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宋代沿袭了唐代的科举上请制度，但在正式的推行过程中，经历了行废的演变过程。景祐元年（1034年）朝廷下诏罢科举上请，此后，并没有完全废除科举上请，而是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进一步规范了科场上请制度，包括对上请者所处位置、上请内容的规定等。宋代科举上请制度的推行，虽利弊互存，但总体上来讲，体现了宋朝政府灵活的科举管理方式，有利于科举制度的完善。
关键词 宋代，科举，上请制度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6）18-0019-06
宋代，无论是在解试还是省试、殿试时，如有遇题目不明之处，可以进问题意，这就是流行于两宋科场的上请制度。但科场上请并非源于宋代，唐时就有。叶梦得在《石林燕语》卷8中记载：
唐礼部试诗赋，题皆不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故举子皆得进问题意，谓之“上请”。本朝既增殿试，天子亲御殿，进士犹循用礼部故事。①
宋代科举上请虽沿袭于唐代，但是唐代科举考试曾允许举子怀挟书册进入场屋，以便查阅疑惑，②故而上请的情况较少。迨及宋代，贡院条制明确禁止怀挟入试，③并要对举子逐一进行搜身检查。④因此，科举上请主要盛行于宋代。科举上请制度是宋代科场管理的重要内容，至今学界尚无人论及。故笔者不揣浅陋，就宋代科举上请的问题进行简要的论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宋代科场上请的缘起
北宋初年，在殿试时，就有举子上请的情况。《文献通考》卷30《选举考三》云：
淳化三年，是岁，诸道举人凡万七千余人，苏易简知举，殿试始令糊名考校。内出《卮言日出赋》题，试者不能措辞，相率叩殿槛上请。⑤
关于此事在不同的文献中略有出入。
洪迈《容斋随笔》中载：
淳化三年，太宗试进士，出《卮言日出赋》题，孙何不得知所出，相率叩殿槛，乞上指示之，上为陈大义。⑥
洪迈指出上请者为首的是孙何，宋太宗并亲自为其陈大意。
《宋会要辑稿·选举七》：
淳化三年三月四日，帝御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内出《卮言日出赋》《射不主皮诗》《儒行论》题……时御出赋题，孙何等不知所出，相顾惶骇，阁笔不敢措词。人教之上请，因相率叩殿槛乞指示。帝初不为言，既所请再三，始为陈其大义焉。①
南宋人叶绍翁《四朝见闻录》中又云：
本朝廷对取士，用赋而不示其所出。自省试命题亦然。真宗以《卮言日出》试士于廷，孙何等不究厥旨，赋莫能就，遂昧死攀殿陛而上请所出与大意。真宗不以为罪，揭示所出及大意，谓：“卮，润也。”是岁以何为状头。其后诸生上请有司揭示，皆始于此。②
相较之，《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与《四朝见闻录》的记载更为详细。不仅道出了淳化三年（992年）御试题目，除了《卮言日出赋》，还有《射不主皮诗》《儒行论》等题，从“孙何等不知所出，相顾惶骇，阁笔不敢措词……帝初不为言，既所请再三，始为陈其大义焉”。“孙何等不究厥旨，赋莫能就，遂昧死攀殿陛而上请所出与大意。真宗不以为罪，揭示所出及大意”等语句中可以看出，贸然上请可能会遭遇一定的风险，孙何昧死攀殿上请，好在皇帝不以为罪，并亲自为其揭示大意。《四朝见闻录》中误把太宗当作了真宗，③叶氏认为：“其后诸生上请有司揭示，皆始于此。”恐误，与前文《石林燕语》所言上请制度乃沿袭唐代礼部故事相抵牾。但从文献记载来看，淳化三年确是宋代上请制度的最早记录。
在随后的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科场上请被正式写入了《礼部贡院条制》，这就为科场上请者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大中祥符）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晁迥等言：“准诏详定《礼部贡院条制》……或举人有所请问，主司即与解说……”并从之。④
但好景不长，随着科考人数的增加，举子考场上请的情况也就多了起来，十分不利于考场秩序的维护，仁宗天圣时上请制度开始发生了动摇。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巡铺官员孔延鲁就建议仁宗皇帝，废除上请之制：
未试前令主司晓谕举人，不得上请，仍雕印试题，分明解说，就试卷内散。
