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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反贪局的三任局长、五拨承办人死死咬住每一个机会，步步紧逼，最终成功将陈燕(化名)从德国劝返回中国自首一这不仅是北京市，也是全国首例没有动用外交资源，办案人员没有出境追逃的零成本被劝返外逃贪官的成功案例。检察官究竟使用了什么方法将她劝返回国的呢?
近日，记者就本案专访了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办案人员。
前年9月13日，被网上通缉、潜逃境外七年的贪污犯罪嫌疑人陈燕，从德国法兰克福搭乘飞机返回北京自首归案，办案人员前往首都机场，与北京边防检查总站办理交接手续后将其带回。
至此，犯罪嫌疑人陈燕等四人涉嫌贪污一案中负罪在逃的四名犯罪嫌疑人，历时七年。最终以两人被抓获，两人投案自首的结果全部归案。
立案后四名犯罪嫌疑人迅即蒸发
2001年1月12日，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接到一封匿名举报信，称某大型国企下属的燕海石油化工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陈燕涉嫌贪污，将120多万元私分。
据了解，公司实际工作人员为4人：总经理陈燕、副经理吴艳、会计徐劢、业务员费旭辉。
犯罪嫌疑人陈燕，利用职务之便，于1998年1月伙同时任本公司副经理的吴艳、会计徐劢、业务员费旭辉三人私分公司公款100万元人民币，据为己有。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受理此案后经过初查，于2001年4月11日对陈燕等四人以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并决定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然而，在作出决定的第二天，当检察院办案人员分别到家里和单位找人时，却发现陈燕“消失”了。原来，由于之前被燕化公司纪委查处，四名犯罪嫌疑人对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介入此案十分警惕，立案前就已潜逃。
盛夏艰苦蹲守监控检察宫中暑
历时七年的追逃是一项艰苦、长期和系统的工作。
四名犯罪嫌疑人潜逃后，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高度重视，迅速组织精干力量，开展抓捕工作。于第一时间部署了两项工作：一是请示北京市检察院后与北京市公安局技侦处取得联系，先后对四人进行了网上通缉，并对持有护照的犯罪嫌疑人陈燕、吴艳办理了边控手续；二是兵分四路，对四名嫌疑人的住处实施24小时蹲守监控。
立案三个月零28天时，即2001年8月7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承办人接到北京市公安局消息：潜逃后一直关闭手机的犯罪嫌疑人费旭辉刚刚使用过手机。尽管通话时间很短，但仍能准确跟踪到与之通话的固定电话号码，并确定该号码位置在江西省国家安全厅庐山招待所某房间。
其时，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正在青岛进行全员培训学习，得知消息后，侦查处长立即带领承办人从青岛动身火速赶往江西九江。
2001年8月9日，在九江市检察院的有力配合下，克服重重阻力将犯罪嫌疑人费旭辉成功押解回京。
犯罪嫌疑人费旭辉的落网，给了局领导和承办人极大的信心，同时也坚定了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长期追逃的决心。
2003年5月7日，犯罪嫌疑人吴艳在办理出国护照换发时被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控制，移交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归案。
犯罪嫌疑人吴艳落网之时正值非典时期，许多单位的工作都受到了非典影响，嫌疑人吴艳的本意是想借这一非常时期侥幸过关，她当天头戴白帽、口罩出现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前台，要求办理出国护照换发手续，但仍然引起公安人员警觉，经过上网比对确认，被公安机关现场控制。
经过两年的逃跑生涯，只有40岁的吴艳已经是满头白发。
