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63年、1964年中苏大论战期间，苏共在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反华文章、掀起大论战的同时，也通过信函一次次向中共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对于苏联反华行动，中共进行了还击，同时也试图寻找机会谋求团结。但苏共的一些做法使中苏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
1965年3月，苏共纠集19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中共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是 “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此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以致中断一切联系。我当时作为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亲历了这个全过程。
柯西金来华，企图说服中共参加国际会议
1964年11月24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信中表示：把赫鲁晓夫在同年7月30日信中提出的要在12月15日举行的26国党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迟到1965年3月1日举行。12月12日，《真理报》发表通告，说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将在1965年3月1日召开。
1965年2月初，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往越南访问途中有意在北京作短暂停留。在京期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接见了他。两国领导人谈话主要是围绕着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进行的。当时我正在北京顺义李遂公社参加“四清”运动。中办通知我有任务，于是我提前返京，担任翻译。
2月5日，柯西金到达北京后，即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柯西金在会谈中表示，国际会议还是要开的，但已经改成了协商会议，不草拟文件。周恩来说，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劝你们不要把赫鲁晓夫这个包袱接过来，要把它扔掉，改弦易辙，另起炉灶。这样双方总能找到一些共同点。现在你们坚持要召开这个会，我们也无法阻止，其结果必然造成两党彻底决裂。柯西金认为苏中之间的争吵，有许多都是人为造成的。他还是动员中共参加这次会议，以此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开端。
2月6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再次会谈。在会谈中柯西金抱怨中共领导人不理解他和勃列日涅夫对改善苏中关系的愿望。周恩来除对一些问题做了解释外，仍然劝柯西金取消这次国际会议，通过实际行动表现出对改善两国关系、防止两党分裂的诚意。 2月10日，苏联党政代表团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回到北京。2月11日，毛泽东接见了柯西金。接见开始后，柯西金首先提出苏中两党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毛泽东谈了他对公开论战的看法。他说，我们赞成你们搞公开论战，赞成你们采取发公开信、做报告、发决议等各种形式。但不要搞不痛不痒的论战，那样没有味道。当柯西金提出苏中是否可以团结在一起同帝国主义斗争时，毛泽东说，大概十年以后我们两党可以团结起来。只要帝国主义动刀动枪，对着你们也好，对着我们也好，我们就会团结起来。时间可能在十年、十五年以后，也许它更帮忙，那就是七年、八年以后，我们可能团结起来。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分裂。
在会见中，毛泽东和柯西金也谈到3月1日召开的国际会议。毛泽东说，你在5日、6日路过北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同你谈过，他劝你们不要开3月1日那个会。我倒是赞成你们开会，我跟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这些人叫作“教条主义”，顽固不化。赞成你们开会，但我们不参加。柯西金问毛泽东，你们为什么不参加？毛泽东说，那是你们说的。你们去年7月30日和11月24日的那两封信不都说有些党不参加也不要紧嘛。特别是后一封信，是你们现在的领导写的。毛泽东说，如果你们要我们去参加会，你们得取消前年7月14日攻击我们的那个《公开信》和去年2月你们中央全会上的那个报告和决议，只要你们说这些都是错误的，因此取消，那么我们就可以合作。柯西金说，那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那你们就去开会好了。
兄弟党国际会议召开，中苏两党中断一切往来
1965年3月1日至5日，苏共不顾中共的一再反对，纠集19个党（保、匈、民主德国、古、蒙、波、苏、捷、阿根廷、英、联邦德国、意、叙、芬、法、美、澳、巴西和印度）的代表和观察员，在莫斯科召开了没有中共参加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3月10日，发表了《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公报》。公报宣称，“主张停止具有对兄弟党不友好的和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反对一些党干涉另外一些党的内部事务”；鼓吹“团结对敌”“共同行动”“一致行动”。在公报发表前，苏联驻华使馆代表于3月8日曾将协商会晤秘书处的一封信和公报交给我党。
3月23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发表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社论。我们中办翻译组参加了这篇社论的俄文翻译工作。这篇社论揭露了苏共新领导“三假三真”的面貌：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指出三月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篇社论实际上宣布了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也公开宣布了中共领导同苏共新领导的决裂。
1966年2月24日，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
根据彭真指示，中办领导打电话把我和朱瑞真从“四清”工作点叫回，阅看文件，为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做些准备工作。我们在北京等了几天，随后听说毛泽东不同意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说，我们党去不去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于3月22日复信苏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我们参与了3月22日复信的翻译工作，这是我们翻译组解散前执行的最后一项任务。苏共二十三大以后，中苏两党中断了一切往来。
