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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索罗斯在离开对冲基金的一线战场之后，几乎不放过每一个能阐释自己理念的机会，仿佛是在提醒人们，他的毕生志向是研究哲学。
相似的故事一再在上演。
奥巴马对他提出的正式见面请求迟迟不做答复，直到总统因其他事务来到纽约，才允诺他可以私下碰一次面。没有记者，没有其他官员，不算官方会面，除了特勤局之外，大概不会牵扯到政府的任何部门。
他几乎已经习惯了。
他曾经向老布什提议援助戈尔巴乔夫的新俄罗斯，但白宫说只要俄罗斯还跟古巴结盟就绝无可能；老布什的儿子更加糟糕，他最后不得不砸出重金把小乔治“赶出”椭圆办公室；克林顿对他差不多算得上最好，希拉里会接他的电话回复他的邮件，比尔也会听他说说南斯拉夫的事情，但他看得出来，总统更信任他对股票市场的看法。“他只是想笼络我这个大钱袋子，”他叹了一口气，“这种事经常发生。”
乔治·索罗斯能在谈笑间击垮看似坚不可摧的英格兰银行，也轻描淡写掀起过好几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但他也有求之不得的东西。
“在这个世界上，我想要什么就能拥有什么，”他大笑起来，仿佛这是个极之荒谬的笑话；这笑容转瞬即逝，他的表情变得严肃，他轻声说，“但我的确有一个想要的东西。”
“惟愿我声震人间。”
乔治·索罗斯，这个星球最大的金融巨鳄，从来不吝于分享他对这个世界的观点。
在前不久的达沃斯论坛上，他做出了许多大胆的论断。他说世界将进入通货紧缩的黑暗时代；他说欧盟正在崩溃的边缘，六七个危机同时袭来，布鲁塞尔已经应接不暇；他说我们即将面对的是一场堪比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而不幸的是，上一次成功或失败的第一手经验都已经随它们的主人长埋土里；他说我们在科学的帮助下征服了自然，但我们掌控自己的能力却落在了后面，于是我们像是拿着大斧的小孩，随时可能自我毁灭所有的人类文明。
“您给我们描绘出了一个灰暗的未来，”《德国经济周刊》的记者发出感慨。
“这是我的偏见，也是一个经过仔细思考的习惯，”索罗斯答道，“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我很早就学会了这一点。1944年纳粹占领匈牙利，如果不是我父亲制作了很多假身份证的话，我、我们家人和其他许多在匈牙利的犹太人都可能会死在那里。父亲告诉我，直面黑暗比逃避要更好；在危险面前，如果你愿意冒一点险采取行动，你活下去的机会比随波逐流要大得多。所以我总是做最坏的打算。这种思维方式让我在金融市场里过得不错，如此也贯穿了我的政治哲学。只要我找到一种制胜策略，无论机会看上去有多么渺小，我都不会放弃。黎明前的夜尤其黑暗，危险里恰恰蕴藏着机遇。”
是了，对索罗斯的采访一旦深入，免不了会变得像是一场布道。尤其在他离开对冲基金的一线战场之后，他几乎不放过每一个能阐释自己理念的机会，仿佛是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他的毕生志向其实本来是研究哲学。
索罗斯19岁考上伦敦经济学院，师从英国政治哲学大师卡尔·波普尔。波普尔的名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20世纪批评极权主义的代表之一，而曾在纳粹追捕下命悬一线的索罗斯非常自然地被这样的理念所打动——在波普尔所崇尚的开放社会里，在社会的理性思辨风潮之中，过气的错误思想会给更强大的思想让道，从而令社会更加强大；简而言之，批评的自由至关重要，与既有主流的不同意见者才是进步的核心动力。
如何能让这样的社会变为现实？索罗斯希望能够贡献它的理论枝干，并通过模型验证构建过程的可操作性。于是在波普尔的鼓励下，索罗斯开始思考世界运作的方式，并尽可能地用哲学的方式解释它。他立志要成为一名自由哲学家，所以当他26岁离开学校去到大洋彼岸的美利坚时，他的打算是用5年的时间挣到50万美元，然后回到英国，做一个独立学者，安心地研究他的哲学。
计划赶不上变化，仅仅是第二年，索罗斯管理的资金就已经超过了50万美元，等到五年过去，他的身家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初的设想。
