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中国的情况将很快发生变化，从对经济学家的争议变成经济学争议，从中国问题的争议变成普遍性问题的争议。
　　
　　两年前社会学家丁学良教授的发难：中国有几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他的答案是不超过5个。从思想“立言”的角度看，他说得显然有道理。没有独创的思想，何来学术的争议?!
　　没有独创思想的经济学家，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但是现有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发展也居功至伟。他们干的事情，可以称为全民的经济学教育，也就是给普罗大众上课。教学搞得好的经济学家，就是把西方的理论拿来研究中周的案例，使得人们忘了这是“西方经济学”。如果有一天搞民主研究的学者。也能让人摘掉民主头上“西方”的帽子，那他就可以和经济学家一样成功了。目前大学里仍然把经济学教学分为“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好像马克思是从东方来的一样——可见普及教育还任重道远。
　　从媒体的角度看过去，经济学家在大众层面的争议是近年来才开始的。在此之前的一二十年，经济学家对上是策士，对下是导师，地位非常尊贵。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作家的地位慢慢地被经济学家取代，他们成为年轻人心中的偶像。但是他们也跟作家一样，自己还得一边干一边成长。
　　
　　陈志武教授曾经介绍说，两百年前经济学发轫于英国，首功就该记在媒体上。现在已经成为大师的人物，成为经典的书籍。比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与赋税原理》都是在媒体争论的基础上完成的。穆勒则干脆是由财经记者转变过来的，成为“第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
　　其实，中国的经济学家的“发迹”又何尝不是如此。二十年前的报纸，也有经济版面，但是大多是商场促销信息。《经济日报》、《中华工商时报》相对专业，但是曲高和寡，自然没有人所共知的争议。其实那时候张维迎已经写出《国有企业的五种不可能》，但在媒体报道中，国企改制跟经济学家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是国家政策变化。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就是去说服决策者。
　　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现实，造成理论短缺，逻辑饥渴，媒体只好频频请出经济学家发言。所有的问题都是真问题，有的如同切肤之痛，有的如同火烧眉毛，比如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国企改革，股市改革等等，但是媒体呈现出的多数回答都是伪答案，甚至是为了争议而争议的答案。有的经济学家既然没有独创的思想，就应该借助媒体继续当好“二传手”，却又表现出不屑的态度，没有一个基本的论证，就抛出半拉子结论，经媒体一放大，就成了“标题党”。
　　经济学家没有耐心来解释，任由经济学爱好者争论，使一些本来有价值的问题，仅成了一个吵架的噱头。在一些重要的现实问题上，经济学家讲的道理还不如一些房地产商人如任志强来得多。
　　从媒体表现看，大多数有关经济学家的争议都不是经济学争议，而是社会新闻性质的争议。比如，经济学家该不该为穷人说话，经济学家该不该当独立董事，张维迎有没有搞学术霸权，张五常是不是美国通缉犯，等等。
　　有些看起来是很学术的争论，也会很快演变成社会新闻。比如厉以宁说股改成功了，吴敬琏说股市比赌场还黑，争来争去，最后厉以宁被怀疑有利益瓜葛，吴敬琏则因为“秉持社会良知”而获得赞誉。
　　不是说社会良知不需要，而是它本应该是一个学者最基本的东西，却成为一场学术论战的收获，不能不让人觉得怪异。这就好比我们去看一场拳击比赛，两个人在台上打了一阵，我们发现其中一个人是假的，另一个人因为其“真身”不战而胜。
　　经济学家遭到的质疑，首先是人品而非学术，或者是既无人品也无学术，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从经济学家自身来看，一些人学问不深，沽名钓誉；从公众心理来说，腐败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培养了有罪推定的思维定式而大众媒体方面，虽然有专业财经媒体诞生并成长，但是互联网又把短暂的少年期拉回到婴儿期，也就是黄色小报阶段，客观公正为次，耸人听闻为主。这些原因，决定了争议的层次，争议的收获。
　　如果只能这样，那么我也认为这些争议是必要的，哪怕通过争议让人明白学者要有学术良知这种幼儿园的道理也好。再说，每一次的争论，都多多少少地让人们明白一些经济学常识。这些看起来没有学术价值的常识，其实是最厉害的东西，是一切学术和民生的基础。
　　西方媒体在完成经济学基础理论普及之后，很快又回到报道财经资讯和技术分析的状态。如果发生“安然丑闻”，首先会在时事新闻版面刊发。经济学家大多在象牙塔或者政府、公司做更深的理论研究或数据分析，而财经记者也学会了把高深的理论和复杂的数据写得像社会新闻一样好看。而不是由社会新闻记者直接把它的内容转换为社会新闻。
　　中国的情况也很快会发生变化，从对经济学家的争议变成经济学争议，从中国问题的争议变成普遍性问题的争议，也许一不小心还争议出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