蹲守工作是一项极为辛苦的工作。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曾经根据案情需要，在六七月份的高温暑天在犯罪嫌疑人住处进行蹲守。因为小区建筑少且楼层矮，院内动静很容易被楼上人注意到，承办人只好守在车里不开空调，车门紧闭。闷热的车上温度高达四十多度，承办人即使出现中暑症状，也没有从蹲守一线撤下来。反贪局在每个重要节假日都布置力量在嫌疑人住处蹲守，进行严密监视，不放过任何能使嫌疑人落网的机会。从2001年立案到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期间几位主要承办人牺牲了国庆、五一、中秋等节假日，坚持赴嫌疑人住处进行严密监视，甚至于几年的除夕之夜也都是在蹲守监视中度过的。
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办案检察官讲述了他们盛夏车里“潜伏”的艰苦情景。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蹲守是在7=月，申奥成功的那天。”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刘爱军说。
那是个炎热的夏日，炙热的太阳将地上的沥青都烤化了，居民们都躲在家里吹着空调，小区里人影稀少，检察官们只能“潜伏”在汽车里盯着陈燕家的窗户和楼梯口。
为了不引人注意，他们把车熄了火，甚至车窗也不敢开。半个小时后，一名女检察官申请上厕所，“忍会吧，现在出去太扎眼，容易暴露。”刘爱军轻声劝说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喘不过气来，能开会儿窗户口马?”一名男检察官声音急促地说。“你把衣服脱了，光着膀子再坚持一会儿。”刘爱军说。
车里跟蒸笼一样。所有的人都已经大汗淋漓了。来回上下车肯定会引起他人的注意，刘爱军一次次回绝了检察官们的请求。这一等，又是几个小时。
待大家集体开车出小区去上厕所时，女检察官已经吐得没有力气上厕所了，她生生被“捂”得中暑了。
迹象表明陈燕案发后潜逃德国
在徐劢潜逃后，承办人周密部署布控工作的同时，反复不懈地做其家属的思想工作，力促其亲属与司法机关合作，劝说犯罪嫌疑人归案自首。
在外东躲西藏四年之久的徐劢，终于在法律的震慑和政策的感召之下，经过艰难的思想转变，于2005年7月1日，在家人的陪同下投案自首。思想动员工作在嫌疑人徐劢身上获得成功，这也增加了办案人员劝返陈燕的信心。
陈燕潜逃后则如人间蒸发一般全无音讯，在持续蹲守仍一无所获后，承办人前往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局查询，但并未查到陈燕的任何出境记录。得知出入境管理局仅限于记录因私出国的登记后，承办人又前往外交部，在相关部门查询了公民因公出国记录。根据外交部相关部门提供的信息，陈燕在2001年4月5日从上海出境，目的地是德国，并且此后再无入境记录。通过户籍民警的调查得知，陈燕有一个儿子，早前留学后定居于德国，种种迹象表明，陈燕在案发后一定是已潜逃至德国投奔儿子去了。
我国跟德国没有司法引渡协议，所以只有让陈燕自己回来，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2006年初，根据户籍民警提供的陈燕儿子在北京的手机号码，检察官试了一下，没想到竟然拨通了。
“喂。”电话里传来了熟悉的中文声音。
“听到对方的声音，我想有门儿。”刘君亮是第四拨承办人，他向记者回忆了跟陈燕的儿子电话沟通的经过。
第一次，陈燕的儿子非常客气，说母亲不在德国，去哪儿了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 事情可以转达。
刘君亮告诉陈燕的儿子，同案犯都已经被判缓刑，陈燕是有身份的人，老是这样躲不是个办法，无论什么时候被抓住，都要被追究责任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漏网的鱼。我希望陈燕不要有思想负担，如果回来自首是可以从轻处理的。”
陈燕的儿子非常客气地答应，如果见到陈燕一定转告。
第二次的电话是刘君亮在一天上午9点所能的。一接通，电话那边传来了吼叫声：“你知道现在是几点吗，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原来，中国上午的9点，正是德国那边的深夜。刘君亮赶忙道歉。此时，陈燕的儿子提出，总是这样拨打国际长途电话，电话费负担不起。
刘君亮立刻回答，根据规定，这些电话费将由检察院从办案经费中支付。
但陈燕的儿子态度依然强硬，要求检察院不要再打电话了。“你如果不配合，我们可以通过外交程序司法通缉你母亲。”刘君亮郑重地说。
对方口气明显软下来了，说事情可以商量。但当时时间太晚了，如果有可能，一定答复。
2006年4月，检察官们接到了陈燕户籍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得知有人前去给陈燕办理换发二代身份证事宜。
