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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使中国出版业的属性和社会功能发生了根本而重要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是图书出版业的大发展阶段。其最大特点是，出版社的数量迅速增长，出书规模成倍扩大，图书的内在和外在质量有了大幅提高。更重要的是，出版业中开始出现市场竞争，引入了市场经济的意识，各出版社开始有了商业和自主意识。90年代是图书出版业的繁荣阶段，出版业开始走上了国际化、多媒体化、多元化以及集团化的发展进程，在出版业的结构、编辑政策、发行体制等方面都出现了很大变化，出版水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中央、地方、大学、专业四大类出版社各据其长，互相竞争，同时，集体和个体图书经营者开始更多地涉足图书出版业各环节。出版界的业务量快速增长，利润逐年递增，开发了许多大型的出版项目，并建立了各种图书评论和评介系统。这一阶段出版业正逐步走向成熟。进入本世纪后，出版业依然保持相对繁荣的行业态势，市场化进一步加深，出书品种大幅增加，出版业市场分化逐渐加深，开始形成大的出版集团。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图书出版业也开始与网络、手机传播等新媒体互相融合。
一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业经历的规模化发展
过去30年来，出版业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被动到主动、由国内到国外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在出版规模和经营方式方面有了质的变化。首先，出版数量与规模迅速扩大，2010年中国出版各类图书逾30万种，而1980年全国出版图书种类不足万种，增长30余倍。各出版社不再局限于原来的传统出版领域，有实力的出版社开始向综合化、多元化发展，在这一时期，地方出版社的出书品种迅速增加，并开始相互竞争，到了1984年，有些地方出版社的出书数量已接近甚至超过中央级出版社。其次，出版社大量增加但冗员低效。1956年全国只有97家出版社，到了22年之后的1978年，出版社数量仅增加到105家。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头几年里，出版社的数量一跃而翻了两番。其中，1983年新建出版社50家，1984年此数字为36家，1985年为86家。这样，到1985年底全国的出版社已增加到416家。到1997年，全国的出版社总数已达到565家。但随着出版社数量的快速增加，也出现了印刷能力、纸张供应和发行渠道不足以及出版社的编辑、审稿水平不高等问题，出版业管理部门开始担心“出版社发展过快，超过社会的物质承担能力”。我国的出版社还存在着另一类问题，即冗员多、效率低。中国稍大一些的出版社一般都有从业人员50人以上，普遍多于西方国家的出版社。同时，出版社仍有依靠“国家”资助的心态，运作中不注重实效和经营。自此，出版社审批被收紧，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出版社总计578家。再次，竞争充分后的集团化趋势明显。改革开放前，出版社之间并无多少矛盾。中央级的出版社彼此有所分工，各走各的路；而各省基本上只有一家出版社，划地而营，并无分工之必要。改革以来，随着出版社数量的急剧增加，出版社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大，彼此争夺作者和出版资源，分割图书销售市场，进而在出版业管理政策方面相互对立。从1998年开始，在出版体制改革中出现了以下几种模式：其一是横向模式，即出版社之间的联合。其二是纵向发展模式，即出版社沿着出版的上游和下游行业纵向扩张。其三是横向和纵向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其四是报业出版集团模式，即以报纸为龙头，联合其他文化产业形成集团化经营，在这种集团当中，书刊出版基本上是个配角。在高科技和信息化来临的背景下，这种出版集团由于有报纸的牵头，极可能从文化产业向文化传媒产业过渡，而在这一过程中，其出版的书刊就可能从传统式知识思想的载体转变成一般信息的载体，即书刊被传媒化。其五是一些省建立的省级出版集团，大多数这样的集团只是原各省出版局系统的翻版。无非是新瓶装旧酒，其内部运行机制、分配原则和功能协调并无创新。由于体制等方面的限制，中国的出版业还无法借鉴引进国外先进的出版运作模式和管理机制。
二 出版业发展中的转变因素
出版业在时代发展中始终高举内容为王的大旗，然而在整个业态发展趋势下，内容出版被网络原创、手机出版等新媒体平台不断冲击，内容的垄断性优势慢慢丧失，出版业者逐渐开始反思行业发展模式。
