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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长中等个子，瓜子脸，眼睛细长但有光，平时爱喝酒和抽烟，操一口昆明郊区农村特有的乡音。他今年已经 80岁了，春节初二这一天，我前去老家探望。见他满头白发，面容憔悴，精神欠佳，行动不便，不禁悲情涌上心头。
我们一家兄弟姐妹共五人，3女 2男。前几年，二姐和三姐相继去世，只留下大姐、兄长和我。大姐年已 90，她如今住在昆明城区的某老年公寓，已经无法下楼了。只有我这个小弟精神尚好，但也是个古稀老人了。
兄长命运多舛，人生道路坎坷。云南解放前夕，二姐夫所在的昆明海口某厂招工，经介绍时年 17岁的兄长获准入厂当工人。兄长喜出望外。头天下午到达海口，姐夫要他在家里休息。不料次日清早，姐夫领他进厂报到，厂长却告知刚接到上级通知，停止招工。兄长的工人梦顿时破灭了，命运无法改变，只好叹口气回家继续务农。
几年后，兄长娶妻生子。土改时，家里的成分被划为富农，是斗争对象，于是兄长的厄运便开始了。1958年大跃进，村里派兄长去修西白沙河水库。在工地的一次劳动中，他推小车运土，不小心撞伤了一位民工，就被无限上纲为“破坏生产”，获刑五年，投入劳改，吃尽苦头。因表现好，于 1962年被提前释放回家。这件事对兄长精神上的打击太大，思想上背了一个大包袱。每次提及此事，他总会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文化革命”中，父亲被批斗，惨遭毒打，遍体鳞伤。兄长虽被视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也免不了“陪斗”。见父亲的惨状，敢怒而不敢言。那时凭工分吃饭，地富和贫下中农同工不同酬，家里所得的工分少，只能分到很少的一点粮食，有时还会遭到克扣，根本不够吃。嫂子的娘家是贫农，腰杆硬，谁也不怕。他跑去找生产队长提意见，结果有时分到的粮食会多一点。
兄长家有五个孩子，4男 1女，都是仅初中毕业就辍学了。上世纪 70年代，昆明某中学来村里招收后勤人员，二侄儿有幸被选中了，他十分高兴，以为可以跳出“农门”了。但最终未走成，原因在于其父是“劳释分子”，生产队长不同意。二侄儿想不通气哭了，兄嫂也气愤不已，却毫无办法。
改革开放后，农村形势大变。地富被摘帽，获社员身份，兄长的精神也获得解放。那时我在东川一中任教，一日忽然收到兄长来信，一看才知父亲已被摘帽，得到自由。附信寄来一张油印的证明，上书“兹有我大队麻园村第四生产队杨文斌已摘帽，现本人成份是人民公社社员”。落款为（昆明市）西山区东风公社洪源大队，时间是 1980年 9月 15日。反复阅读证明，我感慨万千，从内心深处感谢共产党的好政策。
进入新时期以后，兄长的精神振奋，面目一新，干什么活都劲头十足，嘴角常带笑容。以后的一段时间，他赶马车跑运输，早出晚归，东奔西跑，十分辛苦，常常以酒解乏。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假期里我回昆明探亲，兄弟相见，十分亲热。他边抽烟边喝茶，有说有笑，讲村里发生的种种变化，对未来充满信心，坚信生活会越来越好过。后来不跑运输了，兄长又在家门口开了一个小商店，卖点日用百货，生意尚可，每月有几百元的收入，足够维持生计。兄长为人坦诚，又轻信他人，难免上当吃亏。一次进货时，被人骗走几百元，被嫂子痛骂了一顿。因村里的土地被征用，兄长的几个子女相继被招进厂里当了工人，家庭负担减轻了，日子好过了。还有一件事令兄长激动而兴奋不已，那就是大侄儿为人正直诚实，组织能力强，群众关系好，在九十年代连续两届当选村民小组长，一干就是六年，为村民办了不少实事和好事，受到乡亲们的一致赞扬。此事为家族争了光，兄长也大有扬眉吐气之感。他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提及此事，我心里也高兴。
年轻时，兄长身强力壮，从不生病吃药。但进入古稀后，身体便每况愈下，双眼白内障开刀后不久，又患上了糖尿病，天天打针吃药，连酒也不敢多喝了。近两年来，走路也更加困难了，有时成天呆在楼上，哪里也不去。