根据民警的描述，刘君亮断定，前去办理换发身份证的一定是陈燕的儿子。
于是，电话再一次打通了。“你现在在国内吧。”刘君亮开门见山地说。“你怎么知道的?”陈燕的儿子毫无准备地脱口而出。“你要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刘君亮随后说想与其见面，一来是报销电话费，二来是当面好好聊聊。
陈燕的儿子一口回绝了，但答应回去跟母亲好好商量。至此，检察院终于断定了陈燕的藏身地点。
她终于走上了回国自首的道路
此后，检察院加大了劝说的力度。检察官反复说人老了都要叶落归根，并告知同案的几个人都被判了缓刑。如果回来自首，检察院将在起诉时考虑具体的情节，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建议从轻处理。
眼看抓捕陈燕的工作陷入困境，反贪局领导与承办人一起坚定了要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的决心，同时根据案件情况将该项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劝说自首的“攻心战”上。
首先紧紧抓住陈燕国内亲属这条线做思想工作，反复上门与其丈夫关某进行沟通，动员他协助检察院反贪局劝说陈燕回国自首。根据陈燕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对其进行了贴近心理的思想教育和政策感召，努力扭转她竭力逃避处罚的想法。另一方面设法与其在德国的儿子取得联系，承办人保持了极大的恒心和耐心，不断进行电话联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为陈燕的儿子分析利害，权衡轻重，动员他劝说母亲归案自首，早日“落叶归根”，以争取度过一个内心安宁的晚年。这些思想动员逐渐被陈燕儿子所接受，他由一味抗拒转变为逐渐接受的态度。
2007年9月，陈燕通过律师，向检察机关表达了希望于近期返境自首，并希望得到宽大处理的愿望。反贪局局长王建明两次亲自同其律师会面，充分了解嫌疑人立场，表明检察机关不枉不纵的态度，阐明利害，通过其律师进行思想动员，进一步稳固嫌疑人回国自首的想法。
2007年9月13日11点30分，一架航班从德国的法兰克福抵达首都国际机场。反贪局局长王建明亲自带领第五拨承力、人刘立新在机场等候。
“我回来自首。我回来自首了。”见到检察官，陈燕一连说了多遍。“家的感觉是难以割舍的，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陈燕握着检察官的手流下了热泪。
至此，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为之付出巨大努力，历时七年的追逃工作圆满结束。
在审讯中，陈燕说起自己在德国的生活时几次失声痛哭。她说，自己投靠在德国农村的亲戚家，帮人家干点活。尽管后来拥有了长期居住权，但寄人篱下的感觉非常难受。
陈燕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原是北京某大型国有公司的一名研究员，她在专业领域的成就世界闻名，许多外国公司跟国内企业做生意时，只要有陈燕出面，再苛刻的条件外国公司都会“OK”的。公司也非常重视专家级别的陈燕，曾选派其到意大利深造2年，并随着企业的发展，又先后4次派她到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学习。
59岁前，陈燕可谓一帆风顺，成为行业内的领头人，是为数不多的享受国家级待遇的专家。然而，在退休前，曾经拒绝高薪的陈燕却出现了心理失落，与部下私分了企业的120多万元。
2001年4月，房山区检察院对她和其他三人以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而此时，近60岁的陈燕开始了她的逃亡生涯，她的名字也出现在被追捕贪官的名单中。
有爱国情结的人为何成了贪官
这大起大落间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呢?
1992年，公司研究院搞起了第三产业领导选中了陈燕，由她组建了北京燕海石油化工技术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燕海公司)，并出任公司总经理。陈燕在51岁的时候登上了她事业的巅峰。
据检察官介绍，在深造期间，国外的公司曾许诺高薪、洋房，希望陈燕能够留下来工作，但陈燕说：“国家花重金培养我，我应该回国报效国家。”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每次她都婉拒国外公司的聘请。
那么，这个有强烈爱国情结的人又是如何成为一个贪官呢?
