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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星期五，花了一周多时间，断断续续重读完《女史》。
说是“重读”，是因收入本书的篇章，之前在“枯山水”和“风月大地”两个网络论坛里大部分已读过，连后面所附的杨典记录女儿咿呀学语的八十一则“玄瞳絮语”，也曾在他的微博上点过赞。但这次一字一句细读完毕，印象却仍是模糊不定。
这几天就滞留在这样的印象里，竟一时无从起笔。
之所以很难总括性地将我的理解贯通起来，因为很显然，杨典的诗文具有我目前读到的国内创作中很少有的复杂、奇崛和难以捉摸，以致读者试图通盘把握而全无“巴鼻”（根据、来由的意思，第二十三则《鼻钉》有注释）可入手。我向来自觉还算长于辨析梳理，这是很少碰到的情况。
既如此，那就从单纯的感受出发，如实讲述我所得的若干种印象吧。文艺批评总不能离开对作品语言和文思的敏感。书评的标题借用了几何学的术语，所谓“十二面体”是“柏拉图立体”之一种，恰可以描述此次阅读所得的十二个面向。这十二种主观的直觉感受，正可以构成我所理解的“立体的《女史》”和它背后的作者的风格。
为什么是正十二面体？因为，倘若只是正六面体或正八面体，或还不足以表述清楚我的感受，也难以体现杨典诗文的复杂性吧。
第一面 以诗入史
这是可以概括出的一个总体印象，杨典自己说，“本书的主要气质仍是遵循诗与笔记的风骨”，则《女史》就是用“诗与笔记”的方法搜罗、剪裁各种文字与历史的材料，加以变化处理而写出的一部个人化的女性史。它带有作者本身见识的印记，并没有一以贯之的主题，更不是叙事性的“史诗”。它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笔记，也混杂了新闻、索隐、对话、戏剧、短篇小说的成分，但它们都是个人言说的构件，诗的部分仍占了很大比重。要点还是得落在“诗眼”上面，作者抉择材料的标准也从这一角度而来。
另一方面，《女史》在材料采集和体例上的某些特点也并非没有出处来源，《女史》的笔记部分让我想到了叶灵凤的《书淫艳异录》;这里还须提一下明人纪振伦（署名秦淮寓客）所编的《绿窗女史》（首篇《色鬼》的注释中也提到了），这部书是丛书的体例，形式上也包罗万象，收入了历代典籍野史中与女性有关的传记、小说、诗歌、杂记、辞咏、序传、书牍等。从文体类别的杂糅来看，《女史》也不妨看成是诗人杨典创编、改写的有关女性史的一部“小丛书”。
第二面 著书全为颂红妆？
前面的《引》（即作者前言）里含有重要的提示，作者将为何写《女史》的动机和如何写《女史》的方法已一一剖白。他认为晚年写出《柳如是别传》和《论<再生缘>》陈寅恪“终其一生都在研究女性、尊重女性并且以女性为其史学象征”，这里很明显带有远承遥接的意味，也暗示了作者的自我期许（可以参看第八十七则《膳祖（或：辋川图）》的最后一节，“每日与过去心、现在心及一切贱内之心/心心相印时，便可成就我写作与生活的雄心”），因此《女史》不妨可以看作是杨典到目前为止自我设定的一个诗学的象征与表达。但与陈氏借女性人物喻史论世的载道心志不同，《女史》集纳的红妆人物，绝非如柳如是或陈端生那般端庄雅正，其角色来自古今中外，往往偏离了日常生活，多有艳异、奇诡、暴力与自戕的一面，也有遭男性权力篡改、压制和扭曲的悲怆一面。过于偏向猎奇的题材选择自然耸人听闻，能引起读者的注目，但对诗创作或包含了诗的创作而言，有时反会起到稀释作者风格的作用，如果能稍加平衡和克制处理，比如再多引入一些日常生活的场景（事实上，日常生活才是女性史的大时段图景），我相信《女史》呈现的整体效果会更好。