常言道，妻大一，黄金堆屋脊。嫂子属猴，比兄长大一岁，两人由父母包办于 1949年秋结婚。当年嫂子身材苗条，眉清目秀，手勤脚快，机灵过人。但她个性太强，固执己见，有时蛮横不讲理，家里的大事小事由她总管，从不听取兄长的意见，为此两人经常争吵不休。进入老年后，嫂子的脾气更坏，这让兄长难以忍受，加之互不相让，日子充满了火药味，以至于每次见到我，兄长都要诉苦。我对兄长的处境深表同情，但也无能为力，只好劝其多加忍让。
兄长文化水平不高，仅读过小学，但喜欢读书看报，也常看电视节目，关心国家大事。他总会对国内外大事发表看法。他对各级政府官员的贪腐行为深恶痛绝，也批评农村某些基层干部的不正之风，思想觉悟一点也不低。
春节初二这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我同兄长久别重逢，格外亲热，他的脸上绽放出笑容。同往常一样，我们喝茶聊天，共诉别情。他的糖尿病仍在治疗之中，天天坚持服药，病情尚未恶化。这个冬季，兄长精神尚好，每天下午坚持下楼去，慢慢走到路边坐一坐，同乡邻故友交谈，心情不错。一个多小时后，又慢慢走回家。前几年，兄长几乎每天都坚持晨练，在村路上来回跑几转，现在已经跑不动了。这段时间，嫂子经常独自一人外出，不知去往何处，饭也不回来吃，经常是兄长一个人自做自吃。女儿有孝心，买了一台自动洗衣机，可是长期闲置在家，一问才知，是嫂子不许使用，怕用坏了修不好，就干脆不用它，这真叫人啼笑皆非。女儿在昆明城里带孙子帮不了忙，嫂子也不愿管，兄长的衣服和被子脏了，只好自己动手，洗不干净也不管了。大多数子女住在村里，有时来看望一下，有时也不来，兄长时时感到孤独和寂寞。问及吃年夜饭一事，兄长说今年 30晚上，大儿子来请。刚坐下要吃饭时，嫂子忽然嚎啕大哭，说某个儿媳在背地里说了她的什么坏话，越想越气愤，这饭不吃了，说罢就冲出门外，不知去向。儿女们四处寻找，毫无结果。这顿年夜饭结果是不欢而散。
中午时分，兄长动手做饭，主要是吃炒饵块。兄长喝了杯白酒。我给兄长一点钱，略表心意。临别之际，我特意嘱咐兄长下楼和走路时要多加小心，慢一点，防止摔跤。有什么事，告诉大侄儿去办理。兄长晚年依然缺少亲人足够的关爱，生活并不幸福。要改变现状，十分困难，我却力不从心，帮不了什么大忙。
下午三时，我挥手告别兄长，走出老家的大门，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责任编辑 张庆国
我们一家兄弟姐妹共五人，3女 2男。前几年，二姐和三姐相继去世，只留下大姐、兄长和我。大姐年已 90，她如今住在昆明城区的某老年公寓，已经无法下楼了。只有我这个小弟精神尚好，但也是个古稀老人了。
兄长命运多舛，人生道路坎坷。云南解放前夕，二姐夫所在的昆明海口某厂招工，经介绍时年 17岁的兄长获准入厂当工人。兄长喜出望外。头天下午到达海口，姐夫要他在家里休息。不料次日清早，姐夫领他进厂报到，厂长却告知刚接到上级通知，停止招工。兄长的工人梦顿时破灭了，命运无法改变，只好叹口气回家继续务农。
几年后，兄长娶妻生子。土改时，家里的成分被划为富农，是斗争对象，于是兄长的厄运便开始了。1958年大跃进，村里派兄长去修西白沙河水库。在工地的一次劳动中，他推小车运土，不小心撞伤了一位民工，就被无限上纲为“破坏生产”，获刑五年，投入劳改，吃尽苦头。因表现好，于 1962年被提前释放回家。这件事对兄长精神上的打击太大，思想上背了一个大包袱。每次提及此事，他总会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文化革命”中，父亲被批斗，惨遭毒打，遍体鳞伤。兄长虽被视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也免不了“陪斗”。见父亲的惨状，敢怒而不敢言。那时凭工分吃饭，地富和贫下中农同工不同酬，家里所得的工分少，只能分到很少的一点粮食，有时还会遭到克扣，根本不够吃。嫂子的娘家是贫农，腰杆硬，谁也不怕。他跑去找生产队长提意见，结果有时分到的粮食会多一点。
兄长家有五个孩子，4男 1女，都是仅初中毕业就辍学了。上世纪 70年代，昆明某中学来村里招收后勤人员，二侄儿有幸被选中了，他十分高兴，以为可以跳出“农门”了。但最终未走成，原因在于其父是“劳释分子”，生产队长不同意。二侄儿想不通气哭了，兄嫂也气愤不已，却毫无办法。
