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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要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排头兵，需要提升产业链整合能力，需要政府做得更多，才能弥补与优秀跨国公司的差距
时近年底，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却大戏连台。
一方面，在2011年大举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跑马圈地的央企再出重拳。2011年12月，国务院国资委在官方网站开出《央企招商》专栏，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核建、中船重工等在内近百家央企，围绕其主业展开大规模招商，新能源汽车、物联网、分布式能源、风电、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投资的热点。
另一方面，市场对央企进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质疑开始浮出水面。通过对70多家央企和地方大型国企进行调研，赛迪顾问发布了《大型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布局战略研究》和《大型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战略研究》两份报告。报告警告，中央企业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存在战略雷同、高端人才与核心技术匮乏及考评体系缺失等风险。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是我国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革命战略制高点、实现弯道超车的重大举措。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多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呈现出资金投入大、对技术要求高等特点，而央企通常是行业内部的领先的企业，具备相对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实力，一直被寄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厚望。
而在酝酿一年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发布前夕，央企如何承担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任更加引人关注。
差距在哪里？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民营企业的实力不足、追求短期利益和立竿见影等自身特点决定其自身局限性，只能在某个领域、地区和环节发挥主导作用。在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任毫无疑问地落在了大型国企特别是央企的肩上。”赛迪顾问企业战略咨询中心总经理刘波表示，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通过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转型，不仅提升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能力，而且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
但是，“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央企与发达国家优秀企业的差距非常明显。”刘波告诉《国企》记者。
刘波认为，差距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布局能力差距。在业务布局、空间布局和战略布局方面，虽然一些央企开始了国际化布局，但大多数央企实力不足，布局缺乏前瞻性。第二，核心技术差距。在很多领域和环节，中国存在关键技术缺失的问题，直接导致整体竞争能力下降。一些跨国公司垄断了多数核心技术及基础性研究，需要长期积累才能打破这种技术垄断。第三，系统性差距，主要表现在产业链配套能力上。优秀跨国公司对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具有非常强的掌控力。第四，市场性差距。大多央企往往政策性强，柔性不足，对市场反应速度慢，市场对接能力差，看到市场机会却难以把握机会做强做大。
四大差距揭示了敌强我弱的现实，已足以令人反思。然而，更令人意外和瞠目结舌的是，目前中国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没有统一标准，直接导致了统计口径不统一，规划无法落地，也难以有效考核。
刘波告诉记者：“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我认为未来国资委等有关部委要推动的重要工作，就是加强标准化的建设。标准非常重要。没有标准，监督考核、统计规划、自身发展、对外竞争，都会有很大的障碍。此外，原来老一套的考核指标体系，也难以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因此，要设计一套指标，增加战略性新兴产业考核比重，有意识地引导政府和企业。”
赛迪顾问企业战略咨询中心研究总监吴维海则向《国企》记者表示：“任何一个企业做得好坏与否，人只是表象，背后是机制和机制所反映的标准。因为不同的标准催生了不同的企业行为和个人行为。”
鉴于与优秀跨国企业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巨大差距，刘波坦言：“央企应该借鉴的东西很多。一是研发创新能力。跨国公司全球整合人才和技术，研发能力很强。二是标准控制能力。从关键设备到核心零部件，跨国公司都有非常强的控制力。三是整体布局能力，包括产业链配套能力和产业链控制力。”
央企如何弥补差距？刘波认为，应该从产业链整合和政府支持两方面发力。
整合产业链
苹果是中国企业界羡慕的对象，却也是中国企业的耻辱。凭借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关键地位，每卖出一部iPhone，中国工人只能拿到利润的1.8%，而苹果公司能拿到58.5%。尽管苹果产品的大部分组件在中国生产，但中国在苹果全球产业链中扮演的角色“比外界想象的还要小得多”。世界工厂时代的产业链劣势能否转变成战略性新型产业时代的产业链优势？
“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纵深整合是发改委和国资委的共识。战略性新兴产业本身就有这个特点，其产业链本身在很多环节上是有缺失的，所以要打通产业链。到现在为止至少有24家中央级研究院进入到央企。这是一个重要举措，但是这还不够。”
刘波向记者表示，中国应该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联盟，打造一个产业提升的平台。这个平台要有研发功能，能够打通上下游产业链，能够实现产融结合，还要创新商业模式。简单来说，就是能够把官、产、学、研这条线链条真正接通。搭建这样的产业联盟，政企要合作，研发平台与企业要合作，银企要合作，企业之间更应该合作。“必须指出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平台建设一直是滞后的，尽管有一些其他平台，但是这些平台还是以企业为核心的，国家级的产学研一体化的平台还非常缺乏。”
