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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共同发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开始实施。
截至9月1日，第一批基金补贴企业名单已经出炉，全国43家电子垃圾处理企业榜上有名。这意味着，将来他们每处理一台电子垃圾，就能从生产者积累的基金中获得相应的补贴。
“基金时代”的到来会给我国电子垃圾的回收处理带来什么？
基金时代的焦虑
北京华新绿源是43家获得基金补贴的企业之一，也是北京市唯一一家进入名单的企业。
在北京以及我国大部分省市，电子垃圾的处理资质分为两种：一是依据《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合法列入电子废物拆解利用处置单位名录的企业；二是国务院《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颁布后，通过新的标准获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华新绿源同时拥有这两种资质。
“华新绿源是北京发展最好的电子垃圾处理企业，也是全国电子垃圾处理行业的龙头企业。全国的很多企业在规划建设的时候都照着华新绿源来做。”北京市环保局污染防治处分管电子垃圾的副处长董险峰告诉《民生周刊》。
可就是这样一家全国示范企业，对于基金时代的到来，也忧心忡忡。华新绿源市场部经理苑杰表示，“以旧换新的时候，通过国家严格的信息流、物流监管，消费者交回的旧家电，能够全部流向有正规资质的电子垃圾处理企业。但在‘基金时代’，虽然国家要求将旧家电交给正规企业，实际还是回到了以旧换新之前的市场机制，大家为了拿货，相互抬价。”
苑杰所说的“市场机制”，可以说是目前我国电子垃圾正规处理企业最害怕的字眼。过度无序的市场机制，使得行业内的正规资质企业难以从小商贩手中抢到足够的货源。
“小作坊拆解处理成本极低，而我们的拆解处理成本则非常高，因此在收货的时候，价格拼不过那些游商。”苑杰表示，正常情况下，他们的收购价格基本上比小商贩低30%左右，这是他们可以运营的极限。
就是这30%，使得货源不足的华新绿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营惨淡，持续亏本。华新绿源是国家发改委的扶持项目，在经营前三年，国家发改委承诺填补华新绿源的所有亏空，而在以旧换新之前，华新绿源也年年靠着发改委的补贴度日。
到了以旧换新的时候，华新绿源终于摆脱了亏损，做到了企业略有盈余。
如今，以旧换新结束，连续亏本的惨痛记忆让华新绿源对于即将到来的“基金时代”心怀忧虑， “基金时代” 是否会让处理企业回到原先“抢不到”、“吃不饱”的状态？
短暂的春天
业内人士均认为，始于2009年、终于2011年底的以旧换新政策，是电子垃圾处理行业前所未有的大繁荣时刻。在环保部发布的2011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显示，这一时期全国拆解处理企业共回收废旧家电8200余万台，拆解处理7500余万台。
随着“基金时代”的到来，电子垃圾处理行业的“短暂春天”也宣告结束。以一台电视机的生产、回收处理为例，按照“办法”规定，生产者每生产销售一台电视机，需要向基金缴纳13元的回收处理费；而如果华新绿源回收处理一台电视机，可以从基金中获得85元的补贴。但光是收购一台电视，如今的均价就是100元，这就等于华新绿源没收过一台电视机，需要自付15元。
而在“以旧换新”时代，华新绿源可以免费从苏宁、国美这样的电器销售商手中获得货源，自行拆解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基金不如以旧换新”一说在正规企业中流传开来。
苑杰毫不避讳自己对于以旧换新政策的向往。“以旧换新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坐等销售商将旧货送到企业来，那时候货量非常大，处理线经常超负荷运转，整个企业实行三班倒，24小时处理电子垃圾。”
北京市环保局给华新绿源的年处理量是每年120万台，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华新绿源2011年一共处理了170万台电子垃圾，远远超出了“配额”。
在“以旧换新”政策停止之后，华新绿源的年处理量直线滑落。
“今年上半年，回到了市场机制，小商贩开始疯狂争抢货源，我们也需要与他们分食，在激烈的价格竞争中，一台电视机的回收均价涨到了100元，我们根本收不起。”苑杰这样解释上半年收货极少的原因。