第三面 放射状的结构
恰如书封推荐语所说，《女史》是一部“众书之书”，在一个总题下，它每一篇的主文和后附的注释都有自己的特定结构，而作者也并不机械地复制他的修辞或文法手段，每篇都会加以不同的处理，一百多则他称之为“散句体”的文字，每一篇又展示了更多的次生的主题，要么指涉了更多的书，要么就在转述他人的经验。如此连缀接合的篇章，是难以用一般的归纳法来梳理其核心的主题要旨的;它是多中心的，复奏式的，发散性的，对读者提出了阅读习惯和理解智力上的挑战。我甚至觉得，阅读这本书的行为本身可以无限地延伸开去：如果作者本人愿意开列一份他写作过程中过眼经手的书目，而我们也下决心一一求索考察的话。
第四面 语态和句法受了禅宗的很大影响
陈均在《女史》的“代后记”里说杨典的诗中，“虽然关涉、援引的文化资源甚多，但最基础最核心的我以为即是禅宗”，茱萸前不久所写的评论《移灯傍影，就座说诗——略读杨典》也提到这一节（对杨典的写作风格有较全面的理解和解析），说他“灯盏一移，就露出顽童的本相，或者狂禅和尚的身姿来”;而在五年前，温文尔雅的商略也写过一则短评《<禁诗>，以及野人杨典》，特别提到杨典“狂狷的野性和隐逸般的苦修”。这些共同的判识显然不是出于巧合。
上个星期，杨典在微信里说自己有九年时间不写诗，似乎正是在此期间，杨典沉浸到文字禅的山门里寻找智慧。而我最初关注他的文字，感到理路上的契近，正是从他2004年“挑灯夜战、幽明鬼神”写出的那册《狂禅：无门关镜诠》开始。窃以为，这本书是理解杨典诗文的锁钥之一。他曾自述写这本书“盖因我多迷恋古禅异僧之狂荡不羁的精神性情”，而现在，我却更愿意将这册书的写作看成是他从古禅那里有意识地学习、吸收其意态和句法的一套隐秘修炼。换言之，禅宗的语录文字、宗门武库中的公案机锋，经他眼与手的化用，已演变成他操纵语言的新手段。
第五面 与宗教的决裂
在《狂禅：无门关镜诠》中，杨典曾断言“禅之精神，在棒喝默杀”。这一点其实是很可以进一步深究推敲的，因棒喝默杀只是禅的外在的机用显现，并非其精神内质;狂放的姿态也只是禅宗的一个面向，也绝非它全部的代表。
他在《狂禅》中又感叹说“空门无限大美”，但之后他似乎又背离了这个判识，复又回归了“内心的铁血”和日常的书斋生活。收入本册《女史》的《金刚经》《师姑》《森》《老婆龟鉴》《耶输陀罗》这几篇都带有禅佛教的背景因素，然而，强烈的反讽/批判的底色，似也暗示了作者与空门教义间的决裂或疏离。 第六面 女史也是感官史
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女史》不会满足他（她）们的意识形态见解。是的，只需理出一些篇名，就可大约看出其诉诸感官的隐晦色调：由第一篇《色鬼》的“女史箴图，书蠹艳异”起调，典型如《老妓抄》《尾犯》《敌》《杜慎卿》《从香灰到蝌蚪》《白玉渠》《鞭身派女教徒》《厌炮》《桂缘》《尖——小残酷戏剧五则》《人皮书》（数量非常之多）的许多篇章因取材原因，渗透了很多男性权力的观看、窥视、谐谑性的评价甚至虐行与怪癖。因此，不妨将《女史》视为梳理中西特异风俗的一部感官史，而写出《女史》的杨典或也可以称为诗人中的人类学家;《大众》这篇的末尾，“色即情之核心”并列于“叙事即抒情”，而《家庭主妇》起首的两句“善只是重复，恶才是创造”堪称惊世骇俗，但这些正是杨典的独异美学观念的表露。
