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7年出生在北京，童年生活印象美好，至今难忘。由于政治运动原因，全家于1965年迁到原籍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农村，1979年我回到北京，接父亲的班进入民族出版社（彼时《民族画报》是该社的编辑部，1985年独立为民族画报社）工作，续写了童年的阳光生活。这十几年的农牧区生活成为我了解社会、了解民族的难得机会，为我之后的职业提供了文化、心理和体力的储备。
　　1979年，我进入民族画报社暗房工作，从洗照片冲胶卷学起，业余时间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市内的公园街道练习拍摄。1980年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1983年加入北京暗室技术研究会。1985年成为《民族画报》通联组编辑。
　　这一时期我主要是学习基础知识，通过洗印过程懂得了曝光控制、色彩控制，为同期的拍摄积累了知识；通过放大尺的反复移动，了解了构图在创作中的应用，为表达主题做了视觉化的准备。当了图片编辑之后，从老编辑那里学会了如何对待投稿者和判断图片的优劣，为拍摄专题摄影报道积累了选材发现的知识储备。


　　1988年，我到当代摄影学会（前身是四月影会、现代摄影沙龙）当秘书兼执行委员。在这里跟着杨绍明同志和其他富有经验和成就的摄影家群体学到了很多东西，开了眼界，强化了摄影基础，懂得了运作原理，在拍摄、读图、理论等方面增加了积累。1980年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后，经常去协会听课，协会组织美术家、作家等讲课，对初学者的我们是很大的启蒙帮助。我还经常去中国美术馆等地看展览，那时候画报还能得到最新上映的电影票、文艺演出票，画报领导说是看电影有助于拍照片的人提高。加上阅读摄影、新闻类图书，我的摄影和新闻业务都是在实践中学的。如果说民族画报社是我的摄影、新闻、民族知识的启蒙学校，当代摄影学会的经历就是一种深造，回到民族文化单位则实现了职业的理想。
　　1995年，我进入国家民委的机关刊《民族团结》杂志社任记者和编辑，兼做摄影和文字工作，文字方面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一年发稿文字量达10万字。1999年我回归《民族画报》任摄影记者，2001年担任了第二编辑部主任，2007年担任蒙古文版编辑部主任。如果说之前算是零星拍摄的话，那回到画报后是真正开始从事专题摄影报道了。


　　我自学习暗房技术到后来成为编辑、记者、编辑部主任，其间虽然在其他单位工作过，但摄影、新闻、民族、媒体这些关键词从未远去，它们伴随着我并成为我工作的目标和动力，还让我品尝到了收获的喜悦。从朦胧的暗房里羡慕地洗印着一张张别人拍摄的照片到自己面对社会直接地大量地拍摄并看着它们发表出版而获得赞誉，是一个非常奇妙并令人兴奋的过程。把兴趣和职业结合起来绝对是一种福分。
　　作为《民族画报》的摄影记者，我有机会到全国各地拍摄各民族的内容，陆续发表在各类刊物和书籍上，我甚至立下雄心壮志要拍遍55个少数民族。实际上跑了一些地方之后发现这想法实在很幼稚。中国之大，民族之多，别说是拍55个民族，拍好一个民族都很难。于是我逐渐缩小拍摄范围，正好2007年我从汉文版调到蒙古文版编辑部当主任，我是蒙古族，自然关注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最近十几年的专题摄影报道大部分是蒙古族内容。2017年6月我主编的《〈民族画报〉蒙古文版》画册展示了我们近十年的工作成果。现在的《民族画报》蒙古文版是蒙汉双语、图文并茂，甚至是“三语刊物”—图片和音乐被公认为是世界语言。是国家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形式之一，我非常幸运地成为这个平台中的一员。


　　由于持续多年关注本民族的内容，而蒙古族乃至其他民族的许多文明精华鲜为人知，作为传播者我有紧迫感。随着阅历的增加，观念的更新，报道手法的进步，我不满足于每期在刊物上发表一两个专题或人物报道，而是想再搭一个平台，快节奏地、大容量地、多形式地传达蒙古民族的文化。这就是我至今在做的《蒙古写意》系列书籍。
　　就“蒙古游牧”题材的摄影书籍而言，我先后出版了《蒙地色彩》（486页、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1年）；《游牧色彩》（708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年）；《游牧精神》（620幅图片、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年），这三本书（两本画册、一本图文书）都是用摄影图片阐释蒙古游牧文明的探索，是“蒙古游牧文明”的视觉化表达，“三部曲”构成了我对“记录当下、记录游牧”的具体实践，具有一定的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价值。也是我以摄影方式关注一个题材历时35年的成果。最近我又出版了《写意草原》摄影集。蒙古族人物类书籍已经出版了6本，这个系列的书籍还在进行中，它们除了当时具有新闻价值外，还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媒体人也是新名词，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图片编辑等都具有媒体人的身份。我当了16年的编辑部主任，复审工作无数，常常是一组稿件从策划到实施，拍摄或约稿，编辑加设计思路，审稿和修改，直到印成画报发行出去，我参与了全过程。加上以前的暗房训练、在当代摄影学会从事摄影活动的运行经验，使我从一个想法到印刷成册，很具体地知晓了一个无形的创意是怎样变为可视的产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既是摄影者、编辑，也是审稿者和发行者，姑且称为“媒体人”吧，而且我也是以攝影、文字为工具和方式、以刊物和书籍为载体的记录者。
　　广义地讲，任何形式的摄影都是记录。职业类的包括新闻单位和非新闻单位的因职业需要而专门从事特定行业的摄影记录者。记录类摄影的内容可以包括时政类、日常生活类、特殊行业类等诸多方面。除去特殊职业如科技、刑事、考古等相对技术性较强以外，很多记录类摄影是有着主观倾向的，这种倾向性就体现了摄影者的思想、境界、技术、品位等，就是记录观。对持有官方记者证的摄影记者而言，记录观当属首要问题。


　　在中国，“少数民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汉族人口众多而言，单独地看，少数民族里有些几百万，有的上千万，与欧洲、亚洲某些国家人口相当，他们各自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足以称道的文明。如何看待这些民族的文明并致力于多民族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最终达到进步繁荣，是个巨大的课题和任务。而首先需要相互了解，因为媒体的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了解。因此，摄影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式。1955年萨空了先生创办《民族画报》时的原因之一就是民族地区群众识字率不高，看图片正好。现在形势变了，文化普及率提高，人人可以拿手机拍摄，看画报的人哪个民族都有。根据我们发行部的统计，在某些地区，汉语读者远远大于少数民族读者。所以，怎样区别于其他摄影者、表达什么内容、用什么样的形式传播等就有了新的内涵和挑战。
　　我在《民族画报》以及其他媒体发表的大量图文共同构成了我作为媒体人、记录者的点滴足迹。简单说，我是以摄影和文字为工具，以媒体、书籍、网络为载体，记录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变迁，在宣传的同时成为记录者—记录他人也印证了自己。
　　《中国摄影》杂志迎来六十华诞，在讲究品牌的社会里，60年是一个珍贵的数字和资本，既是纪念，也是起点。感谢贵刊没有忘记在广大民族领域的记录者，共度60大典。对人而言，60不算小数，但在“品牌”这个概念上，同样要讲究，即怎样度过年华，创建自己的人生品牌。有理论家说：“摄影者是用别人的面孔为自己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