当上燕海公司的总经理，陈燕踌躇满志。该公司为集体所有制，主要负责为上级公司各厂及研究院采购部分进口仪器、仪表、设备配件等业务，研究院只出了100万元注册资金后没有再投入，陈燕可谓白手起家。
没有资金，没有客户。公司开办初期，没有任何经验，她形容自己当时就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吃了不少苦”。但是凭借着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局面很快就打开了。
1995年，公司的业务量大增，收入也随之增长。出入各种场合，一声声“总经理”的称谓让陈燕非常满足。
业务多了，外出应酬也多了，为了方便，善于经营的陈燕让财务人员建立了小金库。一些收入被截留进了小金库。
1998年，陈燕快到退休的年龄，研究院派来了新总经理。新经理来了，小金库里所有的钱也将随之移交。可是那些钱是陈燕等人一点点挣出来的，就这样将钱拱手送给别人，陈燕有些不甘心。
于是有人提议，将120多万元分了。陈燕同意了，其中陈燕分到的最多，共计35万元。
陈燕说之所以决定分钱，除了心有不甘外，还有就是“如果多分钱，让人感觉这个公司很有实力，业绩好，也从侧面说明我很能干。当时只想着挣钱了，别的都顾不上了”。
“背着涉嫌贪污的大包袱，压力非常大。”陈燕说，“在德国的生活过得不痛快，不仅无法融入那个国家。甚至连抛头露面都不行，就像一只孤雁一样。”在审讯时，陈燕多次流着泪对检察官说。
回国时，陈燕看见检察官就像见到了亲人，而且检察官们没有当场给她戴上手铐，不仅让她感动，也觉得心理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陈燕告诉记者：“最终促使我下决心回国的，是检察官告诉我房山法院将几名同案犯都判处了缓刑，得知消息后，我的心理负担也减轻了。在检察官多次劝说下，我终于走上了回国自首的道路……”
2008年8月20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以陈燕有自首情节，已退赔所有赃款，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高检肯定零成本追逃值得推广
据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达一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达6500多亿元人民币。
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王建明说，缉拿外逃人员，司法实践中困难很大。根据国际法原则，只有签订双边引渡协议的国家，才有强制力要求对方予以引渡，否则，只能靠双方友好协商，视谈判情况而定。此外，高昂的成本也是追逃的一大障碍。仅余振东一案，中美双方谈判就长达3年，其间公务往返、查证取证成本难以计算。
因此，北京房山区检察院能以零成本，劝回外逃嫌疑人的案例意义重大。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特意对此案的做法进行批示，称“值得推广”。
据了解，目前，房山区检察院的此次办案经验已经在全国检察机关中大力推广。
近日，记者就本案专访了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办案人员。
前年9月13日，被网上通缉、潜逃境外七年的贪污犯罪嫌疑人陈燕，从德国法兰克福搭乘飞机返回北京自首归案，办案人员前往首都机场，与北京边防检查总站办理交接手续后将其带回。
至此，犯罪嫌疑人陈燕等四人涉嫌贪污一案中负罪在逃的四名犯罪嫌疑人，历时七年。最终以两人被抓获，两人投案自首的结果全部归案。
立案后四名犯罪嫌疑人迅即蒸发
2001年1月12日，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接到一封匿名举报信，称某大型国企下属的燕海石油化工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陈燕涉嫌贪污，将120多万元私分。
据了解，公司实际工作人员为4人：总经理陈燕、副经理吴艳、会计徐劢、业务员费旭辉。
犯罪嫌疑人陈燕，利用职务之便，于1998年1月伙同时任本公司副经理的吴艳、会计徐劢、业务员费旭辉三人私分公司公款100万元人民币，据为己有。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受理此案后经过初查，于2001年4月11日对陈燕等四人以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并决定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然而，在作出决定的第二天，当检察院办案人员分别到家里和单位找人时，却发现陈燕“消失”了。原来，由于之前被燕化公司纪委查处，四名犯罪嫌疑人对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介入此案十分警惕，立案前就已潜逃。
盛夏艰苦蹲守监控检察宫中暑
历时七年的追逃是一项艰苦、长期和系统的工作。
四名犯罪嫌疑人潜逃后，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高度重视，迅速组织精干力量，开展抓捕工作。于第一时间部署了两项工作：一是请示北京市检察院后与北京市公安局技侦处取得联系，先后对四人进行了网上通缉，并对持有护照的犯罪嫌疑人陈燕、吴艳办理了边控手续；二是兵分四路，对四名嫌疑人的住处实施24小时蹲守监控。