然而索罗斯始终没有放弃哲学。他的老友兼中国顾问梁恒在回忆录里写道，索罗斯有三个头衔，金融家、慈善家、哲学家，而他自己最重视的一个这是哲学家。“我最想当哲学之王，”在一次长谈过后，索罗斯曾对梁恒吐露心声。
他也从未放弃将自己的理念付诸笔端，从20岁开始写哲学论文，在之后五六十年的时间里也出了六七本书，但还是得不到哲学界的承认。1998年，他的论著《全球资本主义危机》问世，更是被学术圈嗤之以鼻。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直接在《新共和》上撰文批评，标题是大写的“外行”两字。
“我是个很失败的哲学家，”70岁的索罗斯对梁恒承认，“我非常痛苦，但我不会放弃。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写出一本传世之作。”
1986年10月，索罗斯访问中国，在北京友谊宾馆参加了一场学术研讨会，与会的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青年精英。索罗斯说到他对哲学的热爱，以及他思考过的不同哲学命题。“我认为哲学是一切事物的核心，”他说，台下响起满堂掌声。
与会的青年们人手一册梁恒创办的《知识分子》周刊，上头恰恰登载着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这个理论是指认知与事件之间的关系，认知可以改变事件，而事件反过来又影响认知。在社会科学里，这理论已然不新，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就被多位大师各自应用到了学说之中。索罗斯的导师波普尔就将其称之为“俄狄浦斯效应”——俄狄浦斯的亲爹拉伊俄斯被诅咒将死于自己的儿子之手，于是他在儿子出生后即将其抛弃，不料俄狄浦斯竟然活下来并长大成人，父子俩在神庙中狭路相逢，互相不知道对方身份的两人为了谁该给谁让路的问题大打出手，最终年轻力壮的俄狄浦斯更胜一筹，杀死了他的亲生父亲，印证了当年的诅咒。
波普尔将这个理论发展应用著作成书时，恰逢索罗斯远赴重洋去赚美元之际，所以理所当然，索罗斯后来就把这个理论用到了投资上：如果投资者相信美元将升值，那么他们的购买将推动美元上涨。这反过来又会使利率降低，刺激经济增长，从而推动美元再次升值。股市投资也是一样，如果投机者相信某个公司的股价会上涨，那么他们的买盘就会推动股价的上扬，进而公盘被带动，公司管理层能够以更优惠的条款利用这些股票作价去收购其他公司，进而拉动股价再次上涨。 但投资者的观点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偏见与谬误在华尔街随处可见，所以当投资者普遍看好某个公司的股票，而该公司也确实一直在上扬，是不是一定意味着它原本就值得这样上涨？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里，市场对某个特定资产的价值评估究竟可以相差多远？
1998年，由于俄罗斯债券违约和巴西债务危机连续发生，国际债券市场掀起滔天巨浪，靠倒卖各国政府债券来实现无风险套利的LTCM（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被巨浪打翻。LTCM创始人约翰·梅里韦瑟辗转曲折联系上索罗斯，希望索罗斯能出手相救，他认为市场被不理智情绪占据，一旦恢复正常，LTCM不仅能翻身，还能从中赚上一笔。但索罗斯并不同意他的观点：“现在你遇到的是一场海啸，你不能指望用对待潮汐的方法对待它。”
后来的故事证明了索罗斯的预言。尽管索罗斯答应在7天之后给LTCM一笔5亿美元的有条件投资，但华尔街其他大资本公司早对LTCM虎视眈眈，大家不约而同地针对LTCM的资产类做空，等到索罗斯约定的时间到来，LTCM非但没能达到条件，反而离死亡线更近了——事实上，直到美联储组织14家华尔街金融机构联合收购LTCM之后，国际债券市场才逐渐恢复梅里韦瑟所期望的“正常”，而收购了LTCM资产的金融机构也确实因此小赚了一笔，但这一切跟LTCM已然无关。
因为市场是人在操作的，而只要有人的地方，偏见与谬误就始终存在。所以在索罗斯看来，市场就如同量子世界一样，它本身并不具体，而观测行为又会对被观测对象产生扰动，所以要去确定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或是确定某只股票的真正价值和涨跌趋势，是要受到限制的。这个道理，德国物理学家沃纳·海森堡将其总结为“不确定性原理”，被索罗斯化用在金融投资上，就成为了“市场不可预测”的原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把自己创立的对冲基金名字从“双鹰”改为“量子”，以表达对海森堡的致敬。
