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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马》固然是部好作品，但仍存在不足。笔者结合老舍的创作背景和《二马》文本，从爱国情感削减文学性、人物塑造能力的偏差两方面来论述《二马》的瑕疵之处。
[关键词]二马；爱国；人物
张爱玲曾在《私语》中这样写道：“老舍后来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确如张爱玲所言，《二马》的创作存在不足。诚然，老舍笔端的幽默依然妙不可言，令人折服。但笔者此次对《二马》中写的好的地方略去不谈，将从两方面浅论《二马》这部作品中存在的瑕疵。
1 爱国情感削减文学性
创作《二马》时，作为弱国子民的老舍正在英国东方学院讲解汉语。那时正值一战结束，国际势力重新分割。老舍“感时忧国”，在《二马》中力图“展示一种高度的道德感”，“写这本东西的动机不是由于某人某事值得一写，而是在比较中国人和英国人的不同处”，他虽然“没有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但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由此可见，老舍在创作初就设定民族性凌驾于人物个性之上，一切服从主题——中英比较。这在小说中十分明显，批判中国的民族劣根和英国文化的偏执，最终探讨的是“国”与“人”的关系。老舍意图不在贬低英国文化，亦不在咒骂中国，而是立志于鼓舞鞭策中国，尤其是激励当时的青年——要想得到其他民族尊重，只有自己强大起来。在这种政治意图下，老舍在展示二马的伦敦生活的同时，将爱国主义的情感注入到小说人物身上，一旦这种外在的情感强加到人物身上，便失去了人物原有的生命力，沦为了作者创作意图下的工具。且使得作品不够“真实”。
老舍试图用爱情包装掩盖政治诉求，小说主要叙述了来自中国的二马父子爱上伦敦的房东温都太太母女，以悲剧收尾，虽然表面看父子俩的悲剧原因各不相同，但实质都是因为受到种族歧视、国别歧视。小说将爱情的失败归结于国家的贫弱，主题便由爱情转换到爱国，再自然引出李子荣的婚姻爱情观，其实也是老舍理想中的爱国青年的行为——“放弃个人的幸福、快乐是为了中国的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爱情成了幌子，是为了水到渠成达到“爱国”目的的工具，因此在情节设定上也显得生硬。小说中还有一对容易被忽视的爱情三角恋，玛力，凯萨琳和华盛顿。华盛顿选择和凯萨琳在一起，竟然不是爱情使然。华盛顿“还是爱玛力，可是他和凯萨琳的关系似乎在‘爱’以上”。华盛顿和凯萨琳不过是老舍理想中“他国形象”，所谓的“爱”以上，便是“和平、自由；打破婚姻，宗教；不要狭窄的爱国；不要贵族式的代议政治。”爱情的抉择最终偷换成了政治的选择。
2 人物塑造能力的偏差
老舍对于自己在《二马》中的人物塑造有着清醒的认识，“《二马》除了在文字上是没有多大的成功的。其中的人与事是对我所要比较的那点（中英关系）负责，而比较根本是种类似报告的东西”。《二马》属于长篇小说中篇幅较短的，人物涉及不多，一对中国父子，一个中国留学生，一对英国母女，再加上伦敦伊牧师一家。人物关系简单明了，但是细读下来，发现老舍在人物塑造上除了老马先生以外，其他人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老舍在谈到我是怎样写《二马》时，坦言道“老马的描写有相当的成功”。但“至于小马，我又失败了”，“他是个空的，一点也不象个活人。他还有缺点，不尽合我的理想，于是另请出一位李子荣来作补充；所以李子荣更没劲”，“对于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写出来。他们的褊狭的爱国主义决定了他们的罪案，他们所表现的都是偏见与讨厌，没有别的。”
确实如老舍对自己作品的自我剖析，他最了解、认识最深的是像老马这样的“旧”民，所以下笔深刻，写出了一个饱满生动的，不好与不坏，可恨又可爱的旧民。而小马和李子荣为“新”人代表，老舍设定的“新”人模式是“个人的私事，如恋爱，如孝悌，都可以不管，自要能有益于国家，什么都可以放在一旁”，所以小马和李子荣便被剥夺了自我，只是一个模式化下的单薄人物，因而失去原来人物的个性，读起来也令人感觉做作和虚假。笔下的英国母女和伊牧师一家的都缺少复杂性，好象一群能说话的立体布景，除了显示他们对中国人的厌恶（凯萨琳除外）就没有分别了，写了一打却像只写了一个人，似乎将伊牧师一家去掉也不会影响故事的表达。这些单薄的人物和鲜活的老马写在一块，好象一出戏码不匀的大戏，读来总是不能令人畅快。
人物塑造上老舍也不能避免落入“善恶分明、二元对立”的俗套，典型反面人物亚历山大、保罗，通篇看来，无一丝令人有好感之处。老舍激于义愤，笔下刻薄，因而亚历山大的外貌也是丑陋的，“宽肩膀，粗脖子，秃脑袋，一嘴假牙，两腮非常的红，老像刚挨过两个很激烈的嘴巴似的。”而对待正面人物凯萨琳，老舍则下笔温柔，全文看来，几乎无一丝一毫过失，连不出彩的外表也跟着好看起来，“坐着的时候，小脊梁一挺，带光的黄头发往后垂着，颇有一点东方妇女的静美。”人物好坏分明，形象顿时干瘪无生机。且老舍在小说中总是将正反对比人物搭配出现，用意太过明显，情节也不免显得虚假。
综上所述，过于充沛的爱国情感削减了作品的文学性，人物塑造能力的偏差使得人物空洞单薄读来令人不悦，这些方面体现了《二马》的不足。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流言[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2] 孙康宜.剑桥中国文学史[M].三联书店，2013.