立案三个月零28天时，即2001年8月7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承办人接到北京市公安局消息：潜逃后一直关闭手机的犯罪嫌疑人费旭辉刚刚使用过手机。尽管通话时间很短，但仍能准确跟踪到与之通话的固定电话号码，并确定该号码位置在江西省国家安全厅庐山招待所某房间。
其时，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正在青岛进行全员培训学习，得知消息后，侦查处长立即带领承办人从青岛动身火速赶往江西九江。
2001年8月9日，在九江市检察院的有力配合下，克服重重阻力将犯罪嫌疑人费旭辉成功押解回京。
犯罪嫌疑人费旭辉的落网，给了局领导和承办人极大的信心，同时也坚定了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长期追逃的决心。
2003年5月7日，犯罪嫌疑人吴艳在办理出国护照换发时被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控制，移交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归案。
犯罪嫌疑人吴艳落网之时正值非典时期，许多单位的工作都受到了非典影响，嫌疑人吴艳的本意是想借这一非常时期侥幸过关，她当天头戴白帽、口罩出现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前台，要求办理出国护照换发手续，但仍然引起公安人员警觉，经过上网比对确认，被公安机关现场控制。
经过两年的逃跑生涯，只有40岁的吴艳已经是满头白发。
蹲守工作是一项极为辛苦的工作。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曾经根据案情需要，在六七月份的高温暑天在犯罪嫌疑人住处进行蹲守。因为小区建筑少且楼层矮，院内动静很容易被楼上人注意到，承办人只好守在车里不开空调，车门紧闭。闷热的车上温度高达四十多度，承办人即使出现中暑症状，也没有从蹲守一线撤下来。反贪局在每个重要节假日都布置力量在嫌疑人住处蹲守，进行严密监视，不放过任何能使嫌疑人落网的机会。从2001年立案到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期间几位主要承办人牺牲了国庆、五一、中秋等节假日，坚持赴嫌疑人住处进行严密监视，甚至于几年的除夕之夜也都是在蹲守监视中度过的。
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办案检察官讲述了他们盛夏车里“潜伏”的艰苦情景。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蹲守是在7=月，申奥成功的那天。”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刘爱军说。
那是个炎热的夏日，炙热的太阳将地上的沥青都烤化了，居民们都躲在家里吹着空调，小区里人影稀少，检察官们只能“潜伏”在汽车里盯着陈燕家的窗户和楼梯口。
为了不引人注意，他们把车熄了火，甚至车窗也不敢开。半个小时后，一名女检察官申请上厕所，“忍会吧，现在出去太扎眼，容易暴露。”刘爱军轻声劝说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喘不过气来，能开会儿窗户口马?”一名男检察官声音急促地说。“你把衣服脱了，光着膀子再坚持一会儿。”刘爱军说。
车里跟蒸笼一样。所有的人都已经大汗淋漓了。来回上下车肯定会引起他人的注意，刘爱军一次次回绝了检察官们的请求。这一等，又是几个小时。
待大家集体开车出小区去上厕所时，女检察官已经吐得没有力气上厕所了，她生生被“捂”得中暑了。
迹象表明陈燕案发后潜逃德国
在徐劢潜逃后，承办人周密部署布控工作的同时，反复不懈地做其家属的思想工作，力促其亲属与司法机关合作，劝说犯罪嫌疑人归案自首。
在外东躲西藏四年之久的徐劢，终于在法律的震慑和政策的感召之下，经过艰难的思想转变，于2005年7月1日，在家人的陪同下投案自首。思想动员工作在嫌疑人徐劢身上获得成功，这也增加了办案人员劝返陈燕的信心。
陈燕潜逃后则如人间蒸发一般全无音讯，在持续蹲守仍一无所获后，承办人前往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局查询，但并未查到陈燕的任何出境记录。得知出入境管理局仅限于记录因私出国的登记后，承办人又前往外交部，在相关部门查询了公民因公出国记录。根据外交部相关部门提供的信息，陈燕在2001年4月5日从上海出境，目的地是德国，并且此后再无入境记录。通过户籍民警的调查得知，陈燕有一个儿子，早前留学后定居于德国，种种迹象表明，陈燕在案发后一定是已潜逃至德国投奔儿子去了。
我国跟德国没有司法引渡协议，所以只有让陈燕自己回来，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2006年初，根据户籍民警提供的陈燕儿子在北京的手机号码，检察官试了一下，没想到竟然拨通了。
“喂。”电话里传来了熟悉的中文声音。
“听到对方的声音，我想有门儿。”刘君亮是第四拨承办人，他向记者回忆了跟陈燕的儿子电话沟通的经过。
第一次，陈燕的儿子非常客气，说母亲不在德国，去哪儿了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 事情可以转达。