在1986年北京的那场研讨会上，他神采飞扬，说自己这些年来从未放弃对世界本质的探索，反身性理论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命题。尽管他所说的这个小命题，在他的所有理论中，却是最被世人严肃对待的那个。
也难怪，自二战以来到这个时候，西方已经平稳前进了40年，哲学思潮渐渐退去，尤其在美国，文化的核心是金钱和科技，连小说和诗歌都成了老古董，更遑论哲学。反而是在此时此刻的中国，青年精英们还乐于思考与探索世界的本质，不仅不以为索罗斯的思想乏味无趣，还提出各种精彩的问题。在辩论之中，索罗斯也忍不住低声感叹，“中国才是我的哲学家园”。
只是现在时间又过了30年，中国青年的知识架构与美国渐渐重叠。在和平与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的新时代青年精英，又有多少不在乎金钱和科技，而是卡缪和萨特呢？
除了家人，索罗斯很少拥有亲密的私人朋友，甚至他的婚姻也并不平稳，前两任妻子都在结婚20年之后忍受不了他偶发的绝情而离去。梁恒与他相交几十年，也曾有过不欢而散好几年不再往来的经验。按梁恒的说法，索罗斯是故意不和人亲近，有意控制自己的情感。这样，在处理危机时，他才能随机应变，快刀斩乱麻。但他的这种习惯和风格也会让人感到冷酷无情，而且能够很轻易地抛弃朋友，自己扬长而去。
但是，对待他的哲学，索罗斯始终是虔诚的；在坚定的信念之上，他甚至有一股以身证道的魄力。在1992年狙击英镑的时候，他的基金经理虽然已经准备做空英镑，但终究还是心存胆怯，只投了20亿美元。在他向索罗斯汇报的时候，索罗斯却问他，如果你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为什么只投放这么少？最后，量子基金砸了100亿美元来狙击英镑，最终获利接近10个亿。
他似乎把这种决绝视为必需品，于是每当看到心存妥协的同道者，便免不了公开批评。
在索罗斯看来，在全球诸多政治领袖中，德国总理默克尔是属于与他拥有共同信念的一个：默克尔从小成长在政治不自由的东德，这令曾从纳粹手里逃脱的索罗斯感同身受，认为两人应该有着相同的信仰，也就是对开放社会的信仰。他欣赏她在欧洲移民危机中的远见——“她清醒地认识到，这场危机可能会摧毁欧盟。所以她才采取了一种大胆的策略，试图去改变民意，而不是一味地顺从。”索罗斯说，他一直是默克尔的支持者。
而这位被索罗斯视为同道的德国总统，在过去10年里，因为在诸多重大问题上选择妥协于民意而成为了饱受索罗斯攻讦的对象。索罗斯甚至将欧盟如今的危机归咎于她在2008年的软弱：“雷曼兄弟破产时，她因为担心民众可能会反对，所以不让欧盟对可能发生的进一步违约行为提供担保，而是决定由各国自行承担。如果她没有跟随民意，而是尝试改变的话，今天的欧盟危机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听上去有些偏执，但索罗斯的观点倒不是毫无根据。
欧盟是现代国际关系的理想化产物，是要让自古以来就冲突不断的欧洲诸国对彼此坦诚开放，共同建构一个新身份，最终完成一体化。它的建立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证明，国家与国家间愿意抛开既有的矛盾，共同分享利益和风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当代的巴别塔工程。索罗斯将欧盟视为“开放社会原则的最佳实践”，作为波普尔弟子和欧洲公民，他对欧盟寄予了很大期望。
传说中的巴别塔毁坏于上帝给众民设置了语言藩篱，时至今日，学习统一的语言不再是难事，但不同历史文化所带来的不同身份认同，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隔阂。在欧盟成立的前十多年里，欧洲经济情势尚可，冲突均被弱化。但希腊危机之后引爆了欧元危机，随之而来的是全球经济衰退，情况就大不一样。如今在匈牙利，总理奥班在国内宣扬匈牙利传统原则，并明确提出用天主教捍卫国民的精神；在波兰，刚刚当选的执政党领袖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宣扬抵制欧盟决议反对移民潮，并赢得了投票者的支持。经济越是衰退，各国的民族主义越是盛行，偏离欧盟精神也就越远。