(一) 图书发行方式与手段的转变
中国的图书发行体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经历了重大变化，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除了传统的国有新华书店的发行系统之外，集体、个体及图书俱乐部式等新的发行方式也先后蓬勃兴起，改变了旧的图书发行体制，给图书发行市场注入了活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激烈的竞争。图书发行体制的变化，特别是一系列新发行手段的采用，提高了图书的发行量。从1993年到1997年，图书销售册数增长了两倍多，销售金额增长了4.5倍，2010年出版产业总规模更是达到了1000亿元之巨。在这背后，是整个出版业发行体系的巨大变革。出版品种日益增多，出版社为了减员增效，腾出更多人手进行内容生产等其他工作，给发行工作施加了巨大压力，信息技术，特别是数据库的应用，以及各社建设的电子出版信息平台为发行工作的准确及时进行提供了巨大保障。传统的出版社从纸质图书目录，到手工台账核对、发票回款跟催查收等都需要人力亲自完成，信息化条件下，业务员只需要做相应的条件设定，计算机即可自动完成向客户传递新书信息，生成发订货单、对账信息及回款确认等工作。
(二) 产品信息存储和发布方式的变化
图书产品由铅印时代跨入数码时代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原创逐渐兴起，很多畅销图书已颠覆了传统的由出版社策划推出后再走向社会和读者的过程，而是先在网络上传播，获得读者认可后再进行印刷出版。如磨铁公司推出的“明朝那些事”系列在传统出版界认为是比较怪诞的图书，却在网络中迅速蹿红，创造了令人惊讶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自此，网络出版蓬勃兴起，数字出版逐渐成为一种时尚。
(三) 产品形态和销售方式的变化
出版的数字化直接导致出版物的形态发生变化，由传统的纸质图书过渡到纸质图书与电子图书文件配合呈现，音频、视频文件协调一致，给读者更立体的阅读体验。而电子图书的出现，更带动了图书由传统的卖场销售转向以互联网拷贝下载销售和消费者自行按需打印销售的新的出版物销售形式，它具有无纸、环保、交易便捷、可检索比较等优点，获得了广大读者的认同。
(四) 出版业自身发展程度的加深要求发展形势改变
随着出版业的不断壮大，同质化竞争的加剧，出版社的发展不再单纯依靠规模的壮大，开始走内涵竞争、集约化发展之路。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 败之地，需要从更深层次挖掘自身潜力。出版业面临移动运营商、网络运营商等多路人马的围城叫阵，不得不放下身段，适应媒体丰富带来的冲击。当今世界经济高度融合，为了保住各自的相对优势，不同行业间彼此开始相互渗透，构筑自身的优势壁垒。出版业独举内容为王的大旗，但不能漠视其他行业对出版领域的强大渗透力，适应、求变是唯一的出路。
三 出版业走向范围经济
出版业范围经济也是一种特殊的规模经济，所不同的是范围经济中的产品是多样化的，而规模经济较为单一，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则都可投资增加带来经济效益的提高。
文化市场的价格弹性相对较大，高复制性允许文化产品不断降低成本，以适应市场需求，而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排在生活需求之后，在可比的短期市场中，百姓用于文化产品的消费总额增长有限。改制后的出版业，特别是大量出版企业实现上市后，经济效益成为企业对股东负责的一项重要指标，出版社通过挖掘自身潜力，实现行业内竞争优势，但市场规模毕竟有限，为了突破发展瓶颈，解开行业恶性竞争带来的种种弊端，很多出版企业开始走外延发展的道路，谋求范围经济效益。特别是出版企业上市后，融得大笔资金，面对投资人保值增值的要求，走范围经济发展道路更为迫切。
范围经济最大的障碍是体制不独立。体制决定经营方式和经营思路，在企业法人体制下，出版社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但又承担着各项文化事业功能，受各级行政事业主管部门约束，不能独立展开高效灵活的市场行为。当今世界已进入快鱼吃慢鱼的时代。受制于行业的行政约束，出版社不敢放手大干，瞻前顾后，决策程序缓慢，势必丧失众多发展机会。在数字出版时代，出版业有着得天独厚的内容垄断优势，但数字出版领域的各种尝试却不断败给网络、移动等新媒体运营商。究其原因，一是这些新媒体有自身技术优势，二是这些新媒体传播者是技术的拥有者，也掌握其传播规律和方法，应用起来驾轻就熟。但出版业者失败的根本原因，恐怕还要从自身寻找，长期的垄断生活，让其丧失了市场嗅觉，对市场反应缓慢，缺乏适应市场的生存动力，在犹如温水煮青蛙式的安逸生活中一步步地落后了。出版业者不懂技术，但新媒体运营商同样在出版组织上存在短板，且人家是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不惧困难，勇往直前，终于在数字出版领域闯开一片天空。如果出版业者重新定位，突破自己的传统业务，其上下游业务领域积极寻找机会，或许也会有其他意想不到的收获。