1965年3月，苏共纠集19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中共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是 “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此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以致中断一切联系。我当时作为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亲历了这个全过程。
柯西金来华，企图说服中共参加国际会议
1964年11月24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信中表示：把赫鲁晓夫在同年7月30日信中提出的要在12月15日举行的26国党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迟到1965年3月1日举行。12月12日，《真理报》发表通告，说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将在1965年3月1日召开。
1965年2月初，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往越南访问途中有意在北京作短暂停留。在京期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接见了他。两国领导人谈话主要是围绕着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进行的。当时我正在北京顺义李遂公社参加“四清”运动。中办通知我有任务，于是我提前返京，担任翻译。
2月5日，柯西金到达北京后，即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柯西金在会谈中表示，国际会议还是要开的，但已经改成了协商会议，不草拟文件。周恩来说，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劝你们不要把赫鲁晓夫这个包袱接过来，要把它扔掉，改弦易辙，另起炉灶。这样双方总能找到一些共同点。现在你们坚持要召开这个会，我们也无法阻止，其结果必然造成两党彻底决裂。柯西金认为苏中之间的争吵，有许多都是人为造成的。他还是动员中共参加这次会议，以此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开端。
2月6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再次会谈。在会谈中柯西金抱怨中共领导人不理解他和勃列日涅夫对改善苏中关系的愿望。周恩来除对一些问题做了解释外，仍然劝柯西金取消这次国际会议，通过实际行动表现出对改善两国关系、防止两党分裂的诚意。 2月10日，苏联党政代表团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回到北京。2月11日，毛泽东接见了柯西金。接见开始后，柯西金首先提出苏中两党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毛泽东谈了他对公开论战的看法。他说，我们赞成你们搞公开论战，赞成你们采取发公开信、做报告、发决议等各种形式。但不要搞不痛不痒的论战，那样没有味道。当柯西金提出苏中是否可以团结在一起同帝国主义斗争时，毛泽东说，大概十年以后我们两党可以团结起来。只要帝国主义动刀动枪，对着你们也好，对着我们也好，我们就会团结起来。时间可能在十年、十五年以后，也许它更帮忙，那就是七年、八年以后，我们可能团结起来。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分裂。
在会见中，毛泽东和柯西金也谈到3月1日召开的国际会议。毛泽东说，你在5日、6日路过北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同你谈过，他劝你们不要开3月1日那个会。我倒是赞成你们开会，我跟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这些人叫作“教条主义”，顽固不化。赞成你们开会，但我们不参加。柯西金问毛泽东，你们为什么不参加？毛泽东说，那是你们说的。你们去年7月30日和11月24日的那两封信不都说有些党不参加也不要紧嘛。特别是后一封信，是你们现在的领导写的。毛泽东说，如果你们要我们去参加会，你们得取消前年7月14日攻击我们的那个《公开信》和去年2月你们中央全会上的那个报告和决议，只要你们说这些都是错误的，因此取消，那么我们就可以合作。柯西金说，那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那你们就去开会好了。
兄弟党国际会议召开，中苏两党中断一切往来
1965年3月1日至5日，苏共不顾中共的一再反对，纠集19个党（保、匈、民主德国、古、蒙、波、苏、捷、阿根廷、英、联邦德国、意、叙、芬、法、美、澳、巴西和印度）的代表和观察员，在莫斯科召开了没有中共参加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3月10日，发表了《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公报》。公报宣称，“主张停止具有对兄弟党不友好的和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反对一些党干涉另外一些党的内部事务”；鼓吹“团结对敌”“共同行动”“一致行动”。在公报发表前，苏联驻华使馆代表于3月8日曾将协商会晤秘书处的一封信和公报交给我党。
3月23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发表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社论。我们中办翻译组参加了这篇社论的俄文翻译工作。这篇社论揭露了苏共新领导“三假三真”的面貌：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指出三月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篇社论实际上宣布了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也公开宣布了中共领导同苏共新领导的决裂。
1966年2月24日，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
根据彭真指示，中办领导打电话把我和朱瑞真从“四清”工作点叫回，阅看文件，为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做些准备工作。我们在北京等了几天，随后听说毛泽东不同意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说，我们党去不去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于3月22日复信苏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我们参与了3月22日复信的翻译工作，这是我们翻译组解散前执行的最后一项任务。苏共二十三大以后，中苏两党中断了一切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