索罗斯感叹道，“欧盟本应该是多个国家以平等身份自愿加入的组织，但欧元危机却将他们之间的关系转变为欠钱的和债主，欠钱的很难履行他们的义务，而债主又设定了过高的标准。这个关系既不自愿也不平等，接下来的移民危机又引发了其他问题。这样一一算下来，欧盟的存亡便只在瞬息之间。”
如果默克尔当时坚定一点，如果她当时就能拿出现在应对难民危机的魄力，决定用德国乃至于全欧洲的力量为希腊扛下这场危机呢？欧盟的问题是不是不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
《德国经济周刊》的记者说，“那么她可能当不了10年的总理”。即使在10年的稳健执政之后，即使在获取了民众的广泛信任之后，当默克尔选择在欧盟危机中站出来，试图改变民意的时候，她在德国国内甚至其党内的地位也依然受到了猛烈的动摇。
“你说得对，”索罗斯不得不承认。尽管他说着“默克尔此刻正前所未有地坚定实践着她的信念，她为此甘愿冒了极大风险，也因此值得同道者的支持”，然而现在的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他与默克尔共同的信念本身就没有足够坚实的根基。
“欧盟内部的各股民族主义势力已经逐渐占上风，而默克尔与我共同信仰的开放社会，其实并不真正的存在。”
索罗斯纵然有一股以身证道的魄力，但政治在实践中终究是妥协的艺术。在欧洲，他的同道者正在遭受攻击；在美国，连续三个总统带来的失望之后，他谨慎地怀念着希拉里在担任第一夫人时与他的交流与探讨。在他所预言的80年未见全球经济大萧条面前，他的哲学距离影响世界比任何时候都还要遥远。
此时此刻，他或许会有些悲哀，或许又会像从前许多次那样，从眼前的黑暗中汲取动力，像是尼采在《敌基督者》里写下的小诗：
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
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
我的时代还没到来，有的人死后方生。
相似的故事一再在上演。
奥巴马对他提出的正式见面请求迟迟不做答复，直到总统因其他事务来到纽约，才允诺他可以私下碰一次面。没有记者，没有其他官员，不算官方会面，除了特勤局之外，大概不会牵扯到政府的任何部门。
他几乎已经习惯了。
他曾经向老布什提议援助戈尔巴乔夫的新俄罗斯，但白宫说只要俄罗斯还跟古巴结盟就绝无可能；老布什的儿子更加糟糕，他最后不得不砸出重金把小乔治“赶出”椭圆办公室；克林顿对他差不多算得上最好，希拉里会接他的电话回复他的邮件，比尔也会听他说说南斯拉夫的事情，但他看得出来，总统更信任他对股票市场的看法。“他只是想笼络我这个大钱袋子，”他叹了一口气，“这种事经常发生。”
乔治·索罗斯能在谈笑间击垮看似坚不可摧的英格兰银行，也轻描淡写掀起过好几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但他也有求之不得的东西。
“在这个世界上，我想要什么就能拥有什么，”他大笑起来，仿佛这是个极之荒谬的笑话；这笑容转瞬即逝，他的表情变得严肃，他轻声说，“但我的确有一个想要的东西。”
“惟愿我声震人间。”
“黎明前的夜尤其黑暗，危险里恰恰蕴藏着机遇。”
乔治·索罗斯，这个星球最大的金融巨鳄，从来不吝于分享他对这个世界的观点。
在前不久的达沃斯论坛上，他做出了许多大胆的论断。他说世界将进入通货紧缩的黑暗时代；他说欧盟正在崩溃的边缘，六七个危机同时袭来，布鲁塞尔已经应接不暇；他说我们即将面对的是一场堪比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而不幸的是，上一次成功或失败的第一手经验都已经随它们的主人长埋土里；他说我们在科学的帮助下征服了自然，但我们掌控自己的能力却落在了后面，于是我们像是拿着大斧的小孩，随时可能自我毁灭所有的人类文明。
“您给我们描绘出了一个灰暗的未来，”《德国经济周刊》的记者发出感慨。