实现产业链整合，需要进行企业重组。目前，只要中央企业有这种能力和这种实力来进行产业链整合。整合的对象可能是民企，可能是外资企业，也有可能是央企。中航工业集团并购美国西锐飞机工业公司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通过并购外企，中航工业拿到了急缺的关键资源，打通了整个产业链。
针对产业链整合，刘波向记者表示：“我们有一个建议，通过产业链来整合资源，促进产业链高端产业化的进程。现在中国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产业链高端空心化，低端竞争白热化，这两种现象实际上可以通过产业链整合来改变。”
高举高打
“很多人以为央企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会享受政府的大力支持，其实不然。美国、德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做法可以概括为‘政府引导、政策推动、政治绑定、市场操作’。这很值得我们借鉴。”
吴维海向记者解释，以IBM“智慧地球”在中国的推广为例，首先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后表示支持，然后奥巴马带一个团队来到中国造势，IBM迅速跟进。特别针对中国市场，国外谈判很多都是带着大战略进来，通过政府引导，从政治上保证大的战略性业务。日本也是如此，全球市场的意识和能力特别强。
中国现在也是政府引导，但是由于中国自身体制和文化的影响，企业之间条块利益划分僵化，缺乏协作，因此产业调整政策力度不强，落地不够。刘波告诉记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垃圾处理方面，美国有7万多家小企业，高度分散。然而这个行业只有形成规模才会产生效益，否则将永远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为了把这块业务做起来，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提供资金支持，推动美国废物管理公司进行并购重组，助其短时间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处理公司。可以说，国家政策强力推动了产业链的整合。
然而在中国，国家产业调整政策强势的局面还没有出现，导致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产业政策引导不足，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吴维海向记者表示：“在中国做节能环保领域的企业十分分散，多处于非市场化状态，大多靠财政补贴生存。民营企业介入比较少的原因就是这个行业比较弱，而且是政府制定价格。因此，这种产业必须由国有企业做主导。然而即使国企做主导，这一类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要前提是建立一个机制：要么政府对于政策亏损给予财政补贴，要么可以用市场化业务弥补亏损性业务。”
“政策因素对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影响非常巨大。未来央企要想缩小与跨国公司的差距，政策的支撑非常重要。在一些弱势产业、弱势领域，国家如果不通过政策支持的方式保护民族产业，将很难与全球市场对接和竞争。”刘波向记者表示。
同时，刘波认为，在政策支持下，中央企业还需要积极地参与全球竞争合作，锻炼在全球市场摸打滚爬的能力。“尽管我们需要借鉴跨国公司的经验，但我们相信央企有能力在全球整合资源和人才，做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领跑者。”
时近年底，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却大戏连台。
一方面，在2011年大举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跑马圈地的央企再出重拳。2011年12月，国务院国资委在官方网站开出《央企招商》专栏，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核建、中船重工等在内近百家央企，围绕其主业展开大规模招商，新能源汽车、物联网、分布式能源、风电、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投资的热点。
另一方面，市场对央企进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质疑开始浮出水面。通过对70多家央企和地方大型国企进行调研，赛迪顾问发布了《大型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布局战略研究》和《大型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战略研究》两份报告。报告警告，中央企业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存在战略雷同、高端人才与核心技术匮乏及考评体系缺失等风险。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是我国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革命战略制高点、实现弯道超车的重大举措。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多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呈现出资金投入大、对技术要求高等特点，而央企通常是行业内部的领先的企业，具备相对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实力，一直被寄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厚望。
而在酝酿一年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发布前夕，央企如何承担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任更加引人关注。
差距在哪里？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民营企业的实力不足、追求短期利益和立竿见影等自身特点决定其自身局限性，只能在某个领域、地区和环节发挥主导作用。在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任毫无疑问地落在了大型国企特别是央企的肩上。”赛迪顾问企业战略咨询中心总经理刘波表示，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通过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转型，不仅提升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能力，而且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
但是，“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央企与发达国家优秀企业的差距非常明显。”刘波告诉《国企》记者。
