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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甄传》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郑晓龙:现在的历史剧出现了一种崇帝现象。皇宫阳光灿烂,皇帝风流潇洒,至情至性,后宫嫔妃安逸奢侈,误导年轻观众,将宫廷戏全部偶像化,实际上是违背正确价值观的。我希望通过具有历史厚重感的《甄传》传达批判精神,不再误导观众。同时对原著进行改编,更加集中深入地体现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摧残。
《综艺》:这种“价值观”对电视剧创作的实际影响有哪些?
郑晓龙:首先《甄传》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对封建王朝持批评的态度是全人类的价值观,明确坚持这个态度没有错。《甄传》在开拍之前就定性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在这个价值观基础上,再去考虑人物结构和故事就至少是落地的。比如为何要放到雍正这一历史时期。因为雍正恰是一个比较励精图治的皇帝,在这样的背景下,后宫中还如此黑暗,更能说明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不是人的问题,批判的力度才大。如果放到一个特别荒淫无耻的皇帝身上,就会削弱批判力度。
在此基础上,从小说到剧本,除了将第一人称视角转换为第三人称,甄的人物性格也发生了变化,原著中甄上来就是一个很有心计的女孩儿,但是电视剧中,她最初是一个厚道、善良、美好的人,只是后来在宫廷中经历了种种,为了能活下去她变得腹黑、有心计、狠辣。但即使如此,她依然是一个千古伤心女,她的爱情没有了,生活没有了,人变坏了,这就是批判。她是个悲剧人物。
《综艺》:《甄传》启用了原著作者流潋紫来参与编剧。
郑晓龙:我特别希望原作者直接上手,先把她的想法“榨干”,再换个人加以补充,做到完善。
《综艺》:此前你的作品,有很多都是多人在一起进行剧本创作的。
郑晓龙:其实应该继续这样做,集思广益总是有帮助的,只不过现在很多人不这么做。不过我的剧仍然是一堆人在讨论,比如《金婚》,当编剧写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开会讨论,这样的会可能开了五六次,只是参与的人不是《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和《北京人在纽约》的那一批人了。总的来说,我会把控方向。《新编辑部的故事》也做了至少三年剧本,《金婚》结束后就一直在做。
《综艺》:你过去的近30年里,你最怀念的年代是什么时候?
郑晓龙:就是我们搞《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凯旋在子夜》《便衣警察》的时候,那时候人不像现在这样功利。那时候真是一帮年轻人在搞创作,我、赵宝刚、冯小刚都是一辈的交情,大家思想比较一致,总在一起聊天,在聊天中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探索生活。虽然那时没有市场,也“缺钱”,但比较开心,简单。
《综艺》:现在呢?
郑晓龙:现在不缺钱,但是创作上不再像之前那样百花齐放了。在考虑政策的前提下,还要考虑赚钱,考虑市场、观众、收视率,心反而更累了。
《综艺》:介绍一下《新编辑部的故事》。
郑晓龙:会延续前剧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比如“小三儿问题”“教育择校问题”“过度评奖问题”等等。通过对社会问题的展现,入木三“厘”、微言小义地给以善意嘲讽。但同时也是一部“口味比较重”的喜剧。什么是“口味比较重”——就是不择手段地去做喜剧因素。现在观众口味比较挑剔,笑点也比较高,因此对剧本和表演的要求更高,我们在创作时的标准首先是要把我们自己逗笑。但是这种不择手段不是空洞闹剧,是表达了创作者的价值观和人文关怀的。
郑晓龙:现在的历史剧出现了一种崇帝现象。皇宫阳光灿烂,皇帝风流潇洒,至情至性,后宫嫔妃安逸奢侈,误导年轻观众,将宫廷戏全部偶像化,实际上是违背正确价值观的。我希望通过具有历史厚重感的《甄传》传达批判精神,不再误导观众。同时对原著进行改编,更加集中深入地体现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摧残。
《综艺》:这种“价值观”对电视剧创作的实际影响有哪些?
郑晓龙:首先《甄传》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对封建王朝持批评的态度是全人类的价值观,明确坚持这个态度没有错。《甄传》在开拍之前就定性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在这个价值观基础上,再去考虑人物结构和故事就至少是落地的。比如为何要放到雍正这一历史时期。因为雍正恰是一个比较励精图治的皇帝,在这样的背景下,后宫中还如此黑暗,更能说明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不是人的问题,批判的力度才大。如果放到一个特别荒淫无耻的皇帝身上,就会削弱批判力度。
在此基础上,从小说到剧本,除了将第一人称视角转换为第三人称,甄的人物性格也发生了变化,原著中甄上来就是一个很有心计的女孩儿,但是电视剧中,她最初是一个厚道、善良、美好的人,只是后来在宫廷中经历了种种,为了能活下去她变得腹黑、有心计、狠辣。但即使如此,她依然是一个千古伤心女,她的爱情没有了,生活没有了,人变坏了,这就是批判。她是个悲剧人物。
《综艺》:《甄传》启用了原著作者流潋紫来参与编剧。
郑晓龙:我特别希望原作者直接上手,先把她的想法“榨干”,再换个人加以补充,做到完善。
《综艺》:此前你的作品,有很多都是多人在一起进行剧本创作的。
郑晓龙:其实应该继续这样做,集思广益总是有帮助的,只不过现在很多人不这么做。不过我的剧仍然是一堆人在讨论,比如《金婚》,当编剧写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开会讨论,这样的会可能开了五六次,只是参与的人不是《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和《北京人在纽约》的那一批人了。总的来说,我会把控方向。《新编辑部的故事》也做了至少三年剧本,《金婚》结束后就一直在做。
《综艺》:你过去的近30年里,你最怀念的年代是什么时候?
郑晓龙:就是我们搞《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凯旋在子夜》《便衣警察》的时候,那时候人不像现在这样功利。那时候真是一帮年轻人在搞创作,我、赵宝刚、冯小刚都是一辈的交情,大家思想比较一致,总在一起聊天,在聊天中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探索生活。虽然那时没有市场,也“缺钱”,但比较开心,简单。
《综艺》:现在呢?
郑晓龙:现在不缺钱,但是创作上不再像之前那样百花齐放了。在考虑政策的前提下,还要考虑赚钱,考虑市场、观众、收视率,心反而更累了。
《综艺》:介绍一下《新编辑部的故事》。
郑晓龙:会延续前剧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比如“小三儿问题”“教育择校问题”“过度评奖问题”等等。通过对社会问题的展现,入木三“厘”、微言小义地给以善意嘲讽。但同时也是一部“口味比较重”的喜剧。什么是“口味比较重”——就是不择手段地去做喜剧因素。现在观众口味比较挑剔,笑点也比较高,因此对剧本和表演的要求更高,我们在创作时的标准首先是要把我们自己逗笑。但是这种不择手段不是空洞闹剧,是表达了创作者的价值观和人文关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