“这是我的偏见，也是一个经过仔细思考的习惯，”索罗斯答道，“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我很早就学会了这一点。1944年纳粹占领匈牙利，如果不是我父亲制作了很多假身份证的话，我、我们家人和其他许多在匈牙利的犹太人都可能会死在那里。父亲告诉我，直面黑暗比逃避要更好；在危险面前，如果你愿意冒一点险采取行动，你活下去的机会比随波逐流要大得多。所以我总是做最坏的打算。这种思维方式让我在金融市场里过得不错，如此也贯穿了我的政治哲学。只要我找到一种制胜策略，无论机会看上去有多么渺小，我都不会放弃。黎明前的夜尤其黑暗，危险里恰恰蕴藏着机遇。”
是了，对索罗斯的采访一旦深入，免不了会变得像是一场布道。尤其在他离开对冲基金的一线战场之后，他几乎不放过每一个能阐释自己理念的机会，仿佛是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他的毕生志向其实本来是研究哲学。
索罗斯19岁考上伦敦经济学院，师从英国政治哲学大师卡尔·波普尔。波普尔的名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20世纪批评极权主义的代表之一，而曾在纳粹追捕下命悬一线的索罗斯非常自然地被这样的理念所打动——在波普尔所崇尚的开放社会里，在社会的理性思辨风潮之中，过气的错误思想会给更强大的思想让道，从而令社会更加强大；简而言之，批评的自由至关重要，与既有主流的不同意见者才是进步的核心动力。
如何能让这样的社会变为现实？索罗斯希望能够贡献它的理论枝干，并通过模型验证构建过程的可操作性。于是在波普尔的鼓励下，索罗斯开始思考世界运作的方式，并尽可能地用哲学的方式解释它。他立志要成为一名自由哲学家，所以当他26岁离开学校去到大洋彼岸的美利坚时，他的打算是用5年的时间挣到50万美元，然后回到英国，做一个独立学者，安心地研究他的哲学。
计划赶不上变化，仅仅是第二年，索罗斯管理的资金就已经超过了50万美元，等到五年过去，他的身家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初的设想。
然而索罗斯始终没有放弃哲学。他的老友兼中国顾问梁恒在回忆录里写道，索罗斯有三个头衔，金融家、慈善家、哲学家，而他自己最重视的一个这是哲学家。“我最想当哲学之王，”在一次长谈过后，索罗斯曾对梁恒吐露心声。
他也从未放弃将自己的理念付诸笔端，从20岁开始写哲学论文，在之后五六十年的时间里也出了六七本书，但还是得不到哲学界的承认。1998年，他的论著《全球资本主义危机》问世，更是被学术圈嗤之以鼻。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直接在《新共和》上撰文批评，标题是大写的“外行”两字。
“我是个很失败的哲学家，”70岁的索罗斯对梁恒承认，“我非常痛苦，但我不会放弃。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写出一本传世之作。”
“中国才是我的哲学家园”
1986年10月，索罗斯访问中国，在北京友谊宾馆参加了一场学术研讨会，与会的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青年精英。索罗斯说到他对哲学的热爱，以及他思考过的不同哲学命题。“我认为哲学是一切事物的核心，”他说，台下响起满堂掌声。
与会的青年们人手一册梁恒创办的《知识分子》周刊，上头恰恰登载着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这个理论是指认知与事件之间的关系，认知可以改变事件，而事件反过来又影响认知。在社会科学里，这理论已然不新，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就被多位大师各自应用到了学说之中。索罗斯的导师波普尔就将其称之为“俄狄浦斯效应”——俄狄浦斯的亲爹拉伊俄斯被诅咒将死于自己的儿子之手，于是他在儿子出生后即将其抛弃，不料俄狄浦斯竟然活下来并长大成人，父子俩在神庙中狭路相逢，互相不知道对方身份的两人为了谁该给谁让路的问题大打出手，最终年轻力壮的俄狄浦斯更胜一筹，杀死了他的亲生父亲，印证了当年的诅咒。