刘波认为，差距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布局能力差距。在业务布局、空间布局和战略布局方面，虽然一些央企开始了国际化布局，但大多数央企实力不足，布局缺乏前瞻性。第二，核心技术差距。在很多领域和环节，中国存在关键技术缺失的问题，直接导致整体竞争能力下降。一些跨国公司垄断了多数核心技术及基础性研究，需要长期积累才能打破这种技术垄断。第三，系统性差距，主要表现在产业链配套能力上。优秀跨国公司对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具有非常强的掌控力。第四，市场性差距。大多央企往往政策性强，柔性不足，对市场反应速度慢，市场对接能力差，看到市场机会却难以把握机会做强做大。
四大差距揭示了敌强我弱的现实，已足以令人反思。然而，更令人意外和瞠目结舌的是，目前中国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没有统一标准，直接导致了统计口径不统一，规划无法落地，也难以有效考核。
刘波告诉记者：“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我认为未来国资委等有关部委要推动的重要工作，就是加强标准化的建设。标准非常重要。没有标准，监督考核、统计规划、自身发展、对外竞争，都会有很大的障碍。此外，原来老一套的考核指标体系，也难以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因此，要设计一套指标，增加战略性新兴产业考核比重，有意识地引导政府和企业。”
赛迪顾问企业战略咨询中心研究总监吴维海则向《国企》记者表示：“任何一个企业做得好坏与否，人只是表象，背后是机制和机制所反映的标准。因为不同的标准催生了不同的企业行为和个人行为。”
鉴于与优秀跨国企业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巨大差距，刘波坦言：“央企应该借鉴的东西很多。一是研发创新能力。跨国公司全球整合人才和技术，研发能力很强。二是标准控制能力。从关键设备到核心零部件，跨国公司都有非常强的控制力。三是整体布局能力，包括产业链配套能力和产业链控制力。”
央企如何弥补差距？刘波认为，应该从产业链整合和政府支持两方面发力。
整合产业链
苹果是中国企业界羡慕的对象，却也是中国企业的耻辱。凭借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关键地位，每卖出一部iPhone，中国工人只能拿到利润的1.8%，而苹果公司能拿到58.5%。尽管苹果产品的大部分组件在中国生产，但中国在苹果全球产业链中扮演的角色“比外界想象的还要小得多”。世界工厂时代的产业链劣势能否转变成战略性新型产业时代的产业链优势？
“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纵深整合是发改委和国资委的共识。战略性新兴产业本身就有这个特点，其产业链本身在很多环节上是有缺失的，所以要打通产业链。到现在为止至少有24家中央级研究院进入到央企。这是一个重要举措，但是这还不够。”
刘波向记者表示，中国应该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联盟，打造一个产业提升的平台。这个平台要有研发功能，能够打通上下游产业链，能够实现产融结合，还要创新商业模式。简单来说，就是能够把官、产、学、研这条线链条真正接通。搭建这样的产业联盟，政企要合作，研发平台与企业要合作，银企要合作，企业之间更应该合作。“必须指出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平台建设一直是滞后的，尽管有一些其他平台，但是这些平台还是以企业为核心的，国家级的产学研一体化的平台还非常缺乏。”
实现产业链整合，需要进行企业重组。目前，只要中央企业有这种能力和这种实力来进行产业链整合。整合的对象可能是民企，可能是外资企业，也有可能是央企。中航工业集团并购美国西锐飞机工业公司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通过并购外企，中航工业拿到了急缺的关键资源，打通了整个产业链。
针对产业链整合，刘波向记者表示：“我们有一个建议，通过产业链来整合资源，促进产业链高端产业化的进程。现在中国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产业链高端空心化，低端竞争白热化，这两种现象实际上可以通过产业链整合来改变。”
高举高打
“很多人以为央企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会享受政府的大力支持，其实不然。美国、德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做法可以概括为‘政府引导、政策推动、政治绑定、市场操作’。这很值得我们借鉴。”
吴维海向记者解释，以IBM“智慧地球”在中国的推广为例，首先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后表示支持，然后奥巴马带一个团队来到中国造势，IBM迅速跟进。特别针对中国市场，国外谈判很多都是带着大战略进来，通过政府引导，从政治上保证大的战略性业务。日本也是如此，全球市场的意识和能力特别强。
中国现在也是政府引导，但是由于中国自身体制和文化的影响，企业之间条块利益划分僵化，缺乏协作，因此产业调整政策力度不强，落地不够。刘波告诉记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垃圾处理方面，美国有7万多家小企业，高度分散。然而这个行业只有形成规模才会产生效益，否则将永远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为了把这块业务做起来，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提供资金支持，推动美国废物管理公司进行并购重组，助其短时间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处理公司。可以说，国家政策强力推动了产业链的整合。
然而在中国，国家产业调整政策强势的局面还没有出现，导致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产业政策引导不足，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吴维海向记者表示：“在中国做节能环保领域的企业十分分散，多处于非市场化状态，大多靠财政补贴生存。民营企业介入比较少的原因就是这个行业比较弱，而且是政府制定价格。因此，这种产业必须由国有企业做主导。然而即使国企做主导，这一类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要前提是建立一个机制：要么政府对于政策亏损给予财政补贴，要么可以用市场化业务弥补亏损性业务。”
“政策因素对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影响非常巨大。未来央企要想缩小与跨国公司的差距，政策的支撑非常重要。在一些弱势产业、弱势领域，国家如果不通过政策支持的方式保护民族产业，将很难与全球市场对接和竞争。”刘波向记者表示。
同时，刘波认为，在政策支持下，中央企业还需要积极地参与全球竞争合作，锻炼在全球市场摸打滚爬的能力。“尽管我们需要借鉴跨国公司的经验，但我们相信央企有能力在全球整合资源和人才，做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领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