改革开放后，农村形势大变。地富被摘帽，获社员身份，兄长的精神也获得解放。那时我在东川一中任教，一日忽然收到兄长来信，一看才知父亲已被摘帽，得到自由。附信寄来一张油印的证明，上书“兹有我大队麻园村第四生产队杨文斌已摘帽，现本人成份是人民公社社员”。落款为（昆明市）西山区东风公社洪源大队，时间是 1980年 9月 15日。反复阅读证明，我感慨万千，从内心深处感谢共产党的好政策。
进入新时期以后，兄长的精神振奋，面目一新，干什么活都劲头十足，嘴角常带笑容。以后的一段时间，他赶马车跑运输，早出晚归，东奔西跑，十分辛苦，常常以酒解乏。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假期里我回昆明探亲，兄弟相见，十分亲热。他边抽烟边喝茶，有说有笑，讲村里发生的种种变化，对未来充满信心，坚信生活会越来越好过。后来不跑运输了，兄长又在家门口开了一个小商店，卖点日用百货，生意尚可，每月有几百元的收入，足够维持生计。兄长为人坦诚，又轻信他人，难免上当吃亏。一次进货时，被人骗走几百元，被嫂子痛骂了一顿。因村里的土地被征用，兄长的几个子女相继被招进厂里当了工人，家庭负担减轻了，日子好过了。还有一件事令兄长激动而兴奋不已，那就是大侄儿为人正直诚实，组织能力强，群众关系好，在九十年代连续两届当选村民小组长，一干就是六年，为村民办了不少实事和好事，受到乡亲们的一致赞扬。此事为家族争了光，兄长也大有扬眉吐气之感。他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提及此事，我心里也高兴。
年轻时，兄长身强力壮，从不生病吃药。但进入古稀后，身体便每况愈下，双眼白内障开刀后不久，又患上了糖尿病，天天打针吃药，连酒也不敢多喝了。近两年来，走路也更加困难了，有时成天呆在楼上，哪里也不去。
常言道，妻大一，黄金堆屋脊。嫂子属猴，比兄长大一岁，两人由父母包办于 1949年秋结婚。当年嫂子身材苗条，眉清目秀，手勤脚快，机灵过人。但她个性太强，固执己见，有时蛮横不讲理，家里的大事小事由她总管，从不听取兄长的意见，为此两人经常争吵不休。进入老年后，嫂子的脾气更坏，这让兄长难以忍受，加之互不相让，日子充满了火药味，以至于每次见到我，兄长都要诉苦。我对兄长的处境深表同情，但也无能为力，只好劝其多加忍让。
兄长文化水平不高，仅读过小学，但喜欢读书看报，也常看电视节目，关心国家大事。他总会对国内外大事发表看法。他对各级政府官员的贪腐行为深恶痛绝，也批评农村某些基层干部的不正之风，思想觉悟一点也不低。
春节初二这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我同兄长久别重逢，格外亲热，他的脸上绽放出笑容。同往常一样，我们喝茶聊天，共诉别情。他的糖尿病仍在治疗之中，天天坚持服药，病情尚未恶化。这个冬季，兄长精神尚好，每天下午坚持下楼去，慢慢走到路边坐一坐，同乡邻故友交谈，心情不错。一个多小时后，又慢慢走回家。前几年，兄长几乎每天都坚持晨练，在村路上来回跑几转，现在已经跑不动了。这段时间，嫂子经常独自一人外出，不知去往何处，饭也不回来吃，经常是兄长一个人自做自吃。女儿有孝心，买了一台自动洗衣机，可是长期闲置在家，一问才知，是嫂子不许使用，怕用坏了修不好，就干脆不用它，这真叫人啼笑皆非。女儿在昆明城里带孙子帮不了忙，嫂子也不愿管，兄长的衣服和被子脏了，只好自己动手，洗不干净也不管了。大多数子女住在村里，有时来看望一下，有时也不来，兄长时时感到孤独和寂寞。问及吃年夜饭一事，兄长说今年 30晚上，大儿子来请。刚坐下要吃饭时，嫂子忽然嚎啕大哭，说某个儿媳在背地里说了她的什么坏话，越想越气愤，这饭不吃了，说罢就冲出门外，不知去向。儿女们四处寻找，毫无结果。这顿年夜饭结果是不欢而散。
中午时分，兄长动手做饭，主要是吃炒饵块。兄长喝了杯白酒。我给兄长一点钱，略表心意。临别之际，我特意嘱咐兄长下楼和走路时要多加小心，慢一点，防止摔跤。有什么事，告诉大侄儿去办理。兄长晚年依然缺少亲人足够的关爱，生活并不幸福。要改变现状，十分困难，我却力不从心，帮不了什么大忙。
下午三时，我挥手告别兄长，走出老家的大门，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责任编辑 张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