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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思想文化有一种神奇的潜在力，社会的物质生活方式改变了，甚至社会制度的更易，它的影响依然存在；人们的行为结构以至生活中的民俗习尚也在起或大或小的变异，它还是照样地盘踞于人们的精神领域而蛰伏不移。传统思想文化之所以能在历史的不断流逝中不易磨灭而依然故我，无非是它的构造中某些价值系统为不同的时代所接受，甚至作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基础而加以继承。倘无价值，那末它将如刀耕火耨的物质文化那样早已随着社会的进化而消失了。传统的文化思想蕴蓄着民族世代的精神积累，它的发育滋长，离不开特定的民族地区的土壤，形成为世间某一地区的具有牢固性的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心理，同其他地区的文化形态共同组成色彩斑斓的人类文化。
自然，传统文化有其正因素和负因素的方面，而两者往往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地集合或映射在某一整体性的精神领域里面，形成为一种充满着矛盾的复合体，也由此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当其正因素对社会生活起着积极作用时，人们往往报之以充分的肯定；反之则对传统持以完全杏定的态度。然而对传统文化既予尊重又予分析，才是研究者必须具有的学术品格。如今北京三联书店和台北锦绣出版事业公司合作出版的《中华文库》，便是对浩瀚的中华文化宝藏作缜密研究的一项工程，这一工程无疑是极有意义的，它不仅作为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中最有深意的体现，更重要的是由此去探求并获致中华文化内在的精华所在，使之为海峡两岸当前现代化的建设作出贡献。
从《文库》现有的选题看，大致为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诸学科，可以看得出，侧重点是在人文学科方面，这是很有道理的。不难理解，中华文化中源远流长的文化价值系统，给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铸就并形成着自身的文化心理，它与人的思维方式以至思维惯性，对崇尚什么和舍弃什么等取舍的行为方式，都有着潜移默化以至是息息相关的关系。因此，对整体的文化价值系统作出应有的审视，有所开掘、发扬，也有所剔除、调整，使之适应于复杂变幻中的现代化建设，无疑这是一项极有裨益的文化建设的工作。
由历史构筑起来的传统文化，其价值内涵尽管前人作了种种精到的阐发，但是如何运用适合于科学技术得到空前发展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价值观念，看来是这部文库所面临要解决的编写主旨。从已经出版的几本著作看，编写的主旨并不在使传统文化还原为只作客体的叙述，而恰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作出主体的评判。即如恩格斯所称道的以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以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思想发展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黑格尔的著作“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见《马恩选集》第二卷121页)历史感应该包容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对待事物不但要历史地去观察它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还必须以今天所获致的思想发展的观念去阐释和思考事物的价值取向。从这一视角评判，我以为《中华文库》的著述要求，就是序文中说的“反思传统文化，以现代观点重新诠释”，“从新的角度来审视传统文化”的宗旨，这一主旨是至为鲜明因而是极为重要的。
精神文化的民族特性是一种独有的精神现象，与他地区的例如西方的文化特性就有着显著的不同。文化的民族特性的凝聚力表现于：由自身的文化背景逐渐形成的某一思想定势衍化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这情形虽然并非亘古不变，但是贯串在历史长河中总是留着不绝的余响。例如说，关于世界的本体，关于价值之源的追溯，这认识论上的重要问题，中国和西方就不同。西方起自柏拉图的“理念”说，认为人世的价值系统来自人的理性，人的理性又来自神的理性，追寻“最初的动因”虽是上帝，但不止息地追问求索却是西方文化的特色。中国的文化思想并不以为人间的秩序起自于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人合一观念便是价值的源头，止此源头便不再追问，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因不事深究，便造就了中国文化价值崇尚于实际的取向。“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是注重于务实的。儒家的求实精神不但为中国所有，而且是一种东方文化精神。其可取之处自不消说，但由于专注于实际，在大胆探索的追根究底的精神方面则远逊于西方文化。从中国的文化思想看，缺乏系统性，缺乏完整的理论架构和科学形态，也正是表明着缺乏追根究底的理论探求精神所致。于这一点说，吸收西方文化以谋求补救此不足，是非常需要的。