董险峰向记者透露了企业的另一个忧虑：“企业今年上半年收货少，也因为上半年是政策空白期，他们担心上半年回收处理的货量不能得到基金补贴，因此尽量少收货，少处理。”
长久之计
马天杰是一家全球环保组织的资深污染防治项目负责人。他告诉《民生周刊》，基金是发达国家在处理电子垃圾方面积累的经验。“在美国部分州，消费者在购买电子产品时，需要交纳3%—5%的回收处理费，由销售商代收，最后放进基金会中。处理企业在处理电子垃圾时，基金会会给予处理企业一定补贴。这是消费者责任制。”
董险峰认为，我国实行的基金制度符合国际上呼吁的“谁生产谁负责”的原则，也是欧美发达国家验证有效的一种政策。
“基金政策是一种可持续的政策。毕竟以旧换新政策出台的很大原因是国家为了刺激消费。这种财政部门大力支持的政策，最终花的还是纳税人的钱，不是长久之计。”董险峰说。
马天杰从2006年开始关注中国的电子垃圾问题。这些年，他和他的环保组织一直在倡导电子垃圾“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即生产者负责回收自己的产品，或是生产者为电子垃圾的回收处理买一部分单。
“我们更关注大品牌的作为。惠普在美国面向个人客户和商业客户回收废弃电子产品，他们委托快递公司上门回收废弃电子垃圾，然后在企业内部集中处理。但是惠普在中国只针对商业客户做回收处理，并没有针对个人客户的回收处理服务。”
毫无疑问，基金时代是中国政府强制对电子产品生产者实行“生产者延伸责任制”的一种方式。虽然在处理企业中，基金时代不如以旧换新受欢迎，甚至有人质疑政策是否倒退，但是在调研人员、专家学者乃至政府工作人员那里，基金时代的呼声更高，因为“这让市场解决了市场自己造成的问题”。
处理率成谜
《民生周刊》记者多次试图探寻北京市或者全国的电子垃圾正规处理率，但始终无果。“这个数字谁都说不清楚。”董险峰告诉记者，我国的电子垃圾产生量是根据当年的电子产品销售量推算的，然而推算方法本身未必科学。
2010年联合国环境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一年产生230万吨电子垃圾。根据这一数字保守估计，2009至2011年三年间，我国共产生690万吨电子垃圾。
根据我国环保部数据，2009年至2011年三年间的电子垃圾正规处理量达到7500余万台，根据30台一吨的业内算法，共折合250万吨。
以此计算，“以旧换新”三年，我国的电子垃圾正规处理率在36%左右，刚刚超过三分之一。这是我国电子垃圾行业政策春风下取得的成就。如今“春风”已过，“基金时代”来临，我国电子垃圾处理事业，依然任重而道远。
截至9月1日，第一批基金补贴企业名单已经出炉，全国43家电子垃圾处理企业榜上有名。这意味着，将来他们每处理一台电子垃圾，就能从生产者积累的基金中获得相应的补贴。
“基金时代”的到来会给我国电子垃圾的回收处理带来什么？
基金时代的焦虑
北京华新绿源是43家获得基金补贴的企业之一，也是北京市唯一一家进入名单的企业。
在北京以及我国大部分省市，电子垃圾的处理资质分为两种：一是依据《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合法列入电子废物拆解利用处置单位名录的企业；二是国务院《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颁布后，通过新的标准获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华新绿源同时拥有这两种资质。
“华新绿源是北京发展最好的电子垃圾处理企业，也是全国电子垃圾处理行业的龙头企业。全国的很多企业在规划建设的时候都照着华新绿源来做。”北京市环保局污染防治处分管电子垃圾的副处长董险峰告诉《民生周刊》。
可就是这样一家全国示范企业，对于基金时代的到来，也忧心忡忡。华新绿源市场部经理苑杰表示，“以旧换新的时候，通过国家严格的信息流、物流监管，消费者交回的旧家电，能够全部流向有正规资质的电子垃圾处理企业。但在‘基金时代’，虽然国家要求将旧家电交给正规企业，实际还是回到了以旧换新之前的市场机制，大家为了拿货，相互抬价。”
苑杰所说的“市场机制”，可以说是目前我国电子垃圾正规处理企业最害怕的字眼。过度无序的市场机制，使得行业内的正规资质企业难以从小商贩手中抢到足够的货源。
“小作坊拆解处理成本极低，而我们的拆解处理成本则非常高，因此在收货的时候，价格拼不过那些游商。”苑杰表示，正常情况下，他们的收购价格基本上比小商贩低30%左右，这是他们可以运营的极限。
就是这30%，使得货源不足的华新绿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营惨淡，持续亏本。华新绿源是国家发改委的扶持项目，在经营前三年，国家发改委承诺填补华新绿源的所有亏空，而在以旧换新之前，华新绿源也年年靠着发改委的补贴度日。