出版社编辑业务重心向排版公司、编校公司转移。在市场竞争压力日渐增大的今天，各社为了生存，都全力以赴地展开了市场争夺，社内考核等因素也都围绕市场展开了。
(作者单位：安康学院学报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一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业经历的规模化发展
过去30年来，出版业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被动到主动、由国内到国外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在出版规模和经营方式方面有了质的变化。首先，出版数量与规模迅速扩大，2010年中国出版各类图书逾30万种，而1980年全国出版图书种类不足万种，增长30余倍。各出版社不再局限于原来的传统出版领域，有实力的出版社开始向综合化、多元化发展，在这一时期，地方出版社的出书品种迅速增加，并开始相互竞争，到了1984年，有些地方出版社的出书数量已接近甚至超过中央级出版社。其次，出版社大量增加但冗员低效。1956年全国只有97家出版社，到了22年之后的1978年，出版社数量仅增加到105家。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头几年里，出版社的数量一跃而翻了两番。其中，1983年新建出版社50家，1984年此数字为36家，1985年为86家。这样，到1985年底全国的出版社已增加到416家。到1997年，全国的出版社总数已达到565家。但随着出版社数量的快速增加，也出现了印刷能力、纸张供应和发行渠道不足以及出版社的编辑、审稿水平不高等问题，出版业管理部门开始担心“出版社发展过快，超过社会的物质承担能力”。我国的出版社还存在着另一类问题，即冗员多、效率低。中国稍大一些的出版社一般都有从业人员50人以上，普遍多于西方国家的出版社。同时，出版社仍有依靠“国家”资助的心态，运作中不注重实效和经营。自此，出版社审批被收紧，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出版社总计578家。再次，竞争充分后的集团化趋势明显。改革开放前，出版社之间并无多少矛盾。中央级的出版社彼此有所分工，各走各的路；而各省基本上只有一家出版社，划地而营，并无分工之必要。改革以来，随着出版社数量的急剧增加，出版社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大，彼此争夺作者和出版资源，分割图书销售市场，进而在出版业管理政策方面相互对立。从1998年开始，在出版体制改革中出现了以下几种模式：其一是横向模式，即出版社之间的联合。其二是纵向发展模式，即出版社沿着出版的上游和下游行业纵向扩张。其三是横向和纵向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其四是报业出版集团模式，即以报纸为龙头，联合其他文化产业形成集团化经营，在这种集团当中，书刊出版基本上是个配角。在高科技和信息化来临的背景下，这种出版集团由于有报纸的牵头，极可能从文化产业向文化传媒产业过渡，而在这一过程中，其出版的书刊就可能从传统式知识思想的载体转变成一般信息的载体，即书刊被传媒化。其五是一些省建立的省级出版集团，大多数这样的集团只是原各省出版局系统的翻版。无非是新瓶装旧酒，其内部运行机制、分配原则和功能协调并无创新。由于体制等方面的限制，中国的出版业还无法借鉴引进国外先进的出版运作模式和管理机制。
二 出版业发展中的转变因素
出版业在时代发展中始终高举内容为王的大旗，然而在整个业态发展趋势下，内容出版被网络原创、手机出版等新媒体平台不断冲击，内容的垄断性优势慢慢丧失，出版业者逐渐开始反思行业发展模式。
(一) 图书发行方式与手段的转变