第七面 花与反骨即感官与反叛
杨典有一册早年诗集即题作《花与反骨》，在我看来，花与反骨即感官与反叛，这始终是他诗文创作中两个隐秘的宣泄出口。而这两者，又都来自于一个天分早熟而桀骜不驯的少年的躯魄。这册《女史》亦可作如是观。
第八面 自我的心像
比较特异的就是《森》这首诗，形式上较为别致，它采用了一休侍者盲女森的主观角度，通篇句法跳脱不羁，戏仿了古来禅师的上堂法语;其诗文内旨，即指向了感官与反叛。作为诗人的杨典，在别号狂云子、“外现癫狂相，内密赤子行”的日本临济宗禅僧一休宗纯那里，似乎找到了自我投射的心像。
第九面 作者悲悯的一面
《女史》有较为隐晦、暗黑的一面，我仍要赞美那些女性视角或尝试理解女性的篇章：《老妓抄》《可敌瘾》虽然都描写了老妇暮年的残酷，但也呈现了作者的悲悯一面。又譬如《太清》和《森》两篇，因它们部分溢出了既有风格的规限，在全部篇章中显得很独立不倚。拟保罗·克洛岱尔写给妹妹卡米尔·克洛岱尔的那篇《疯魔》、拟娜杰日塔和曼杰斯塔姆的《黑色蜡烛流》和记录作者亲历见闻的《猪草》，因为纯粹的声音（独白）的交织而令人动容。“补遗一”里的《唐筼心史》和《陈寅恪之死》这两篇悼诗也值得重视，相比《女史》中诸多篇章，这两篇的传主所生活的年代离我们较为近切，而杨典以诗人的哀痛的笔调，向我们揭示了四九之后知识分子逼仄惨烈的命运实况。
第十面 最早的一篇
《女史》作为有意识的系列篇章的写作，是在作者四十岁前后。收入本书中最早的一篇《红经·觉有情》写于1996年（二十多岁时）。在写出这首后，杨典自言“便不知如何继续了”。当读到“万有倒映你们/个人反射你们，/恩典，恶习/美色，野心，/像助你们飞过/我头顶的四翼”这一段时，我发现它正带有了八十年代诗歌狂飙运动的呼啸的尾音。无疑，它诞生于杨典早年个人的感官史，而其中弥漫的“愤怒和颓唐”已化为中年期的讽喻和机锋，最终渗透为这部《女史》的底色。
第十一面 回返日常生活
杨典在《狂禅》中曾这么描述自己：“我之为人，多情易怒，爱山水、书卷、音乐、美人;恨无常、不义、病苦、天灾。不过为众生中一小众生而已。”而在《女史》中，对应于这个自我剖白的，是那首回返了日常生活的《执箕帚》，这是《女史》正编的尾声篇。读到“唏嘘，看妻子晨起扫地、正午炊烟/黄昏沏茶、灯前补衣——便如读真经/露台植物是爱情的诠释/柴米油盐即婚姻之眉批”时，仿佛数日来经历了一次严酷的旅程而重返了这娑婆世界，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当杨典在首句写出“女史箴图远，书蠹艳异奇”，与首篇起句形成呼应而完成了书写的合拢时，我猜想他自己当时也松出了一口气吧。一次书写的冒险已完成。
第十二面 并不多余的话
本书的副标题“一部诗意的女性博物志”，我以为稍有不妥：因为这样的一个标签，与杨典在引文中所说的本书主旨并不吻合：“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及任何时代，女子们所具有的自然力量和美学救赎，常常比男子更有力，也更有良知”;以及“在男权世界，男子即是有、是物质、是文明与经济的产物，而女子是无、是情感、是自然与隐性的生活。后者才是我们生命的本质。”久被遮蔽的女性之史，更不能等同于冷漠无情的“物之史”，这样的措辞，等于消解了这部书（也是作者）对于女性历史角色的拨正和肯定。