仁宗以“文闱取士，条约已多，只令依旧例施行”。⑤婉拒了孔延鲁的意见。这就意味着科场上请制度的推行受到了部分大臣的质疑。臣僚们的质疑显然影响到了皇帝，在天圣五年的殿试中，内出《圣有谟训赋》《南风之薰诗》《执政如金石论》三题，进士吴育等人以题目渊奥为由上请。仁宗仍犹豫不决，终还是“录三题所出经疏以示之”。⑥又天圣八年，仁宗在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时值当年进士，对御试题目亦是不解，以“圣题渊奥上请”，帝虽“宣谕久之”，仍“录所出经疏示之”。⑦
至景祐中，随着反对科举上请的声音越来越多，朝廷不得不宣布科举“不许上请”。景祐元年（1034年），始诏御药院：
御试日，进士题目，具经史所出，摹印（结）[绝]之，更不许上请。⑧
景祐元年，首次下达了举子科考“不许上请”的禁令。⑨为了防止举子上请，规定御药院雕印其所试三题的出处，并据出义理，至考试日，“各赐一纸”，特别强调“更不令解元上请”。⑩“自后进士各伏其位，不敢复至殿庭。”
可见，宋代科场上请，自大中祥符四年合法化以来，就饱受争议，经历了仁宗天圣时期（1023～1032年）的动摇，再到景祐元年在众臣僚的一片质疑声中，朝廷明令科举“不许上请”。究其缘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两宋时期，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官刻、私刻、坊间本等刻书业发展迅速，逐渐取代了以前的手抄本。省试、殿试时，御药院会将事先雕印好的试题及解说散发给举子，即“进士题目，具经史所出摹印给之”，这就大大减少上请的人数，为罢废上请制度提供了条件。
其二，举子上请较为烦渎，有失尊严之体。科考之时，举子由于题意不明，反复向考官上请进问题意。一方面使得考官们“稍厌其烦渎”，①“词赋命题不明，致士子上请，烦乱经义”。②另一方面，回答上请之问，往复纷纭有失尊严之体，特别是在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中，③有损皇权至高无上的形象。因此，朝廷多次强调“进士题具书史所出，御药院印给”，“士人不许上请”。 其三，举子上请时，常常会闹出许多笑话来，严重影响了科场考试的严肃性，干扰了举子考试的顺利进行。天禧三年（1019年），杨亿时任同知贡举，④有举子上请题意，就引发了一场笑话。范镇《东斋记事》载：
杨文公知举于都堂，帘下大笑，真宗知之。既开院，上殿，怪问：“贡举中何得多笑？”对曰：“举人有上请‘尧舜是几时事’，臣对以‘有疑时，不要使’，以故同官俱笑。”真宗亦为笑之。⑤
南宋人岳珂则认为此事发生在欧阳修任知贡举时，而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六日癸未，“以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⑥即此事发生在嘉祐二年。
欧阳文忠知贡举，省闱故事，士子有疑，许上请。文忠方以复古道自任，将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丕变文格，盖至日昃，犹有喋喋弗去者，过晡稍阒矣。方与诸公酌酒赋诗，士又有扣帘，梅圣俞怒曰：“渎则不告，当勿对。”文忠不可，竟出应，鹄袍环立，观所问。士忽前曰：“诸生欲用尧舜字，而疑其为一事或二事，惟先生幸教之。”观者哄然大笑。文忠不动色，徐曰：“似此疑事，诚恐其误，但不必用可也。”内外又一笑，它日每为学者言，必蹙额及之，一时传以为雅谑。余按《东斋记事》指为杨文公，而徒问其为几时人，岁远传疑，未知孰是。然是举也，实得东坡先生，识者谓不啻足为词场刷耻矣，彼士何嗤。⑦
无论此事发生于天禧三年，还是嘉祐二年，都反映出了举子在上请时常常会惹出不少笑话，试想“帘下大笑”“观者哄然大笑”“内外又一笑”确不符合科考的严肃场合。又有由于口音不同，上请闹出笑话的事例：
潭州试经童试官，举经头一句曰：“三千大千时一。”闽童诵不通，因操南音上请曰：“覆试官不知下头有世界耶，无世界耶。”闻者大笑。⑧
更有考试官，在举子上请时故意戏谑，北宋文人刘攽，博学有俊才，然滑稽，喜谑玩。熙宁中，任开封府考试官，出临以《教思无穷论》，举人上请曰：“此卦大象如何？”刘曰：“要见大象，当诣南御苑。”又有请曰：“至于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⑨考场的不严肃性，肆意戏谑，严重影响到了场屋中举子答题时的文思、心态，不利于科举的公正选拔。
