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坤的《八月狂想曲》:体育与文学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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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徐坤既是作家又是铁杆足球迷的身份,使她能更好地将体育与文学相结合,以体育文学的方式诠释自己对两者的热爱。《八月狂想曲》是一部徐坤首次挑战以奥运为主题的重要作品。本文便以文本细读的方法,深入分析《八月狂想曲》,探讨这部作品中体育与文学的结合。
   关键词:徐坤 八月狂想曲 宏大主题 体育文学 场景变形
   “徐坤一直就是一个铁杆的足球迷,为中国足球兴奋沮丧过不知多少回合,然而并不死心。”[1]《狗日的足球》中柳莺出于女性对弱者的怜悯而爱上球星马拉多纳,进而爱上了足球。小说中徐坤对踢足球的一些技法信手捏来,如“柳莺眼睁睁地瞅着他在一吭哧一吭哧不断被绊倒之际,愣是用一种著名的马拉多纳式的摔倒和跃起,在两次绊倒之间的零点五秒的間隙里,伸出他那长了眼睛的脚趾头将皮球准确无误传到‘风之子’卡尼吉亚金黄色的头顶,让一枚小球整个儿地洞穿了巴西的心脏。”[2]作者通过对马拉多纳踢球细节的描摹,将这位足球名将的高超球技展示出来。文中对踢足球技巧及足球比赛场景做了细致入微的刻画,足可证明徐坤是个名副其实的球迷。在《八月狂想曲》这部小说中,作者首次挑战了以奥运为主题的创作,她在自序中说,这是一部奉命之作。虽然作为一名“老球迷”,徐坤具有较为深厚的体育文化根底,然而创作长篇小说需有扎实的生活阅历和过人的勇气。当然创作这部小说的难度不仅于此,还在于如何把握宏大的奥运主题与文学性的追求。对于从未进行过长篇体育小说创作的徐坤来说,要以前所未有的“北京奥运”为题材创作一部恢弘巨著,显然是个极大的挑战。但这并未吓倒她,反而促使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场景的变形与陌生化、故事情节的复杂化等技巧,将“奥运”的宏大主题与日常生活叙述相结合,实现了体育精神的文学升华与凝练,成功谱写了一支中国体育文学史上史无前例的“八月狂想曲”。
   一.场景的变形与陌生化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自1894年诞生以来一直是世界上魅力最大的体育盛会,从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开始,它就已经上升到国家意志层面,奥运申办城市必须经过所在国家的许可。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作为第29届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地,北京自然是青春中国的旗手。然而在《八月狂想曲》中却没有以世人熟悉的北京作为场景,而是巧妙地将场景变形为陌生的奥运协办城市“凇州”。“实际上,要写作一部奥运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并不难,要以虚构的视角去构思一部文学性的奥运题材那才是难上加难。”[3]“凇州”其实就是北京的虚构版。小说中介绍“凇州”地理方位为北纬40°——与北京北纬39.4°—41.6°的地理方位相似;提出的“新凇州,新奥运”的口号与“新北京,新奥运”契合;“凇州新奥体中心”场馆建设采用了业主合作招标就是国际最流行的PPP模式(公私伙伴关系)也与北京奥运村建设模式保持了一致。
   小说场景的变形带来了无限的创作可能。奥运场馆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小说中奥运场馆的陌生化,使读者在对比中感受到奥运施工的难度。“东湟河体育场”是一座20世纪80年代修建的体育场,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它并没有办法满足奥运赛事的要求,随着旧场馆升级改造工程无法按要求完成,读者更能直观体会建设新场馆的艰难。凇州对读者来说是一座陌生的城市,随着小说情节的不断展开,读者了解到了复杂的人物关系、城市的大体发展脉络,意识到奥运场馆对于凇州来说意味着铸就凇州城市新的灵魂,更能从“东方地平线”中体会到建筑的独特魅力。因一座建筑,人们对建筑设计师肃然起敬;因一座建筑,人们对奥运的认识由浅入深;更因一座建筑,人们看到了青春中国的社会百态及运动员的苦辣酸甜。
   小说场景的陌生化带来了作者和读者的新奇体验。凇州作为一个虚构的空间,既有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豪迈,也有历经千年而未被开发的苍凉。随着改革开放凇州城市发展迅速,但是由于地处偏远,改革的红利难以惠及千家万户。然而正是这座荒芜的城市,却在匡乃兴等一批年轻有为官员的努力下成功争取到了台湾商人的投资,并被北京奥组委列为“全国六个奥运协办城市”,进而一跃成为东北工业走廊的龙头,完全颠覆了读者对偏远小城的认知,激发读者阅读兴趣的同时也增加了创作的难度与厚度。从一开始的招商引资,到奥运场馆建设时凇州打响的“三大战役”,再到市委换届“三大战役”被叫停及“东方地平线”去盖风波,最后到黎曙光婚外情和“东方地平线”顺利竣工,读者的新奇体验随着阅读的深入高潮迭起。
   二.故事情节复杂多样