《女史》是杨典自身写作风格成熟过程中的一个界石，对亟须重开新局的汉语写作来说，我相信，它也会是一个小而重要的开端。
说是“重读”，是因收入本书的篇章，之前在“枯山水”和“风月大地”两个网络论坛里大部分已读过，连后面所附的杨典记录女儿咿呀学语的八十一则“玄瞳絮语”，也曾在他的微博上点过赞。但这次一字一句细读完毕，印象却仍是模糊不定。
这几天就滞留在这样的印象里，竟一时无从起笔。
之所以很难总括性地将我的理解贯通起来，因为很显然，杨典的诗文具有我目前读到的国内创作中很少有的复杂、奇崛和难以捉摸，以致读者试图通盘把握而全无“巴鼻”（根据、来由的意思，第二十三则《鼻钉》有注释）可入手。我向来自觉还算长于辨析梳理，这是很少碰到的情况。
既如此，那就从单纯的感受出发，如实讲述我所得的若干种印象吧。文艺批评总不能离开对作品语言和文思的敏感。书评的标题借用了几何学的术语，所谓“十二面体”是“柏拉图立体”之一种，恰可以描述此次阅读所得的十二个面向。这十二种主观的直觉感受，正可以构成我所理解的“立体的《女史》”和它背后的作者的风格。
为什么是正十二面体？因为，倘若只是正六面体或正八面体，或还不足以表述清楚我的感受，也难以体现杨典诗文的复杂性吧。
第一面 以诗入史
这是可以概括出的一个总体印象，杨典自己说，“本书的主要气质仍是遵循诗与笔记的风骨”，则《女史》就是用“诗与笔记”的方法搜罗、剪裁各种文字与历史的材料，加以变化处理而写出的一部个人化的女性史。它带有作者本身见识的印记，并没有一以贯之的主题，更不是叙事性的“史诗”。它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笔记，也混杂了新闻、索隐、对话、戏剧、短篇小说的成分，但它们都是个人言说的构件，诗的部分仍占了很大比重。要点还是得落在“诗眼”上面，作者抉择材料的标准也从这一角度而来。
另一方面，《女史》在材料采集和体例上的某些特点也并非没有出处来源，《女史》的笔记部分让我想到了叶灵凤的《书淫艳异录》;这里还须提一下明人纪振伦（署名秦淮寓客）所编的《绿窗女史》（首篇《色鬼》的注释中也提到了），这部书是丛书的体例，形式上也包罗万象，收入了历代典籍野史中与女性有关的传记、小说、诗歌、杂记、辞咏、序传、书牍等。从文体类别的杂糅来看，《女史》也不妨看成是诗人杨典创编、改写的有关女性史的一部“小丛书”。
第二面 著书全为颂红妆？
前面的《引》（即作者前言）里含有重要的提示，作者将为何写《女史》的动机和如何写《女史》的方法已一一剖白。他认为晚年写出《柳如是别传》和《论<再生缘>》陈寅恪“终其一生都在研究女性、尊重女性并且以女性为其史学象征”，这里很明显带有远承遥接的意味，也暗示了作者的自我期许（可以参看第八十七则《膳祖（或：辋川图）》的最后一节，“每日与过去心、现在心及一切贱内之心/心心相印时，便可成就我写作与生活的雄心”），因此《女史》不妨可以看作是杨典到目前为止自我设定的一个诗学的象征与表达。但与陈氏借女性人物喻史论世的载道心志不同，《女史》集纳的红妆人物，绝非如柳如是或陈端生那般端庄雅正，其角色来自古今中外，往往偏离了日常生活，多有艳异、奇诡、暴力与自戕的一面，也有遭男性权力篡改、压制和扭曲的悲怆一面。过于偏向猎奇的题材选择自然耸人听闻，能引起读者的注目，但对诗创作或包含了诗的创作而言，有时反会起到稀释作者风格的作用，如果能稍加平衡和克制处理，比如再多引入一些日常生活的场景（事实上，日常生活才是女性史的大时段图景），我相信《女史》呈现的整体效果会更好。