[3] 老舍.二马[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4]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5] 王朔.王朔文集[M].华艺出版社，1995.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二马；爱国；人物
张爱玲曾在《私语》中这样写道：“老舍后来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确如张爱玲所言，《二马》的创作存在不足。诚然，老舍笔端的幽默依然妙不可言，令人折服。但笔者此次对《二马》中写的好的地方略去不谈，将从两方面浅论《二马》这部作品中存在的瑕疵。
1 爱国情感削减文学性
创作《二马》时，作为弱国子民的老舍正在英国东方学院讲解汉语。那时正值一战结束，国际势力重新分割。老舍“感时忧国”，在《二马》中力图“展示一种高度的道德感”，“写这本东西的动机不是由于某人某事值得一写，而是在比较中国人和英国人的不同处”，他虽然“没有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但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由此可见，老舍在创作初就设定民族性凌驾于人物个性之上，一切服从主题——中英比较。这在小说中十分明显，批判中国的民族劣根和英国文化的偏执，最终探讨的是“国”与“人”的关系。老舍意图不在贬低英国文化，亦不在咒骂中国，而是立志于鼓舞鞭策中国，尤其是激励当时的青年——要想得到其他民族尊重，只有自己强大起来。在这种政治意图下，老舍在展示二马的伦敦生活的同时，将爱国主义的情感注入到小说人物身上，一旦这种外在的情感强加到人物身上，便失去了人物原有的生命力，沦为了作者创作意图下的工具。且使得作品不够“真实”。
老舍试图用爱情包装掩盖政治诉求，小说主要叙述了来自中国的二马父子爱上伦敦的房东温都太太母女，以悲剧收尾，虽然表面看父子俩的悲剧原因各不相同，但实质都是因为受到种族歧视、国别歧视。小说将爱情的失败归结于国家的贫弱，主题便由爱情转换到爱国，再自然引出李子荣的婚姻爱情观，其实也是老舍理想中的爱国青年的行为——“放弃个人的幸福、快乐是为了中国的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爱情成了幌子，是为了水到渠成达到“爱国”目的的工具，因此在情节设定上也显得生硬。小说中还有一对容易被忽视的爱情三角恋，玛力，凯萨琳和华盛顿。华盛顿选择和凯萨琳在一起，竟然不是爱情使然。华盛顿“还是爱玛力，可是他和凯萨琳的关系似乎在‘爱’以上”。华盛顿和凯萨琳不过是老舍理想中“他国形象”，所谓的“爱”以上，便是“和平、自由；打破婚姻，宗教；不要狭窄的爱国；不要贵族式的代议政治。”爱情的抉择最终偷换成了政治的选择。
2 人物塑造能力的偏差
老舍对于自己在《二马》中的人物塑造有着清醒的认识，“《二马》除了在文字上是没有多大的成功的。其中的人与事是对我所要比较的那点（中英关系）负责，而比较根本是种类似报告的东西”。《二马》属于长篇小说中篇幅较短的，人物涉及不多，一对中国父子，一个中国留学生，一对英国母女，再加上伦敦伊牧师一家。人物关系简单明了，但是细读下来，发现老舍在人物塑造上除了老马先生以外，其他人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老舍在谈到我是怎样写《二马》时，坦言道“老马的描写有相当的成功”。但“至于小马，我又失败了”，“他是个空的，一点也不象个活人。他还有缺点，不尽合我的理想，于是另请出一位李子荣来作补充；所以李子荣更没劲”，“对于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写出来。他们的褊狭的爱国主义决定了他们的罪案，他们所表现的都是偏见与讨厌，没有别的。”
确实如老舍对自己作品的自我剖析，他最了解、认识最深的是像老马这样的“旧”民，所以下笔深刻，写出了一个饱满生动的，不好与不坏，可恨又可爱的旧民。而小马和李子荣为“新”人代表，老舍设定的“新”人模式是“个人的私事，如恋爱，如孝悌，都可以不管，自要能有益于国家，什么都可以放在一旁”，所以小马和李子荣便被剥夺了自我，只是一个模式化下的单薄人物，因而失去原来人物的个性，读起来也令人感觉做作和虚假。笔下的英国母女和伊牧师一家的都缺少复杂性，好象一群能说话的立体布景，除了显示他们对中国人的厌恶（凯萨琳除外）就没有分别了，写了一打却像只写了一个人，似乎将伊牧师一家去掉也不会影响故事的表达。这些单薄的人物和鲜活的老马写在一块，好象一出戏码不匀的大戏，读来总是不能令人畅快。
人物塑造上老舍也不能避免落入“善恶分明、二元对立”的俗套，典型反面人物亚历山大、保罗，通篇看来，无一丝令人有好感之处。老舍激于义愤，笔下刻薄，因而亚历山大的外貌也是丑陋的，“宽肩膀，粗脖子，秃脑袋，一嘴假牙，两腮非常的红，老像刚挨过两个很激烈的嘴巴似的。”而对待正面人物凯萨琳，老舍则下笔温柔，全文看来，几乎无一丝一毫过失，连不出彩的外表也跟着好看起来，“坐着的时候，小脊梁一挺，带光的黄头发往后垂着，颇有一点东方妇女的静美。”人物好坏分明，形象顿时干瘪无生机。且老舍在小说中总是将正反对比人物搭配出现，用意太过明显，情节也不免显得虚假。
综上所述，过于充沛的爱国情感削减了作品的文学性，人物塑造能力的偏差使得人物空洞单薄读来令人不悦，这些方面体现了《二马》的不足。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流言[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2] 孙康宜.剑桥中国文学史[M].三联书店，2013.
[3] 老舍.二马[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4]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5] 王朔.王朔文集[M].华艺出版社，1995.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