到了以旧换新的时候，华新绿源终于摆脱了亏损，做到了企业略有盈余。
如今，以旧换新结束，连续亏本的惨痛记忆让华新绿源对于即将到来的“基金时代”心怀忧虑， “基金时代” 是否会让处理企业回到原先“抢不到”、“吃不饱”的状态？
短暂的春天
业内人士均认为，始于2009年、终于2011年底的以旧换新政策，是电子垃圾处理行业前所未有的大繁荣时刻。在环保部发布的2011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显示，这一时期全国拆解处理企业共回收废旧家电8200余万台，拆解处理7500余万台。
随着“基金时代”的到来，电子垃圾处理行业的“短暂春天”也宣告结束。以一台电视机的生产、回收处理为例，按照“办法”规定，生产者每生产销售一台电视机，需要向基金缴纳13元的回收处理费；而如果华新绿源回收处理一台电视机，可以从基金中获得85元的补贴。但光是收购一台电视，如今的均价就是100元，这就等于华新绿源没收过一台电视机，需要自付15元。
而在“以旧换新”时代，华新绿源可以免费从苏宁、国美这样的电器销售商手中获得货源，自行拆解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基金不如以旧换新”一说在正规企业中流传开来。
苑杰毫不避讳自己对于以旧换新政策的向往。“以旧换新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坐等销售商将旧货送到企业来，那时候货量非常大，处理线经常超负荷运转，整个企业实行三班倒，24小时处理电子垃圾。”
北京市环保局给华新绿源的年处理量是每年120万台，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华新绿源2011年一共处理了170万台电子垃圾，远远超出了“配额”。
在“以旧换新”政策停止之后，华新绿源的年处理量直线滑落。
“今年上半年，回到了市场机制，小商贩开始疯狂争抢货源，我们也需要与他们分食，在激烈的价格竞争中，一台电视机的回收均价涨到了100元，我们根本收不起。”苑杰这样解释上半年收货极少的原因。
董险峰向记者透露了企业的另一个忧虑：“企业今年上半年收货少，也因为上半年是政策空白期，他们担心上半年回收处理的货量不能得到基金补贴，因此尽量少收货，少处理。”
长久之计
马天杰是一家全球环保组织的资深污染防治项目负责人。他告诉《民生周刊》，基金是发达国家在处理电子垃圾方面积累的经验。“在美国部分州，消费者在购买电子产品时，需要交纳3%—5%的回收处理费，由销售商代收，最后放进基金会中。处理企业在处理电子垃圾时，基金会会给予处理企业一定补贴。这是消费者责任制。”
董险峰认为，我国实行的基金制度符合国际上呼吁的“谁生产谁负责”的原则，也是欧美发达国家验证有效的一种政策。
“基金政策是一种可持续的政策。毕竟以旧换新政策出台的很大原因是国家为了刺激消费。这种财政部门大力支持的政策，最终花的还是纳税人的钱，不是长久之计。”董险峰说。
马天杰从2006年开始关注中国的电子垃圾问题。这些年，他和他的环保组织一直在倡导电子垃圾“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即生产者负责回收自己的产品，或是生产者为电子垃圾的回收处理买一部分单。
“我们更关注大品牌的作为。惠普在美国面向个人客户和商业客户回收废弃电子产品，他们委托快递公司上门回收废弃电子垃圾，然后在企业内部集中处理。但是惠普在中国只针对商业客户做回收处理，并没有针对个人客户的回收处理服务。”
毫无疑问，基金时代是中国政府强制对电子产品生产者实行“生产者延伸责任制”的一种方式。虽然在处理企业中，基金时代不如以旧换新受欢迎，甚至有人质疑政策是否倒退，但是在调研人员、专家学者乃至政府工作人员那里，基金时代的呼声更高，因为“这让市场解决了市场自己造成的问题”。
处理率成谜
《民生周刊》记者多次试图探寻北京市或者全国的电子垃圾正规处理率，但始终无果。“这个数字谁都说不清楚。”董险峰告诉记者，我国的电子垃圾产生量是根据当年的电子产品销售量推算的，然而推算方法本身未必科学。
2010年联合国环境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一年产生230万吨电子垃圾。根据这一数字保守估计，2009至2011年三年间，我国共产生690万吨电子垃圾。
根据我国环保部数据，2009年至2011年三年间的电子垃圾正规处理量达到7500余万台，根据30台一吨的业内算法，共折合250万吨。
以此计算，“以旧换新”三年，我国的电子垃圾正规处理率在36%左右，刚刚超过三分之一。这是我国电子垃圾行业政策春风下取得的成就。如今“春风”已过，“基金时代”来临，我国电子垃圾处理事业，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