正是基于以上诸多方面的考量，宋代科场上请，隐藏着许多不安定的因素，严重干扰了场屋秩序的正常运行，朝廷不得不下令“不许上请”。然而，景祐时期的上请之禁，虽较为严格，但分发雕印试题出处的做法，过于刻板，并不能完全解答举子们考试时所遇到的疑惑。景祐元年以后，科场上请并没有完全废止，为了保证科举考试能够真正选拔出有用之才，朝廷通过规范上请内容等方式，施行了较为灵活的上请政策，即原则上不许上请，但如仍有疑惑，也可以上请提问。宋代科举上请制度不是“一刀切”，而是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策略，体现了宋代科举政策的变通性，有利于科举制度的完善。
二、宋代科场上请的若干规定
宋朝政府采取较灵活的上请政策，主要体现在对科场上请的若干制度的规定。其中包括对上请者上请时所处位置、试题音韵、题意以及试题本身谬误等方面的相关规定。
一是对上请者所处位置的规定。从景祐元年朝廷下令“不得上请”，到宝元二年（1039年）不过数年而已，上请已有明显松动。首先体现在上请者位置的变化上。宝元二年十一月四日，翰林学士丁度等建言：“进士引试，依旧写札所出去处注疏一处晓示，不令上请。或疑虑须得上请，止在厅砌下，不得逼近帘帷。”①仁宗从之。又诏：
礼部自今诗、赋、论题，并以注疏所解揭示之，不许上请。或题目有疑当请者，仍不得近帘。②
可见，省试、殿试时诗、赋、论题以注疏的形式揭示，一般情况不准上请，但有“疑处”，也可上请，只是不得逼近都堂上的垂帘。这既维护了权者的尊严，又满足了举子“上请解惑”的需要。事实上，对于上请时“不得近帘”的规定执行并不严格。治平四年（1067年），礼部省试题为《公生明命赋题》，举子许少张，诣帘前上请云：“公生明者，公正生明，公而自明非自明之明。”他的提问还得到了时任司贡举的司马光的极力认可。③可见举子“诣帘前”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的。到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时，进一步明确规定：
诸发、转运、提举司及州学人吏……已就试，不得上请，如有差误，引断不行，许白巡铺官引赴帘前，白试官改正。④
从景祐中“不许上请”，到宝元二年时原则上不许上请，但如实在需要上请，则“不得逼近帘前”，再到熙宁八年时，允许上请者在告诉巡铺官的情况下“引赴帘前，白试官改正”。这一系列上请者位置的变化，表明科场上请实际上并没有禁绝。直到南宋后期，对举子上请时所处位置仍有严格的规定，吴自牧《梦粱录》卷2《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闱》云：
三月上旬，朝廷差知贡举、监试、主文考试等官……其士人各引试三场……放试士人，各入院内，依坐位分廊占坐讫，知贡举等官于厅前备香案，穿秉而拜，诸士人皆答拜，方下帘幕，出示题目于厅额。题中有疑难处，听士人就帘外上请，主文于帘中详答之讫，则各就位作文，随手上卷。⑤
二是对试题音韵上请的规定。官赋中如有疑混声的情况，允许上请。庆历四年（1044年），翰林学士宋祁等言：
近准敕详定贡举条制者……进士并试三场……赋官韵有疑混声，疑者许上请……诗韵中字体及声韵同者，各许依本字下注意便用。⑥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八月，乃依“旧条”，“应赋官韵有疑混声者，许上请”。⑦此外，由于出题人自身的原因，如主文用俗音，故须上请，⑧主文者在出题时，“不明其字之出处，无明音，今则积久成讹”。若有此情况当上请。⑨
三是在题意不明或有歧义的情况，允许上请。庆历四年有诏：
近准敕详定贡举条制者……进士并试三场……诗、赋、论题目，经史有两说者，许上请。
宋人孙奕在《示儿编》中介绍了一个因题意不明，举子“上请”的事例：
庐陵董克正，以其父参政当国，避亲就别院，考官周孟觉因以二月一日试出《中和节》诗，董上请云：“何谓中和节？”周答曰：“上元已过，上巳未至，今日所以为中和也。”董即体其意曰：“上巳时将近，元宵节已过，仲春方骀荡，今日是中和。”遂高中。① 董克正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及第，其父董德元（1096～1163年）时为参知政事。由此可推知此处讲述的是绍兴二十四年的事。董克正不明“中和节”之意，故上请进问题意，考官为其作解释。
四是试题本身如有谬误之处，举子亦可上请。叶梦得《石林燕语》卷第8云：
尝有教官。出《易》题云：“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举子不能晓，不免上请。则是出题时偶检福建本，坤为金字，本谬，忘其上两点也。又尝有秋试，问“井卦何以无彖？”亦是福建本所遗。②
朱彧在《萍洲可谈》明确指出出题考官是姚祐，元符时期正任杭州州学教授：
姚祐元符初为杭州学教授，堂试诸生，《易》题出“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先是，福建书籍刊本舛错，“坤为釜”遗二点，故姚误读作金。诸生疑之，因上请，姚复为臆说，而诸生或以诚告，姚取官本视之，果“釜”也。大惭，曰：“祐买着福建本！ ”升堂自罚一直，其不护短如此。③