中国文化思想的未能走入系统化的路途，另一个至为重要的根源，乃在方法上专注于内省是有关系的，强调个人修养，不事参与对外界的探求，以人伦秩序为中心点，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修身到治理国家紧密联结，统以人伦关系而统摄于一体。这种“深造自得”的内在超越，随着历史的转化愈益构成为一种固定的思维机制，“反身即诚”，“切己体验”，“格物致知”，从孔孟老庄到宋明理学是一以贯之的。这一文化精神的影响，到近代虽有所变化，但是那种“自省”、“独善其身”、“慎独”、“反求诸己”的思想却被人们一直视为美德而恪守不移。这与西方的外在超越的文化思想，遇有危机蹶然而起以改变现状的精神却大异其趣。以西方传统文化的文艺方面看，普洛米修士和宙司的对抗的文化精神，是人们最为熟知的；而浮士德式的人物，也是将自身看作是永无止境的对一切阻力进行抗争的力量，浮士德的生命力表现着冲突是生命的本源，冲突的休止，生命之火便熄灭了。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的价值观念是如此地不同。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内在机制的价值取向之点，在于寻得人伦秩序和宇宙秩序之间和谐这一点上，这非常重要，和谐的基本内涵是事物的共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凡有存在价值的事物都应该被允许并得到尊重。和谐精神用之于现代化尤为必需，求同存异是消弭矛盾趋于激化的最佳手段，珍惜内部的和谐精神是兴旺发达之途。倘说东西方文化的互补是必要的话，那末这一点却是西方文化中应珍视的。
中国的文化思想中，从哲学、历史、文艺、民俗等诸领域中可资研究的课题甚多，《中华文库》的每种著作都是一个专题。前面说过，《文库》是以现代观念去审视和研究历史文化的诸轨迹以求得出新的效应。其可贵之处，不是以静态的观点去观照历史，而恰是以动态的观点加以剖视。不难想像，《文库》著作的面世，远非是历史文化的再现，在剖析中透示着它的与当前现代化进程中相适应的和不相适应的层次，在不相适应的层次上，告知着它必须有所剔除和有所增益的论断。
中国的文化思想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五四”运动以后一直进行着讨论而至今并未解决的问题。时至今日，忽视对外来文化作有益吸收的偏见，已愈益显出它的错误性了。开放改革的精神，本身就包容着有选择地吸取外来的文化知识以改革固有的不完全或很不完全适应于现代化的文化模式，正如西方也正在东方文化中觅取适合于他们的东西一样。如今知悉，出版者在《中华文库》的出版之外，还有介绍世界各种文化精粹的《世界文库》的计划，由此可想象到文化思想的建构，必须面向世界。这种互补的必要性，必然促使文化思想交流的不可避免。世界范围出现的各种事务已经和一个地区的国家息息相关，既然理解世界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事，那末反过来以自身作为世界的成员之一去参与世界的事务也已不容置疑。这样，文化思想的交流就愈益显示出它是实现现代化的一项重要途径。
(《理心之间》，高全喜著，5.80元；《龙与上帝》，董丛林著，6.15元；《万川之月》，胡晓明著，5.15元；《奇特的精神漫游》，刘勇强著，6.15元；《痴情与幻梦》郭英德著，5.15元；《鬼神的魔力》，王景琳著，5.05；《杂家帝王学》，刘元彦著，5.95元；《霸权迭兴》，晁福林著，三联书店一九九二年八月版，7.00元)
自然，传统文化有其正因素和负因素的方面，而两者往往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地集合或映射在某一整体性的精神领域里面，形成为一种充满着矛盾的复合体，也由此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当其正因素对社会生活起着积极作用时，人们往往报之以充分的肯定；反之则对传统持以完全杏定的态度。然而对传统文化既予尊重又予分析，才是研究者必须具有的学术品格。如今北京三联书店和台北锦绣出版事业公司合作出版的《中华文库》，便是对浩瀚的中华文化宝藏作缜密研究的一项工程，这一工程无疑是极有意义的，它不仅作为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中最有深意的体现，更重要的是由此去探求并获致中华文化内在的精华所在，使之为海峡两岸当前现代化的建设作出贡献。
从《文库》现有的选题看，大致为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诸学科，可以看得出，侧重点是在人文学科方面，这是很有道理的。不难理解，中华文化中源远流长的文化价值系统，给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铸就并形成着自身的文化心理，它与人的思维方式以至思维惯性，对崇尚什么和舍弃什么等取舍的行为方式，都有着潜移默化以至是息息相关的关系。因此，对整体的文化价值系统作出应有的审视，有所开掘、发扬，也有所剔除、调整，使之适应于复杂变幻中的现代化建设，无疑这是一项极有裨益的文化建设的工作。
由历史构筑起来的传统文化，其价值内涵尽管前人作了种种精到的阐发，但是如何运用适合于科学技术得到空前发展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价值观念，看来是这部文库所面临要解决的编写主旨。从已经出版的几本著作看，编写的主旨并不在使传统文化还原为只作客体的叙述，而恰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作出主体的评判。即如恩格斯所称道的以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以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思想发展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黑格尔的著作“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见《马恩选集》第二卷121页)历史感应该包容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对待事物不但要历史地去观察它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还必须以今天所获致的思想发展的观念去阐释和思考事物的价值取向。从这一视角评判，我以为《中华文库》的著述要求，就是序文中说的“反思传统文化，以现代观点重新诠释”，“从新的角度来审视传统文化”的宗旨，这一主旨是至为鲜明因而是极为重要的。