刘君亮告诉陈燕的儿子，同案犯都已经被判缓刑，陈燕是有身份的人，老是这样躲不是个办法，无论什么时候被抓住，都要被追究责任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漏网的鱼。我希望陈燕不要有思想负担，如果回来自首是可以从轻处理的。”
陈燕的儿子非常客气地答应，如果见到陈燕一定转告。
第二次的电话是刘君亮在一天上午9点所能的。一接通，电话那边传来了吼叫声：“你知道现在是几点吗，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原来，中国上午的9点，正是德国那边的深夜。刘君亮赶忙道歉。此时，陈燕的儿子提出，总是这样拨打国际长途电话，电话费负担不起。
刘君亮立刻回答，根据规定，这些电话费将由检察院从办案经费中支付。
但陈燕的儿子态度依然强硬，要求检察院不要再打电话了。“你如果不配合，我们可以通过外交程序司法通缉你母亲。”刘君亮郑重地说。
对方口气明显软下来了，说事情可以商量。但当时时间太晚了，如果有可能，一定答复。
2006年4月，检察官们接到了陈燕户籍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得知有人前去给陈燕办理换发二代身份证事宜。
根据民警的描述，刘君亮断定，前去办理换发身份证的一定是陈燕的儿子。
于是，电话再一次打通了。“你现在在国内吧。”刘君亮开门见山地说。“你怎么知道的?”陈燕的儿子毫无准备地脱口而出。“你要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刘君亮随后说想与其见面，一来是报销电话费，二来是当面好好聊聊。
陈燕的儿子一口回绝了，但答应回去跟母亲好好商量。至此，检察院终于断定了陈燕的藏身地点。
她终于走上了回国自首的道路
此后，检察院加大了劝说的力度。检察官反复说人老了都要叶落归根，并告知同案的几个人都被判了缓刑。如果回来自首，检察院将在起诉时考虑具体的情节，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建议从轻处理。
眼看抓捕陈燕的工作陷入困境，反贪局领导与承办人一起坚定了要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的决心，同时根据案件情况将该项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劝说自首的“攻心战”上。
首先紧紧抓住陈燕国内亲属这条线做思想工作，反复上门与其丈夫关某进行沟通，动员他协助检察院反贪局劝说陈燕回国自首。根据陈燕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对其进行了贴近心理的思想教育和政策感召，努力扭转她竭力逃避处罚的想法。另一方面设法与其在德国的儿子取得联系，承办人保持了极大的恒心和耐心，不断进行电话联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为陈燕的儿子分析利害，权衡轻重，动员他劝说母亲归案自首，早日“落叶归根”，以争取度过一个内心安宁的晚年。这些思想动员逐渐被陈燕儿子所接受，他由一味抗拒转变为逐渐接受的态度。
2007年9月，陈燕通过律师，向检察机关表达了希望于近期返境自首，并希望得到宽大处理的愿望。反贪局局长王建明两次亲自同其律师会面，充分了解嫌疑人立场，表明检察机关不枉不纵的态度，阐明利害，通过其律师进行思想动员，进一步稳固嫌疑人回国自首的想法。
2007年9月13日11点30分，一架航班从德国的法兰克福抵达首都国际机场。反贪局局长王建明亲自带领第五拨承力、人刘立新在机场等候。
“我回来自首。我回来自首了。”见到检察官，陈燕一连说了多遍。“家的感觉是难以割舍的，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陈燕握着检察官的手流下了热泪。
至此，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为之付出巨大努力，历时七年的追逃工作圆满结束。
在审讯中，陈燕说起自己在德国的生活时几次失声痛哭。她说，自己投靠在德国农村的亲戚家，帮人家干点活。尽管后来拥有了长期居住权，但寄人篱下的感觉非常难受。
陈燕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原是北京某大型国有公司的一名研究员，她在专业领域的成就世界闻名，许多外国公司跟国内企业做生意时，只要有陈燕出面，再苛刻的条件外国公司都会“OK”的。公司也非常重视专家级别的陈燕，曾选派其到意大利深造2年，并随着企业的发展，又先后4次派她到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学习。
59岁前，陈燕可谓一帆风顺，成为行业内的领头人，是为数不多的享受国家级待遇的专家。然而，在退休前，曾经拒绝高薪的陈燕却出现了心理失落，与部下私分了企业的120多万元。
2001年4月，房山区检察院对她和其他三人以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而此时，近60岁的陈燕开始了她的逃亡生涯，她的名字也出现在被追捕贪官的名单中。
有爱国情结的人为何成了贪官
这大起大落间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呢?