宋代雕版印刷业的发展迅速，随着书籍量的增加，书籍流通加快，有利于人们更方便地掌握书籍，但另一方面，刻印版若不精确校正，易滋生讹误，贻误后学。正如上文所言“福建书籍刊本舛错”，“‘坤为釜’遗二点，故姚误读作金”。
综上，宋代科场上请之制沿袭于唐代，淳化三年开始施行于殿试中，大中祥符四年正式将上请写入贡院条制中，使得科举上请合法化。景祐元年，随着反对上请者日渐增多，朝廷正式宣布科举“不得上请”。但此后并没有完全罢废上请之制，而是通过一些规定进一步规范了科场上请制度。但总体上而言，随着考试时雕印了考试题目的出处、义理，加之上请者会冒一定的风险，上请不当会遭受处罚。上请人数大为减少，这样就有利于场屋秩序的管理，保障了考试的公平。
三、宋代科场上请的影响
科举上请是科场管理的重要内容，其影响利弊互存。举子上请会冒一定的风险，上请不当可能会遭受责罚，相反，上请得当，特别是其提问受到了考试官的青睐时，无疑就增加了其在科考中的筹码。宋人王铚在《默记》卷上云：
晏元献以前两府作御史中丞，知贡举，出《司空掌舆地之图赋》。既而举人上请者，皆不契元献之意。最后，一目眊瘦弱少年独至帘前，上请云：“据赋题，出《周礼司空》，郑康成注云：（如今之司空，掌舆地图也；若周司空，不止掌舆地之图而已。）若如郑说（今司空掌舆地之图也），汉司空也。不知做周司空与汉司空也。”元献微应曰：“今一场中，唯贤一人识题，正谓汉司空也。”盖意欲举人自理会得寓意于此。少年举人，乃欧阳公也，是榜为省元。④
欧阳修为天圣八年的省元，时晏殊，谥号元献，权知贡举，故上面所讲之事为天圣八年礼部举行的省试。欧阳修在上请时提问得当，得到了知贡举晏殊的肯定，在心理上就提前予以了认可。类试的事例还有，治平四年，司马光任知贡举：
京师省闱以《公生明命赋题》……许少张安世，时为举子，诣帘前上请云：“公生明者，公正生明，公而自明非自明之明。”主司恶其语，赘斥去之，君实走厕，回问诸公何为而喧，同列告以其故。君实默然谓帘外官，请适来上请，先辈相见，再问之，少张问如前语，君实云：“诸公不晓先辈意所说极当，当依次第为文。”君实退，与诸公言：“诸公谓此同人上请耶？”诸人方诮其上请疏谬，君实微笑曰：“是公非上请也，乃来考试吾辈尔，今日命题《公生明》冷淡无体贴，如用离娄之明，则便是自明之明，吾辈可不领略而去。”及得许公程文读至依违牵制云云，抚案曰：“此非作《公生明赋》乃公生明断案也。”遂为南省第一。⑤
由材料可知，上请不当会受到主司的斥责，司马光十分欣赏举子许安世的上请提问。不但在同僚面前大加赞赏，当读及其程文时，更是抚案大赞，遂定许安世为省试第一名。
然而，上请也有可能为科举作弊提供温床。正如国子监博士杨璘所言：一些卑陋之士，抱存侥幸，“编写套类，备怀挟”，他们一进入场屋，就以上请为名，群趋帘前，趁混乱之际，“私相检阅，抄于卷首，旋即掷弃”。①绍定二年（1229年），有臣僚言贡举词赋命题不明确，导致士子上请，烦乱经义，故朝廷下令：“考官明示词赋题意，各房分经考校。”②
周密在《癸辛杂识》后集《私取林竹溪》亦云：
林竹溪希逸字肃翁，又号鬳齐，福清人。乙未，吴榜由上庠登第，凡三试，皆第四。是岁真西山知举，莆田王迈实之亦预考校。西山欲出《尧仁如天赋》立说，尧为五帝之盛，仁为四德之元，天出庶物之首，西山以此题为极大。实之云：“题目自好，但矮些个。”西山默然。林居与王隔一领，素相厚善，省试前，林衣弊衣邀王车，密扣题意。王告以必用圣人以天下为一家，要以《西铭》主意，自第一韵以后皆与议定，首韵用三极一家，次韵云：“大圣人之立极，合天下为一家。”四韵尧宅禹宫，大铺叙西铭。至是西山局于无题可拟，乃谓实之曰：“日逼，无题奈何？”王以位下辞避，西山再四扣之不已，王久之若不得已，乃以前题进，并题韵之意大略，西山击节。至引试日，题将揭晓，循例班列拈香，众方对越，闻王微祝云：“某誓举所知，神其鉴之。”是时乡人林彬之元质亦在试中，上请，以乡音酬答，亦授以意，亦预选云。③
端平二年（1235年），作为考官之一的王实之先是从知贡举真德秀处得知试题内容，首先泄题给友人林竹溪，引试日，有举子林元质上请，以乡音提问，王实之辨认其为乡人，遂私相授意。是岁，林竹溪、林元质皆中第。这是典型的通过上请徇私舞弊的现象。严重影响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
概言之，上请制度是科场管理的重要内容，宋朝政府实行相对灵活的上请政策，方便了场屋秩序的维护，有利于科举制度的完善。虽然上请制度存在着一些弊病，但这毕竟不是常态，加之宋朝政府对上请内容的一系列规定，科举上请一般在可控的范围内运行。由前文可知，在上请的实际操作中，举子和考官都有一定的变通性。举子在存“疑惑”时，仍可上请进问题意，甚至可以质疑出题者，考试官也没有完全拘于“不许上请”的条制，在合乎“规矩”的情况下，尽量为举子陈其义，积极发掘有才之士，保证“实学者进”。
