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28日，沈从文给妻妹张充和写信，说可以给张家的一个远房亲戚介绍工作——去昆明市龙井街51号某市民家里做保姆，管吃管住，一个月发给法币12元。
　　月薪12元，听起来很少，事实上也很少。因为这时候法币已经贬值，在昆明市区，买一斤面粉要花两元，买一斤大米要花3元，买一斤猪肉要花7元，买一斤菜籽油也要花7元，买一斤盐要花1.6元，买一斤木炭要花0.3元，买一个鸡蛋要花0.14元，买一双男式短袜要花0.7元，买一双女士长袜要花1.5元。由于商贩在战时囤积居奇，一些市民也大肆投机倒把，香烟在这时候成了炒作对象：20支装的普通刀牌卷烟，一盒卖到12元；10支装的木盒红锡包，一盒卖到40元。
　　12元的月薪，只能买6斤面粉、或4斤大米、或斤把猪肉、或斤把菜油、或7斤多盐、或40斤木炭、或85个鸡蛋、或17双男袜、或8双女袜而已，想买两样都不够。更要命的是，如果这保姆爱抽烟，光买一盒普通卷烟就能花光她一个月的工资。
　　工资如此之低，张家那个远房亲戚究竟会不会去呢？我没见到张充和的回信，不敢妄言。不过按照当时的情况，雇主开给保姆的薪水都低得惊人，沈从文介绍的这个雇主所开的薪水应该是跟着行情走的。
　　有资料为证。1933年，青岛市平原书店出版的通俗读物《青岛指南》问世，该书第一编统计了青岛市区几个常见行业的收入情况：
　　公务员，平均月薪65元（银元，下同）。小学教员，平均月薪35元。汽车司机，平均月薪36元。人力车夫，旺季月收入30元左右，淡季月收入15元左右。农村妇女进纱厂打工，平均月薪12元。商店小伙计，平均月薪12元。保姆，平均月薪6元。
　　由此可见，在所有的行业当中，保姆的薪水最低。
　　再往前追溯，1923年到1926年，鲁迅和原配夫人朱安及老母亲在北京生活，雇了一个保姆，除食宿全包外，他每月付给保姆的薪水才一两元而已。而据1926年“北平社会调查部”对北京市民家庭的抽样调查结果，小学教师平均月薪24元，人力车夫刨除车行租金与各项捐税，每月平均纯收入16元。公务员薪水更高，鲁迅本人在教育部上班时，月薪一度达到300元。他发给保姆的工资，只相当于小学教师的二十四分之一、人力车夫的十六分之一、他本人薪水的三百分之一。
　　在民国做保姆的，一般都是从农村来的。而我们知道，民国农村长期处于崩溃状态，兵祸连绵、天灾不断，进口货物又垄断了城市市场，农产品只能以极低价格售出，还要负担多如牛毛的各种捐税，农民为了生存，被迫涌进城市，做保姆就是生存手段之一。
　　可以想见，在民国时代，只要你不像现在一些雇主那样又是要求外语又是要求学历的，找保姆都会很容易。打个比方说，某太太去家政公司要保姆，月薪只给一块大洋，应征者王阿花觉得低，摇头不干，但是更多找不到饭吃的李阿花、张阿花、赵阿花冲过来报名了，甭说月薪一块，就是不给钱也干，管口饭就行了。
　　因为雇保姆开销很小，所以民国时大多数文化人，像我们所熟悉的鲁迅、沈从文、徐志摩、郁达夫、费孝通、梁思成、陈寅恪、朱自清、冰心……他们不管是在北京生活，还是在上海生活，抑或后来抗战期间去昆明生活的那批人，都雇有保姆。请不要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收入都很高，1933年沈从文与妻子张兆和在北京结婚，房子是租的，婚礼费用是借的，每月收支入不敷出，照样雇保姆。而且不光雇保姆，还从青岛雇了一厨师，专门给他们夫妻做饭。是沈从文打肿脸充胖子吗？决不是，只因雇保姆也好、雇厨师也好，开销都很小，比起他们每月所交的房租、房捐、挑水费、倒桶费来，这笔开销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同样的情形在民国以前更加普遍。宋元明清四代市民，无论贫富，大多都有条件与机会找一保姆。有的保姆是买来的，一次付清，终身使用，状如女奴隶，“三言”“二拍”里称为“养娘”的，其实都是带有奴隶身份的保姆。有的保姆是雇来的，管吃管住，每月发给薪水，但是工资都极低。这就使得一大批穷酸秀才可以在诗文或者自序里得意洋洋地使用“呼仆”、“付奴”等等猛词儿。
　　正是因为中国一直存在一个非常庞大的贫困农村，一直存在一个非常庞大的赤贫阶层，才使得潦倒如明清之秀才、清貧如民国之文人，也能雇上一个或者多个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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