中国的图书发行体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经历了重大变化，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除了传统的国有新华书店的发行系统之外，集体、个体及图书俱乐部式等新的发行方式也先后蓬勃兴起，改变了旧的图书发行体制，给图书发行市场注入了活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激烈的竞争。图书发行体制的变化，特别是一系列新发行手段的采用，提高了图书的发行量。从1993年到1997年，图书销售册数增长了两倍多，销售金额增长了4.5倍，2010年出版产业总规模更是达到了1000亿元之巨。在这背后，是整个出版业发行体系的巨大变革。出版品种日益增多，出版社为了减员增效，腾出更多人手进行内容生产等其他工作，给发行工作施加了巨大压力，信息技术，特别是数据库的应用，以及各社建设的电子出版信息平台为发行工作的准确及时进行提供了巨大保障。传统的出版社从纸质图书目录，到手工台账核对、发票回款跟催查收等都需要人力亲自完成，信息化条件下，业务员只需要做相应的条件设定，计算机即可自动完成向客户传递新书信息，生成发订货单、对账信息及回款确认等工作。
(二) 产品信息存储和发布方式的变化
图书产品由铅印时代跨入数码时代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原创逐渐兴起，很多畅销图书已颠覆了传统的由出版社策划推出后再走向社会和读者的过程，而是先在网络上传播，获得读者认可后再进行印刷出版。如磨铁公司推出的“明朝那些事”系列在传统出版界认为是比较怪诞的图书，却在网络中迅速蹿红，创造了令人惊讶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自此，网络出版蓬勃兴起，数字出版逐渐成为一种时尚。
(三) 产品形态和销售方式的变化
出版的数字化直接导致出版物的形态发生变化，由传统的纸质图书过渡到纸质图书与电子图书文件配合呈现，音频、视频文件协调一致，给读者更立体的阅读体验。而电子图书的出现，更带动了图书由传统的卖场销售转向以互联网拷贝下载销售和消费者自行按需打印销售的新的出版物销售形式，它具有无纸、环保、交易便捷、可检索比较等优点，获得了广大读者的认同。
(四) 出版业自身发展程度的加深要求发展形势改变
随着出版业的不断壮大，同质化竞争的加剧，出版社的发展不再单纯依靠规模的壮大，开始走内涵竞争、集约化发展之路。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 败之地，需要从更深层次挖掘自身潜力。出版业面临移动运营商、网络运营商等多路人马的围城叫阵，不得不放下身段，适应媒体丰富带来的冲击。当今世界经济高度融合，为了保住各自的相对优势，不同行业间彼此开始相互渗透，构筑自身的优势壁垒。出版业独举内容为王的大旗，但不能漠视其他行业对出版领域的强大渗透力，适应、求变是唯一的出路。
三 出版业走向范围经济
出版业范围经济也是一种特殊的规模经济，所不同的是范围经济中的产品是多样化的，而规模经济较为单一，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则都可投资增加带来经济效益的提高。
文化市场的价格弹性相对较大，高复制性允许文化产品不断降低成本，以适应市场需求，而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排在生活需求之后，在可比的短期市场中，百姓用于文化产品的消费总额增长有限。改制后的出版业，特别是大量出版企业实现上市后，经济效益成为企业对股东负责的一项重要指标，出版社通过挖掘自身潜力，实现行业内竞争优势，但市场规模毕竟有限，为了突破发展瓶颈，解开行业恶性竞争带来的种种弊端，很多出版企业开始走外延发展的道路，谋求范围经济效益。特别是出版企业上市后，融得大笔资金，面对投资人保值增值的要求，走范围经济发展道路更为迫切。
范围经济最大的障碍是体制不独立。体制决定经营方式和经营思路，在企业法人体制下，出版社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但又承担着各项文化事业功能，受各级行政事业主管部门约束，不能独立展开高效灵活的市场行为。当今世界已进入快鱼吃慢鱼的时代。受制于行业的行政约束，出版社不敢放手大干，瞻前顾后，决策程序缓慢，势必丧失众多发展机会。在数字出版时代，出版业有着得天独厚的内容垄断优势，但数字出版领域的各种尝试却不断败给网络、移动等新媒体运营商。究其原因，一是这些新媒体有自身技术优势，二是这些新媒体传播者是技术的拥有者，也掌握其传播规律和方法，应用起来驾轻就熟。但出版业者失败的根本原因，恐怕还要从自身寻找，长期的垄断生活，让其丧失了市场嗅觉，对市场反应缓慢，缺乏适应市场的生存动力，在犹如温水煮青蛙式的安逸生活中一步步地落后了。出版业者不懂技术，但新媒体运营商同样在出版组织上存在短板，且人家是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不惧困难，勇往直前，终于在数字出版领域闯开一片天空。如果出版业者重新定位，突破自己的传统业务，其上下游业务领域积极寻找机会，或许也会有其他意想不到的收获。
出版社编辑业务重心向排版公司、编校公司转移。在市场竞争压力日渐增大的今天，各社为了生存，都全力以赴地展开了市场争夺，社内考核等因素也都围绕市场展开了。
(作者单位：安康学院学报高等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