【作者简介】游君彦，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关键词 宋代，科举，上请制度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6）18-0019-06
宋代，无论是在解试还是省试、殿试时，如有遇题目不明之处，可以进问题意，这就是流行于两宋科场的上请制度。但科场上请并非源于宋代，唐时就有。叶梦得在《石林燕语》卷8中记载：
唐礼部试诗赋，题皆不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故举子皆得进问题意，谓之“上请”。本朝既增殿试，天子亲御殿，进士犹循用礼部故事。①
宋代科举上请虽沿袭于唐代，但是唐代科举考试曾允许举子怀挟书册进入场屋，以便查阅疑惑，②故而上请的情况较少。迨及宋代，贡院条制明确禁止怀挟入试，③并要对举子逐一进行搜身检查。④因此，科举上请主要盛行于宋代。科举上请制度是宋代科场管理的重要内容，至今学界尚无人论及。故笔者不揣浅陋，就宋代科举上请的问题进行简要的论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宋代科场上请的缘起
北宋初年，在殿试时，就有举子上请的情况。《文献通考》卷30《选举考三》云：
淳化三年，是岁，诸道举人凡万七千余人，苏易简知举，殿试始令糊名考校。内出《卮言日出赋》题，试者不能措辞，相率叩殿槛上请。⑤
关于此事在不同的文献中略有出入。
洪迈《容斋随笔》中载：
淳化三年，太宗试进士，出《卮言日出赋》题，孙何不得知所出，相率叩殿槛，乞上指示之，上为陈大义。⑥
洪迈指出上请者为首的是孙何，宋太宗并亲自为其陈大意。
《宋会要辑稿·选举七》：
淳化三年三月四日，帝御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内出《卮言日出赋》《射不主皮诗》《儒行论》题……时御出赋题，孙何等不知所出，相顾惶骇，阁笔不敢措词。人教之上请，因相率叩殿槛乞指示。帝初不为言，既所请再三，始为陈其大义焉。①
南宋人叶绍翁《四朝见闻录》中又云：
本朝廷对取士，用赋而不示其所出。自省试命题亦然。真宗以《卮言日出》试士于廷，孙何等不究厥旨，赋莫能就，遂昧死攀殿陛而上请所出与大意。真宗不以为罪，揭示所出及大意，谓：“卮，润也。”是岁以何为状头。其后诸生上请有司揭示，皆始于此。②
相较之，《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与《四朝见闻录》的记载更为详细。不仅道出了淳化三年（992年）御试题目，除了《卮言日出赋》，还有《射不主皮诗》《儒行论》等题，从“孙何等不知所出，相顾惶骇，阁笔不敢措词……帝初不为言，既所请再三，始为陈其大义焉”。“孙何等不究厥旨，赋莫能就，遂昧死攀殿陛而上请所出与大意。真宗不以为罪，揭示所出及大意”等语句中可以看出，贸然上请可能会遭遇一定的风险，孙何昧死攀殿上请，好在皇帝不以为罪，并亲自为其揭示大意。《四朝见闻录》中误把太宗当作了真宗，③叶氏认为：“其后诸生上请有司揭示，皆始于此。”恐误，与前文《石林燕语》所言上请制度乃沿袭唐代礼部故事相抵牾。但从文献记载来看，淳化三年确是宋代上请制度的最早记录。
在随后的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科场上请被正式写入了《礼部贡院条制》，这就为科场上请者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大中祥符）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晁迥等言：“准诏详定《礼部贡院条制》……或举人有所请问，主司即与解说……”并从之。④
但好景不长，随着科考人数的增加，举子考场上请的情况也就多了起来，十分不利于考场秩序的维护，仁宗天圣时上请制度开始发生了动摇。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巡铺官员孔延鲁就建议仁宗皇帝，废除上请之制：
未试前令主司晓谕举人，不得上请，仍雕印试题，分明解说，就试卷内散。
仁宗以“文闱取士，条约已多，只令依旧例施行”。⑤婉拒了孔延鲁的意见。这就意味着科场上请制度的推行受到了部分大臣的质疑。臣僚们的质疑显然影响到了皇帝，在天圣五年的殿试中，内出《圣有谟训赋》《南风之薰诗》《执政如金石论》三题，进士吴育等人以题目渊奥为由上请。仁宗仍犹豫不决，终还是“录三题所出经疏以示之”。⑥又天圣八年，仁宗在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时值当年进士，对御试题目亦是不解，以“圣题渊奥上请”，帝虽“宣谕久之”，仍“录所出经疏示之”。⑦