波普尔将这个理论发展应用著作成书时，恰逢索罗斯远赴重洋去赚美元之际，所以理所当然，索罗斯后来就把这个理论用到了投资上：如果投资者相信美元将升值，那么他们的购买将推动美元上涨。这反过来又会使利率降低，刺激经济增长，从而推动美元再次升值。股市投资也是一样，如果投机者相信某个公司的股价会上涨，那么他们的买盘就会推动股价的上扬，进而公盘被带动，公司管理层能够以更优惠的条款利用这些股票作价去收购其他公司，进而拉动股价再次上涨。 但投资者的观点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偏见与谬误在华尔街随处可见，所以当投资者普遍看好某个公司的股票，而该公司也确实一直在上扬，是不是一定意味着它原本就值得这样上涨？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里，市场对某个特定资产的价值评估究竟可以相差多远？
1998年，由于俄罗斯债券违约和巴西债务危机连续发生，国际债券市场掀起滔天巨浪，靠倒卖各国政府债券来实现无风险套利的LTCM（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被巨浪打翻。LTCM创始人约翰·梅里韦瑟辗转曲折联系上索罗斯，希望索罗斯能出手相救，他认为市场被不理智情绪占据，一旦恢复正常，LTCM不仅能翻身，还能从中赚上一笔。但索罗斯并不同意他的观点：“现在你遇到的是一场海啸，你不能指望用对待潮汐的方法对待它。”
后来的故事证明了索罗斯的预言。尽管索罗斯答应在7天之后给LTCM一笔5亿美元的有条件投资，但华尔街其他大资本公司早对LTCM虎视眈眈，大家不约而同地针对LTCM的资产类做空，等到索罗斯约定的时间到来，LTCM非但没能达到条件，反而离死亡线更近了——事实上，直到美联储组织14家华尔街金融机构联合收购LTCM之后，国际债券市场才逐渐恢复梅里韦瑟所期望的“正常”，而收购了LTCM资产的金融机构也确实因此小赚了一笔，但这一切跟LTCM已然无关。
因为市场是人在操作的，而只要有人的地方，偏见与谬误就始终存在。所以在索罗斯看来，市场就如同量子世界一样，它本身并不具体，而观测行为又会对被观测对象产生扰动，所以要去确定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或是确定某只股票的真正价值和涨跌趋势，是要受到限制的。这个道理，德国物理学家沃纳·海森堡将其总结为“不确定性原理”，被索罗斯化用在金融投资上，就成为了“市场不可预测”的原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把自己创立的对冲基金名字从“双鹰”改为“量子”，以表达对海森堡的致敬。
在1986年北京的那场研讨会上，他神采飞扬，说自己这些年来从未放弃对世界本质的探索，反身性理论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命题。尽管他所说的这个小命题，在他的所有理论中，却是最被世人严肃对待的那个。
也难怪，自二战以来到这个时候，西方已经平稳前进了40年，哲学思潮渐渐退去，尤其在美国，文化的核心是金钱和科技，连小说和诗歌都成了老古董，更遑论哲学。反而是在此时此刻的中国，青年精英们还乐于思考与探索世界的本质，不仅不以为索罗斯的思想乏味无趣，还提出各种精彩的问题。在辩论之中，索罗斯也忍不住低声感叹，“中国才是我的哲学家园”。
只是现在时间又过了30年，中国青年的知识架构与美国渐渐重叠。在和平与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的新时代青年精英，又有多少不在乎金钱和科技，而是卡缪和萨特呢？
“默克尔与我共同信仰的开放社会，其实并不真正存在。”
除了家人，索罗斯很少拥有亲密的私人朋友，甚至他的婚姻也并不平稳，前两任妻子都在结婚20年之后忍受不了他偶发的绝情而离去。梁恒与他相交几十年，也曾有过不欢而散好几年不再往来的经验。按梁恒的说法，索罗斯是故意不和人亲近，有意控制自己的情感。这样，在处理危机时，他才能随机应变，快刀斩乱麻。但他的这种习惯和风格也会让人感到冷酷无情，而且能够很轻易地抛弃朋友，自己扬长而去。
但是，对待他的哲学，索罗斯始终是虔诚的；在坚定的信念之上，他甚至有一股以身证道的魄力。在1992年狙击英镑的时候，他的基金经理虽然已经准备做空英镑，但终究还是心存胆怯，只投了20亿美元。在他向索罗斯汇报的时候，索罗斯却问他，如果你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为什么只投放这么少？最后，量子基金砸了100亿美元来狙击英镑，最终获利接近10个亿。
他似乎把这种决绝视为必需品，于是每当看到心存妥协的同道者，便免不了公开批评。