1992年，公司研究院搞起了第三产业领导选中了陈燕，由她组建了北京燕海石油化工技术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燕海公司)，并出任公司总经理。陈燕在51岁的时候登上了她事业的巅峰。
据检察官介绍，在深造期间，国外的公司曾许诺高薪、洋房，希望陈燕能够留下来工作，但陈燕说：“国家花重金培养我，我应该回国报效国家。”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每次她都婉拒国外公司的聘请。
那么，这个有强烈爱国情结的人又是如何成为一个贪官呢?
当上燕海公司的总经理，陈燕踌躇满志。该公司为集体所有制，主要负责为上级公司各厂及研究院采购部分进口仪器、仪表、设备配件等业务，研究院只出了100万元注册资金后没有再投入，陈燕可谓白手起家。
没有资金，没有客户。公司开办初期，没有任何经验，她形容自己当时就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吃了不少苦”。但是凭借着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局面很快就打开了。
1995年，公司的业务量大增，收入也随之增长。出入各种场合，一声声“总经理”的称谓让陈燕非常满足。
业务多了，外出应酬也多了，为了方便，善于经营的陈燕让财务人员建立了小金库。一些收入被截留进了小金库。
1998年，陈燕快到退休的年龄，研究院派来了新总经理。新经理来了，小金库里所有的钱也将随之移交。可是那些钱是陈燕等人一点点挣出来的，就这样将钱拱手送给别人，陈燕有些不甘心。
于是有人提议，将120多万元分了。陈燕同意了，其中陈燕分到的最多，共计35万元。
陈燕说之所以决定分钱，除了心有不甘外，还有就是“如果多分钱，让人感觉这个公司很有实力，业绩好，也从侧面说明我很能干。当时只想着挣钱了，别的都顾不上了”。
“背着涉嫌贪污的大包袱，压力非常大。”陈燕说，“在德国的生活过得不痛快，不仅无法融入那个国家。甚至连抛头露面都不行，就像一只孤雁一样。”在审讯时，陈燕多次流着泪对检察官说。
回国时，陈燕看见检察官就像见到了亲人，而且检察官们没有当场给她戴上手铐，不仅让她感动，也觉得心理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陈燕告诉记者：“最终促使我下决心回国的，是检察官告诉我房山法院将几名同案犯都判处了缓刑，得知消息后，我的心理负担也减轻了。在检察官多次劝说下，我终于走上了回国自首的道路……”
2008年8月20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以陈燕有自首情节，已退赔所有赃款，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高检肯定零成本追逃值得推广
据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达一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达6500多亿元人民币。
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王建明说，缉拿外逃人员，司法实践中困难很大。根据国际法原则，只有签订双边引渡协议的国家，才有强制力要求对方予以引渡，否则，只能靠双方友好协商，视谈判情况而定。此外，高昂的成本也是追逃的一大障碍。仅余振东一案，中美双方谈判就长达3年，其间公务往返、查证取证成本难以计算。
因此，北京房山区检察院能以零成本，劝回外逃嫌疑人的案例意义重大。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特意对此案的做法进行批示，称“值得推广”。
据了解，目前，房山区检察院的此次办案经验已经在全国检察机关中大力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