至景祐中，随着反对科举上请的声音越来越多，朝廷不得不宣布科举“不许上请”。景祐元年（1034年），始诏御药院：
御试日，进士题目，具经史所出，摹印（结）[绝]之，更不许上请。⑧
景祐元年，首次下达了举子科考“不许上请”的禁令。⑨为了防止举子上请，规定御药院雕印其所试三题的出处，并据出义理，至考试日，“各赐一纸”，特别强调“更不令解元上请”。⑩“自后进士各伏其位，不敢复至殿庭。”
可见，宋代科场上请，自大中祥符四年合法化以来，就饱受争议，经历了仁宗天圣时期（1023～1032年）的动摇，再到景祐元年在众臣僚的一片质疑声中，朝廷明令科举“不许上请”。究其缘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两宋时期，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官刻、私刻、坊间本等刻书业发展迅速，逐渐取代了以前的手抄本。省试、殿试时，御药院会将事先雕印好的试题及解说散发给举子，即“进士题目，具经史所出摹印给之”，这就大大减少上请的人数，为罢废上请制度提供了条件。
其二，举子上请较为烦渎，有失尊严之体。科考之时，举子由于题意不明，反复向考官上请进问题意。一方面使得考官们“稍厌其烦渎”，①“词赋命题不明，致士子上请，烦乱经义”。②另一方面，回答上请之问，往复纷纭有失尊严之体，特别是在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中，③有损皇权至高无上的形象。因此，朝廷多次强调“进士题具书史所出，御药院印给”，“士人不许上请”。 其三，举子上请时，常常会闹出许多笑话来，严重影响了科场考试的严肃性，干扰了举子考试的顺利进行。天禧三年（1019年），杨亿时任同知贡举，④有举子上请题意，就引发了一场笑话。范镇《东斋记事》载：
杨文公知举于都堂，帘下大笑，真宗知之。既开院，上殿，怪问：“贡举中何得多笑？”对曰：“举人有上请‘尧舜是几时事’，臣对以‘有疑时，不要使’，以故同官俱笑。”真宗亦为笑之。⑤
南宋人岳珂则认为此事发生在欧阳修任知贡举时，而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六日癸未，“以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⑥即此事发生在嘉祐二年。
欧阳文忠知贡举，省闱故事，士子有疑，许上请。文忠方以复古道自任，将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丕变文格，盖至日昃，犹有喋喋弗去者，过晡稍阒矣。方与诸公酌酒赋诗，士又有扣帘，梅圣俞怒曰：“渎则不告，当勿对。”文忠不可，竟出应，鹄袍环立，观所问。士忽前曰：“诸生欲用尧舜字，而疑其为一事或二事，惟先生幸教之。”观者哄然大笑。文忠不动色，徐曰：“似此疑事，诚恐其误，但不必用可也。”内外又一笑，它日每为学者言，必蹙额及之，一时传以为雅谑。余按《东斋记事》指为杨文公，而徒问其为几时人，岁远传疑，未知孰是。然是举也，实得东坡先生，识者谓不啻足为词场刷耻矣，彼士何嗤。⑦
无论此事发生于天禧三年，还是嘉祐二年，都反映出了举子在上请时常常会惹出不少笑话，试想“帘下大笑”“观者哄然大笑”“内外又一笑”确不符合科考的严肃场合。又有由于口音不同，上请闹出笑话的事例：
潭州试经童试官，举经头一句曰：“三千大千时一。”闽童诵不通，因操南音上请曰：“覆试官不知下头有世界耶，无世界耶。”闻者大笑。⑧
更有考试官，在举子上请时故意戏谑，北宋文人刘攽，博学有俊才，然滑稽，喜谑玩。熙宁中，任开封府考试官，出临以《教思无穷论》，举人上请曰：“此卦大象如何？”刘曰：“要见大象，当诣南御苑。”又有请曰：“至于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⑨考场的不严肃性，肆意戏谑，严重影响到了场屋中举子答题时的文思、心态，不利于科举的公正选拔。
正是基于以上诸多方面的考量，宋代科场上请，隐藏着许多不安定的因素，严重干扰了场屋秩序的正常运行，朝廷不得不下令“不许上请”。然而，景祐时期的上请之禁，虽较为严格，但分发雕印试题出处的做法，过于刻板，并不能完全解答举子们考试时所遇到的疑惑。景祐元年以后，科场上请并没有完全废止，为了保证科举考试能够真正选拔出有用之才，朝廷通过规范上请内容等方式，施行了较为灵活的上请政策，即原则上不许上请，但如仍有疑惑，也可以上请提问。宋代科举上请制度不是“一刀切”，而是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策略，体现了宋代科举政策的变通性，有利于科举制度的完善。