在索罗斯看来，在全球诸多政治领袖中，德国总理默克尔是属于与他拥有共同信念的一个：默克尔从小成长在政治不自由的东德，这令曾从纳粹手里逃脱的索罗斯感同身受，认为两人应该有着相同的信仰，也就是对开放社会的信仰。他欣赏她在欧洲移民危机中的远见——“她清醒地认识到，这场危机可能会摧毁欧盟。所以她才采取了一种大胆的策略，试图去改变民意，而不是一味地顺从。”索罗斯说，他一直是默克尔的支持者。
而这位被索罗斯视为同道的德国总统，在过去10年里，因为在诸多重大问题上选择妥协于民意而成为了饱受索罗斯攻讦的对象。索罗斯甚至将欧盟如今的危机归咎于她在2008年的软弱：“雷曼兄弟破产时，她因为担心民众可能会反对，所以不让欧盟对可能发生的进一步违约行为提供担保，而是决定由各国自行承担。如果她没有跟随民意，而是尝试改变的话，今天的欧盟危机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听上去有些偏执，但索罗斯的观点倒不是毫无根据。
欧盟是现代国际关系的理想化产物，是要让自古以来就冲突不断的欧洲诸国对彼此坦诚开放，共同建构一个新身份，最终完成一体化。它的建立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证明，国家与国家间愿意抛开既有的矛盾，共同分享利益和风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当代的巴别塔工程。索罗斯将欧盟视为“开放社会原则的最佳实践”，作为波普尔弟子和欧洲公民，他对欧盟寄予了很大期望。
传说中的巴别塔毁坏于上帝给众民设置了语言藩篱，时至今日，学习统一的语言不再是难事，但不同历史文化所带来的不同身份认同，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隔阂。在欧盟成立的前十多年里，欧洲经济情势尚可，冲突均被弱化。但希腊危机之后引爆了欧元危机，随之而来的是全球经济衰退，情况就大不一样。如今在匈牙利，总理奥班在国内宣扬匈牙利传统原则，并明确提出用天主教捍卫国民的精神；在波兰，刚刚当选的执政党领袖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宣扬抵制欧盟决议反对移民潮，并赢得了投票者的支持。经济越是衰退，各国的民族主义越是盛行，偏离欧盟精神也就越远。
索罗斯感叹道，“欧盟本应该是多个国家以平等身份自愿加入的组织，但欧元危机却将他们之间的关系转变为欠钱的和债主，欠钱的很难履行他们的义务，而债主又设定了过高的标准。这个关系既不自愿也不平等，接下来的移民危机又引发了其他问题。这样一一算下来，欧盟的存亡便只在瞬息之间。”
如果默克尔当时坚定一点，如果她当时就能拿出现在应对难民危机的魄力，决定用德国乃至于全欧洲的力量为希腊扛下这场危机呢？欧盟的问题是不是不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
《德国经济周刊》的记者说，“那么她可能当不了10年的总理”。即使在10年的稳健执政之后，即使在获取了民众的广泛信任之后，当默克尔选择在欧盟危机中站出来，试图改变民意的时候，她在德国国内甚至其党内的地位也依然受到了猛烈的动摇。
“你说得对，”索罗斯不得不承认。尽管他说着“默克尔此刻正前所未有地坚定实践着她的信念，她为此甘愿冒了极大风险，也因此值得同道者的支持”，然而现在的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他与默克尔共同的信念本身就没有足够坚实的根基。
“欧盟内部的各股民族主义势力已经逐渐占上风，而默克尔与我共同信仰的开放社会，其实并不真正的存在。”
索罗斯纵然有一股以身证道的魄力，但政治在实践中终究是妥协的艺术。在欧洲，他的同道者正在遭受攻击；在美国，连续三个总统带来的失望之后，他谨慎地怀念着希拉里在担任第一夫人时与他的交流与探讨。在他所预言的80年未见全球经济大萧条面前，他的哲学距离影响世界比任何时候都还要遥远。
此时此刻，他或许会有些悲哀，或许又会像从前许多次那样，从眼前的黑暗中汲取动力，像是尼采在《敌基督者》里写下的小诗：
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
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
我的时代还没到来，有的人死后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