第三面 放射状的结构
恰如书封推荐语所说，《女史》是一部“众书之书”，在一个总题下，它每一篇的主文和后附的注释都有自己的特定结构，而作者也并不机械地复制他的修辞或文法手段，每篇都会加以不同的处理，一百多则他称之为“散句体”的文字，每一篇又展示了更多的次生的主题，要么指涉了更多的书，要么就在转述他人的经验。如此连缀接合的篇章，是难以用一般的归纳法来梳理其核心的主题要旨的;它是多中心的，复奏式的，发散性的，对读者提出了阅读习惯和理解智力上的挑战。我甚至觉得，阅读这本书的行为本身可以无限地延伸开去：如果作者本人愿意开列一份他写作过程中过眼经手的书目，而我们也下决心一一求索考察的话。
第四面 语态和句法受了禅宗的很大影响
陈均在《女史》的“代后记”里说杨典的诗中，“虽然关涉、援引的文化资源甚多，但最基础最核心的我以为即是禅宗”，茱萸前不久所写的评论《移灯傍影，就座说诗——略读杨典》也提到这一节（对杨典的写作风格有较全面的理解和解析），说他“灯盏一移，就露出顽童的本相，或者狂禅和尚的身姿来”;而在五年前，温文尔雅的商略也写过一则短评《<禁诗>，以及野人杨典》，特别提到杨典“狂狷的野性和隐逸般的苦修”。这些共同的判识显然不是出于巧合。
上个星期，杨典在微信里说自己有九年时间不写诗，似乎正是在此期间，杨典沉浸到文字禅的山门里寻找智慧。而我最初关注他的文字，感到理路上的契近，正是从他2004年“挑灯夜战、幽明鬼神”写出的那册《狂禅：无门关镜诠》开始。窃以为，这本书是理解杨典诗文的锁钥之一。他曾自述写这本书“盖因我多迷恋古禅异僧之狂荡不羁的精神性情”，而现在，我却更愿意将这册书的写作看成是他从古禅那里有意识地学习、吸收其意态和句法的一套隐秘修炼。换言之，禅宗的语录文字、宗门武库中的公案机锋，经他眼与手的化用，已演变成他操纵语言的新手段。
第五面 与宗教的决裂
在《狂禅：无门关镜诠》中，杨典曾断言“禅之精神，在棒喝默杀”。这一点其实是很可以进一步深究推敲的，因棒喝默杀只是禅的外在的机用显现，并非其精神内质;狂放的姿态也只是禅宗的一个面向，也绝非它全部的代表。
他在《狂禅》中又感叹说“空门无限大美”，但之后他似乎又背离了这个判识，复又回归了“内心的铁血”和日常的书斋生活。收入本册《女史》的《金刚经》《师姑》《森》《老婆龟鉴》《耶输陀罗》这几篇都带有禅佛教的背景因素，然而，强烈的反讽/批判的底色，似也暗示了作者与空门教义间的决裂或疏离。 第六面 女史也是感官史
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女史》不会满足他（她）们的意识形态见解。是的，只需理出一些篇名，就可大约看出其诉诸感官的隐晦色调：由第一篇《色鬼》的“女史箴图，书蠹艳异”起调，典型如《老妓抄》《尾犯》《敌》《杜慎卿》《从香灰到蝌蚪》《白玉渠》《鞭身派女教徒》《厌炮》《桂缘》《尖——小残酷戏剧五则》《人皮书》（数量非常之多）的许多篇章因取材原因，渗透了很多男性权力的观看、窥视、谐谑性的评价甚至虐行与怪癖。因此，不妨将《女史》视为梳理中西特异风俗的一部感官史，而写出《女史》的杨典或也可以称为诗人中的人类学家;《大众》这篇的末尾，“色即情之核心”并列于“叙事即抒情”，而《家庭主妇》起首的两句“善只是重复，恶才是创造”堪称惊世骇俗，但这些正是杨典的独异美学观念的表露。
第七面 花与反骨即感官与反叛