精神文化的民族特性是一种独有的精神现象，与他地区的例如西方的文化特性就有着显著的不同。文化的民族特性的凝聚力表现于：由自身的文化背景逐渐形成的某一思想定势衍化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这情形虽然并非亘古不变，但是贯串在历史长河中总是留着不绝的余响。例如说，关于世界的本体，关于价值之源的追溯，这认识论上的重要问题，中国和西方就不同。西方起自柏拉图的“理念”说，认为人世的价值系统来自人的理性，人的理性又来自神的理性，追寻“最初的动因”虽是上帝，但不止息地追问求索却是西方文化的特色。中国的文化思想并不以为人间的秩序起自于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人合一观念便是价值的源头，止此源头便不再追问，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因不事深究，便造就了中国文化价值崇尚于实际的取向。“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是注重于务实的。儒家的求实精神不但为中国所有，而且是一种东方文化精神。其可取之处自不消说，但由于专注于实际，在大胆探索的追根究底的精神方面则远逊于西方文化。从中国的文化思想看，缺乏系统性，缺乏完整的理论架构和科学形态，也正是表明着缺乏追根究底的理论探求精神所致。于这一点说，吸收西方文化以谋求补救此不足，是非常需要的。
中国文化思想的未能走入系统化的路途，另一个至为重要的根源，乃在方法上专注于内省是有关系的，强调个人修养，不事参与对外界的探求，以人伦秩序为中心点，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修身到治理国家紧密联结，统以人伦关系而统摄于一体。这种“深造自得”的内在超越，随着历史的转化愈益构成为一种固定的思维机制，“反身即诚”，“切己体验”，“格物致知”，从孔孟老庄到宋明理学是一以贯之的。这一文化精神的影响，到近代虽有所变化，但是那种“自省”、“独善其身”、“慎独”、“反求诸己”的思想却被人们一直视为美德而恪守不移。这与西方的外在超越的文化思想，遇有危机蹶然而起以改变现状的精神却大异其趣。以西方传统文化的文艺方面看，普洛米修士和宙司的对抗的文化精神，是人们最为熟知的；而浮士德式的人物，也是将自身看作是永无止境的对一切阻力进行抗争的力量，浮士德的生命力表现着冲突是生命的本源，冲突的休止，生命之火便熄灭了。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的价值观念是如此地不同。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内在机制的价值取向之点，在于寻得人伦秩序和宇宙秩序之间和谐这一点上，这非常重要，和谐的基本内涵是事物的共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凡有存在价值的事物都应该被允许并得到尊重。和谐精神用之于现代化尤为必需，求同存异是消弭矛盾趋于激化的最佳手段，珍惜内部的和谐精神是兴旺发达之途。倘说东西方文化的互补是必要的话，那末这一点却是西方文化中应珍视的。
中国的文化思想中，从哲学、历史、文艺、民俗等诸领域中可资研究的课题甚多，《中华文库》的每种著作都是一个专题。前面说过，《文库》是以现代观念去审视和研究历史文化的诸轨迹以求得出新的效应。其可贵之处，不是以静态的观点去观照历史，而恰是以动态的观点加以剖视。不难想像，《文库》著作的面世，远非是历史文化的再现，在剖析中透示着它的与当前现代化进程中相适应的和不相适应的层次，在不相适应的层次上，告知着它必须有所剔除和有所增益的论断。
中国的文化思想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五四”运动以后一直进行着讨论而至今并未解决的问题。时至今日，忽视对外来文化作有益吸收的偏见，已愈益显出它的错误性了。开放改革的精神，本身就包容着有选择地吸取外来的文化知识以改革固有的不完全或很不完全适应于现代化的文化模式，正如西方也正在东方文化中觅取适合于他们的东西一样。如今知悉，出版者在《中华文库》的出版之外，还有介绍世界各种文化精粹的《世界文库》的计划，由此可想象到文化思想的建构，必须面向世界。这种互补的必要性，必然促使文化思想交流的不可避免。世界范围出现的各种事务已经和一个地区的国家息息相关，既然理解世界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事，那末反过来以自身作为世界的成员之一去参与世界的事务也已不容置疑。这样，文化思想的交流就愈益显示出它是实现现代化的一项重要途径。
(《理心之间》，高全喜著，5.80元；《龙与上帝》，董丛林著，6.15元；《万川之月》，胡晓明著，5.15元；《奇特的精神漫游》，刘勇强著，6.15元；《痴情与幻梦》郭英德著，5.15元；《鬼神的魔力》，王景琳著，5.05；《杂家帝王学》，刘元彦著，5.95元；《霸权迭兴》，晁福林著，三联书店一九九二年八月版，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