二、宋代科场上请的若干规定
宋朝政府采取较灵活的上请政策，主要体现在对科场上请的若干制度的规定。其中包括对上请者上请时所处位置、试题音韵、题意以及试题本身谬误等方面的相关规定。
一是对上请者所处位置的规定。从景祐元年朝廷下令“不得上请”，到宝元二年（1039年）不过数年而已，上请已有明显松动。首先体现在上请者位置的变化上。宝元二年十一月四日，翰林学士丁度等建言：“进士引试，依旧写札所出去处注疏一处晓示，不令上请。或疑虑须得上请，止在厅砌下，不得逼近帘帷。”①仁宗从之。又诏：
礼部自今诗、赋、论题，并以注疏所解揭示之，不许上请。或题目有疑当请者，仍不得近帘。②
可见，省试、殿试时诗、赋、论题以注疏的形式揭示，一般情况不准上请，但有“疑处”，也可上请，只是不得逼近都堂上的垂帘。这既维护了权者的尊严，又满足了举子“上请解惑”的需要。事实上，对于上请时“不得近帘”的规定执行并不严格。治平四年（1067年），礼部省试题为《公生明命赋题》，举子许少张，诣帘前上请云：“公生明者，公正生明，公而自明非自明之明。”他的提问还得到了时任司贡举的司马光的极力认可。③可见举子“诣帘前”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的。到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时，进一步明确规定：
诸发、转运、提举司及州学人吏……已就试，不得上请，如有差误，引断不行，许白巡铺官引赴帘前，白试官改正。④
从景祐中“不许上请”，到宝元二年时原则上不许上请，但如实在需要上请，则“不得逼近帘前”，再到熙宁八年时，允许上请者在告诉巡铺官的情况下“引赴帘前，白试官改正”。这一系列上请者位置的变化，表明科场上请实际上并没有禁绝。直到南宋后期，对举子上请时所处位置仍有严格的规定，吴自牧《梦粱录》卷2《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闱》云：
三月上旬，朝廷差知贡举、监试、主文考试等官……其士人各引试三场……放试士人，各入院内，依坐位分廊占坐讫，知贡举等官于厅前备香案，穿秉而拜，诸士人皆答拜，方下帘幕，出示题目于厅额。题中有疑难处，听士人就帘外上请，主文于帘中详答之讫，则各就位作文，随手上卷。⑤
二是对试题音韵上请的规定。官赋中如有疑混声的情况，允许上请。庆历四年（1044年），翰林学士宋祁等言：
近准敕详定贡举条制者……进士并试三场……赋官韵有疑混声，疑者许上请……诗韵中字体及声韵同者，各许依本字下注意便用。⑥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八月，乃依“旧条”，“应赋官韵有疑混声者，许上请”。⑦此外，由于出题人自身的原因，如主文用俗音，故须上请，⑧主文者在出题时，“不明其字之出处，无明音，今则积久成讹”。若有此情况当上请。⑨
三是在题意不明或有歧义的情况，允许上请。庆历四年有诏：
近准敕详定贡举条制者……进士并试三场……诗、赋、论题目，经史有两说者，许上请。
宋人孙奕在《示儿编》中介绍了一个因题意不明，举子“上请”的事例：
庐陵董克正，以其父参政当国，避亲就别院，考官周孟觉因以二月一日试出《中和节》诗，董上请云：“何谓中和节？”周答曰：“上元已过，上巳未至，今日所以为中和也。”董即体其意曰：“上巳时将近，元宵节已过，仲春方骀荡，今日是中和。”遂高中。① 董克正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及第，其父董德元（1096～1163年）时为参知政事。由此可推知此处讲述的是绍兴二十四年的事。董克正不明“中和节”之意，故上请进问题意，考官为其作解释。
四是试题本身如有谬误之处，举子亦可上请。叶梦得《石林燕语》卷第8云：
尝有教官。出《易》题云：“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举子不能晓，不免上请。则是出题时偶检福建本，坤为金字，本谬，忘其上两点也。又尝有秋试，问“井卦何以无彖？”亦是福建本所遗。②
朱彧在《萍洲可谈》明确指出出题考官是姚祐，元符时期正任杭州州学教授：
姚祐元符初为杭州学教授，堂试诸生，《易》题出“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先是，福建书籍刊本舛错，“坤为釜”遗二点，故姚误读作金。诸生疑之，因上请，姚复为臆说，而诸生或以诚告，姚取官本视之，果“釜”也。大惭，曰：“祐买着福建本！ ”升堂自罚一直，其不护短如此。③
宋代雕版印刷业的发展迅速，随着书籍量的增加，书籍流通加快，有利于人们更方便地掌握书籍，但另一方面，刻印版若不精确校正，易滋生讹误，贻误后学。正如上文所言“福建书籍刊本舛错”，“‘坤为釜’遗二点，故姚误读作金”。