杨典有一册早年诗集即题作《花与反骨》，在我看来，花与反骨即感官与反叛，这始终是他诗文创作中两个隐秘的宣泄出口。而这两者，又都来自于一个天分早熟而桀骜不驯的少年的躯魄。这册《女史》亦可作如是观。
第八面 自我的心像
比较特异的就是《森》这首诗，形式上较为别致，它采用了一休侍者盲女森的主观角度，通篇句法跳脱不羁，戏仿了古来禅师的上堂法语;其诗文内旨，即指向了感官与反叛。作为诗人的杨典，在别号狂云子、“外现癫狂相，内密赤子行”的日本临济宗禅僧一休宗纯那里，似乎找到了自我投射的心像。
第九面 作者悲悯的一面
《女史》有较为隐晦、暗黑的一面，我仍要赞美那些女性视角或尝试理解女性的篇章：《老妓抄》《可敌瘾》虽然都描写了老妇暮年的残酷，但也呈现了作者的悲悯一面。又譬如《太清》和《森》两篇，因它们部分溢出了既有风格的规限，在全部篇章中显得很独立不倚。拟保罗·克洛岱尔写给妹妹卡米尔·克洛岱尔的那篇《疯魔》、拟娜杰日塔和曼杰斯塔姆的《黑色蜡烛流》和记录作者亲历见闻的《猪草》，因为纯粹的声音（独白）的交织而令人动容。“补遗一”里的《唐筼心史》和《陈寅恪之死》这两篇悼诗也值得重视，相比《女史》中诸多篇章，这两篇的传主所生活的年代离我们较为近切，而杨典以诗人的哀痛的笔调，向我们揭示了四九之后知识分子逼仄惨烈的命运实况。
第十面 最早的一篇
《女史》作为有意识的系列篇章的写作，是在作者四十岁前后。收入本书中最早的一篇《红经·觉有情》写于1996年（二十多岁时）。在写出这首后，杨典自言“便不知如何继续了”。当读到“万有倒映你们/个人反射你们，/恩典，恶习/美色，野心，/像助你们飞过/我头顶的四翼”这一段时，我发现它正带有了八十年代诗歌狂飙运动的呼啸的尾音。无疑，它诞生于杨典早年个人的感官史，而其中弥漫的“愤怒和颓唐”已化为中年期的讽喻和机锋，最终渗透为这部《女史》的底色。
第十一面 回返日常生活
杨典在《狂禅》中曾这么描述自己：“我之为人，多情易怒，爱山水、书卷、音乐、美人;恨无常、不义、病苦、天灾。不过为众生中一小众生而已。”而在《女史》中，对应于这个自我剖白的，是那首回返了日常生活的《执箕帚》，这是《女史》正编的尾声篇。读到“唏嘘，看妻子晨起扫地、正午炊烟/黄昏沏茶、灯前补衣——便如读真经/露台植物是爱情的诠释/柴米油盐即婚姻之眉批”时，仿佛数日来经历了一次严酷的旅程而重返了这娑婆世界，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当杨典在首句写出“女史箴图远，书蠹艳异奇”，与首篇起句形成呼应而完成了书写的合拢时，我猜想他自己当时也松出了一口气吧。一次书写的冒险已完成。
第十二面 并不多余的话
本书的副标题“一部诗意的女性博物志”，我以为稍有不妥：因为这样的一个标签，与杨典在引文中所说的本书主旨并不吻合：“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及任何时代，女子们所具有的自然力量和美学救赎，常常比男子更有力，也更有良知”;以及“在男权世界，男子即是有、是物质、是文明与经济的产物，而女子是无、是情感、是自然与隐性的生活。后者才是我们生命的本质。”久被遮蔽的女性之史，更不能等同于冷漠无情的“物之史”，这样的措辞，等于消解了这部书（也是作者）对于女性历史角色的拨正和肯定。
《女史》是杨典自身写作风格成熟过程中的一个界石，对亟须重开新局的汉语写作来说，我相信，它也会是一个小而重要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