胶东地主田曰朗对他儿子说：“这次和大家解开了数百年的血债，消除了隔阂，给咱留了三十余亩地，牲口农具都没动，应该使劲生产，大家有饭吃，咱也有饭吃。”华中地区涟东县（今属涟水县）南集区地主张洪贵，在读了《解放日报》社论《张永泰的道路》后，以他自己在土地改革后由地主转变为自耕农生活反而愉快的事实，证明“张永泰道路”的正确。他说：“自耕自食的劳动者生活，是最幸福的。由于自己劳动，所以身体已因劳动益臻健康，脸色红润。”最后他得出一条结论：“土地改革后只要肯参加劳动，走张永泰的道路，地主的生活是一定会好的。”
当时，中共大力宣传“张永泰道路”，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策略性色彩。其目的一方面是缓和同地主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争取中间势力，当然更为重要的则在于通过宣传“张永泰道路”，能使土改顺利开展，从而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使土改获得人们的认可。
正如《解放日报》社论所说：“解放区民主政府对于每个地主个人则采取了与人为善的方针，帮助他们摆脱那种寄生的可耻的必然要没落的社会根基，转向劳动，转向生产，并从劳动和生产中获得真正的生命力，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员，与各阶层一起过丰衣足食光荣快乐的生活。”
然而，作为典型人物的张永泰，随后不久在胡宗南率部进攻延安的时候，却走向了人民的反面。
张永泰人生轨迹的再次转向
如果说抗战之前的张永泰，是集秀才、绅士、地主于一身，后在中共政策的感召下而发生了人生轨迹的转向，那么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张永泰，则是集造林英雄、新富农于一身并光荣快乐生活的新型劳动者。但是到了1947年3月25日，张永泰叛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再次发生了转向。而富于戏剧色彩的是，在1946年12月，张永泰还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表了一段演说，这里不妨将其演说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十年以前，延安仍是国民党的天下。我被迫做过保长，但对于国民党的暴政是敢怒而不敢言。红军初来时，我很害怕，但他们却不杀人，不抢人。八路军来去多少次，从未拉过民夫、牲口。各级政府人员均由民选，我也有投票及被选权。往年国民党修飞机场，拆民房、砍树、占地，均不给钱，甚至挖人祖坟，亦不予安葬。去年共产党扩大飞机场，占地、砍树，均给补助费。现在我已明白做劳动人民的光荣。现我边区人民刚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蒋介石就看了眼红，领了美国军火打内战，要来屠杀边区老百姓。我张永泰一家人誓与全边区人民及八路军站在一起，为保卫家乡，保卫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与进攻者干到底！希望全国同胞、全国公正士绅都一致起来，和我们一起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策，中国老百姓是一定能够胜利的。我虽年近七旬，但身体还健，深信我还能看见那个好日子。
张永泰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表的这段演说，随即被以《延士绅张永泰播讲：誓与边区人民一起打击蒋贼》为题刊登在1946年12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率部开始从洛川和宜川分两路大举进攻延安，并于19日上午占领延安。25日，张永泰由乡间回到延安之后便投降了国民党。起初，他曾被派到国民党所组织的善后委员会任委员，后由于其工作“积极”，又被国民党先后委任为反共工作团团长、县参议员、参议长、县农会理事等职。
1948年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为审判在战争期间叛变投敌分子，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了延安市人民法庭。10月22日，人民法庭在延安市南关操场开庭公审。张永泰因叛变投敌、反攻倒算罪被判刑4年、剥夺公权5年。
至此，张永泰作为土改初期树立起来的一个典型不复存在。实际上回过头来再看，关于“张永泰道路”的宣传报道，只要我们爬梳当初有关的资料就会发现：早在1947年初，有关张永泰的内容就淡出各种宣传报道了。究其原因是中共的土改政策已开始从此前的温和政策转向彻底“清算”了。所谓“清算”，按照当初的说法，“不只是算土地，而包括勾旧账销旧约以及算一件东西、算一句话”。同时“要使农民同地主撕破脸，而不是和和气气”。而这种政策上的变化，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昔日的大地主张永泰。就在张永泰叛变前15天的3月10日，《解放日报》以《打倒大树有柴烧》为题，将矛头指向了张永泰。该文首先对张永泰“糟蹋人家的庄稼”“打窑洞塌了人家的窑”“骂村干部”等问题进行了清算，同时对张永泰当时耕种的土地的所有权提出质疑，并通过群众运动的办法否定了张永泰对土地的所有权。尽管张以土地曾“登记过”为由进行了辩解，但是群众一致认为是张租种了大家的土地，最终张永泰不得不写下了退地之约。这也就意味着从这时起，张永泰的地位开始发生了悄然变化，大规模的宣传报道也逐渐停止了。
关于张永泰随后的叛变是否和当时土改政策的变化有关，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但是张永泰的叛变，对于中共来讲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为随着战事的进一步发展，中共对未来前途的认知开始逐渐明朗起来，而一旦对未来的走向有了清晰的认识，那么彻底消除剥削制度的这一既定政策就一定会实施。正如延安时期的另一典型吴满有一样，尽管在被俘之后参加了由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安排召开的记者会，吴满有也在会上表示“痛改前非”，对自己的过去“深怀悔意”，并表示今后将支持“政府”，追随蒋“总统”，但是他的行为并没有对时局产生重要影响，充其量只是激起人们的“痛恨”或“遗憾”。事实上对于张永泰而言，他的人生轨迹的变化只是中共从局部执政开始向更大范围内执政转变历史进程中，政策转向的一个具体反映。张永泰人生轨迹的两次转向，正是这种政策变化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