综上，宋代科场上请之制沿袭于唐代，淳化三年开始施行于殿试中，大中祥符四年正式将上请写入贡院条制中，使得科举上请合法化。景祐元年，随着反对上请者日渐增多，朝廷正式宣布科举“不得上请”。但此后并没有完全罢废上请之制，而是通过一些规定进一步规范了科场上请制度。但总体上而言，随着考试时雕印了考试题目的出处、义理，加之上请者会冒一定的风险，上请不当会遭受处罚。上请人数大为减少，这样就有利于场屋秩序的管理，保障了考试的公平。
三、宋代科场上请的影响
科举上请是科场管理的重要内容，其影响利弊互存。举子上请会冒一定的风险，上请不当可能会遭受责罚，相反，上请得当，特别是其提问受到了考试官的青睐时，无疑就增加了其在科考中的筹码。宋人王铚在《默记》卷上云：
晏元献以前两府作御史中丞，知贡举，出《司空掌舆地之图赋》。既而举人上请者，皆不契元献之意。最后，一目眊瘦弱少年独至帘前，上请云：“据赋题，出《周礼司空》，郑康成注云：（如今之司空，掌舆地图也；若周司空，不止掌舆地之图而已。）若如郑说（今司空掌舆地之图也），汉司空也。不知做周司空与汉司空也。”元献微应曰：“今一场中，唯贤一人识题，正谓汉司空也。”盖意欲举人自理会得寓意于此。少年举人，乃欧阳公也，是榜为省元。④
欧阳修为天圣八年的省元，时晏殊，谥号元献，权知贡举，故上面所讲之事为天圣八年礼部举行的省试。欧阳修在上请时提问得当，得到了知贡举晏殊的肯定，在心理上就提前予以了认可。类试的事例还有，治平四年，司马光任知贡举：
京师省闱以《公生明命赋题》……许少张安世，时为举子，诣帘前上请云：“公生明者，公正生明，公而自明非自明之明。”主司恶其语，赘斥去之，君实走厕，回问诸公何为而喧，同列告以其故。君实默然谓帘外官，请适来上请，先辈相见，再问之，少张问如前语，君实云：“诸公不晓先辈意所说极当，当依次第为文。”君实退，与诸公言：“诸公谓此同人上请耶？”诸人方诮其上请疏谬，君实微笑曰：“是公非上请也，乃来考试吾辈尔，今日命题《公生明》冷淡无体贴，如用离娄之明，则便是自明之明，吾辈可不领略而去。”及得许公程文读至依违牵制云云，抚案曰：“此非作《公生明赋》乃公生明断案也。”遂为南省第一。⑤
由材料可知，上请不当会受到主司的斥责，司马光十分欣赏举子许安世的上请提问。不但在同僚面前大加赞赏，当读及其程文时，更是抚案大赞，遂定许安世为省试第一名。
然而，上请也有可能为科举作弊提供温床。正如国子监博士杨璘所言：一些卑陋之士，抱存侥幸，“编写套类，备怀挟”，他们一进入场屋，就以上请为名，群趋帘前，趁混乱之际，“私相检阅，抄于卷首，旋即掷弃”。①绍定二年（1229年），有臣僚言贡举词赋命题不明确，导致士子上请，烦乱经义，故朝廷下令：“考官明示词赋题意，各房分经考校。”②
周密在《癸辛杂识》后集《私取林竹溪》亦云：
林竹溪希逸字肃翁，又号鬳齐，福清人。乙未，吴榜由上庠登第，凡三试，皆第四。是岁真西山知举，莆田王迈实之亦预考校。西山欲出《尧仁如天赋》立说，尧为五帝之盛，仁为四德之元，天出庶物之首，西山以此题为极大。实之云：“题目自好，但矮些个。”西山默然。林居与王隔一领，素相厚善，省试前，林衣弊衣邀王车，密扣题意。王告以必用圣人以天下为一家，要以《西铭》主意，自第一韵以后皆与议定，首韵用三极一家，次韵云：“大圣人之立极，合天下为一家。”四韵尧宅禹宫，大铺叙西铭。至是西山局于无题可拟，乃谓实之曰：“日逼，无题奈何？”王以位下辞避，西山再四扣之不已，王久之若不得已，乃以前题进，并题韵之意大略，西山击节。至引试日，题将揭晓，循例班列拈香，众方对越，闻王微祝云：“某誓举所知，神其鉴之。”是时乡人林彬之元质亦在试中，上请，以乡音酬答，亦授以意，亦预选云。③
端平二年（1235年），作为考官之一的王实之先是从知贡举真德秀处得知试题内容，首先泄题给友人林竹溪，引试日，有举子林元质上请，以乡音提问，王实之辨认其为乡人，遂私相授意。是岁，林竹溪、林元质皆中第。这是典型的通过上请徇私舞弊的现象。严重影响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
概言之，上请制度是科场管理的重要内容，宋朝政府实行相对灵活的上请政策，方便了场屋秩序的维护，有利于科举制度的完善。虽然上请制度存在着一些弊病，但这毕竟不是常态，加之宋朝政府对上请内容的一系列规定，科举上请一般在可控的范围内运行。由前文可知，在上请的实际操作中，举子和考官都有一定的变通性。举子在存“疑惑”时，仍可上请进问题意，甚至可以质疑出题者，考试官也没有完全拘于“不许上请”的条制，在合乎“规矩”的情况下，尽量为举子陈其义，积极发掘有才之士，保证“实学者进”。
【作者简介】游君彦，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