   “小说一般篇幅较长,容量较大,可以更广泛全面地描绘多方面的社会生活,反应多种多样的矛盾冲突,并在生活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刻画人物性格。”[4]小说是一门反映生活的艺术,只有脚踏实地去向生活要素材,才能让作家免于因缺少素材而使作品成为空中楼阁。奥运是全民的盛典,更是青春中国的狂欢,但是奥运也无法脱离生活气息。当然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必然有湍急的险滩,暗礁密布的岛屿,以及温馨的港湾。有人的地方总免不了有矛盾纠纷。新州省建筑设计院是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却也免不了犯体制中的通病。体制中的好处是大家都是国家职工,有着稳定的收入,弊端则是没本事的人在熬资历,有本事的人却苦于无处施展才华。
   知识分子精致的利己主义在副院长洪肖奇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为了让自己设计的“大地凝眸”成功竞选,他打压同事,疏通关系;竞选失败后,他想方设法迫害“东方地平线”中方总设计师黎曙光,先写匿名信,后又抓住黎曙光没有按时交党费的问题大做文章。政府官员之间也不是一团和气,市体育局长康大光仗着自己有后台,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欺生,倨傲,根本不把匡副市长放在眼里”;蒯广富因匡乃兴断了他的晋升之路,频繁给匡乃兴制造麻烦,先是在拆迁问题上公然指使崔大柱一家对抗法律,后来自己因贪腐和生活作风问题被抓,却不思反省,作伪证迫害不替自己说话的匡乃兴。
   然而作者的目光并不只是停留在知识分子及政府官员的身上,还转向了普通工人,书写底层民众生活中的悲欢离合。例如文中通过对孙二东及崔英姿夫妻感情变化的描写,真实再现了一幅“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普通百姓生活图。崔英姿的丈夫孙二东原本是煤矿职工,有着稳定的收入,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自从因矿伤腿瘸之后,便对生活失去信心,三天两头跟崔英姿吵架。崔英姿也嫌弃残废的丈夫,竟公然在公众场合与他人偷欢。夫妻感情出现严重裂痕,婚姻名存实亡。然而,随着政府对弱势群体的照顾,崔英姿的丈夫成为市旅游局管理下的正式职工,有了稳定的收入后,夫妻二人竟不计前嫌,重归和睦。在这里,作者并未将重点放在对人物的道德审视,而是将他们的婚姻幸福与国家政策相关联,体现出徐坤高远的政治视野,以及她对底层民众的人文关怀。    小说中运用复杂多样的矛盾冲突刻画了真心实意为百姓谋福祉的匡乃兴、才华横溢敢攀世界建筑高峰但书生气十足的黎曙光、艰苦训练勇夺奥运冠军但因贪恋安逸而成为问题青年的崔国旦、热情友善充满对付国际奥委会官员智慧的特普洛斯老头等形象鲜明的人物。同时小说还构造了纷繁的故事情节,以及解决起来困难重重的奥运场馆设计建造问题,还有稍有处置不当就会激化社会矛盾的球迷闹事、异地拆迁等社会敏感问题,这些无疑都增强了小说的文学性。
   三.宏大主题与日常生活叙事、个人书写相结合
   “我们看到,这部长篇里主要人物都是年轻人,是他们在策划和设计奥运设施,而今日中国的各个领域,自改革开放以来,也正逐渐大规模地转向由年轻人承担重任、策划未来的图景。”[5]青年人是国家宝贵的财富,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建设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建筑设计师不断跟西方交流学习,他们在看到中国与西方建筑设计方面差距的同时,也滋生了自卑心理。例如文中的黎曙光,内心崇尚西方石制建筑历经历史的洗涤而不朽,有一段时间认为中国古代土木结构建筑设计方式已经跟不上当今时代潮流,但是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他发现了土木结构的建筑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改变了一味的崇尚西方建筑美学。正如黎曙光所说的那样,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强盛,我们有了很好的机会去国外学习,出国见的世面多了,也就消除了文化自卑的心理。“东方地平线”是中西方交流融合的结晶,它不再完全依据西方的建筑设计方案,而是凝结了东方的艺术思维。但正如小说中所说,“文学杀死建筑”。随着书籍的不断普及,建筑已经不再是宣传文化的主阵地,建筑能给人带来的惊喜已经越来越少。所有的体育场都是围绕着椭圆形的400米跑道而设计,设计者们能做的只有在椭圆形的场馆中不断创新。小说中将建筑视为“凝固的艺术”,作者也在不断阐述中国建筑设计者的责任与担当。徐坤在自序中说奥运建筑设计和施工团队都由清一色的年轻人担任,“他们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专业技术上过得硬,有吃苦耐劳精神,有跟世界平等交流对话的良好心态和技术资本。”[6]受过良好教育的他们有“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情,更有为“让世界爱上中国造”的壮志。奥运场馆及配套设施的建设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不仅要考虑赛前及时将奥运场馆交付,赛中参赛运动员出行安全的保障、现场观众及球迷的管理与疏散,还要考虑奥运场馆在赛后的运营和维护,更涉及到体育运动中人文关怀的渗透,以及体育精神的凝聚等问题。例如,小说中所描写的一个细节,雅典奥运会期间,一场比赛结束后,某国大使在雨中苦等一个多小时却没有等到接他的车辆。
   建筑终究是要为人服务的,“东湟河体育场”承载了凇州球迷太多的回忆,凇州的足球事业能在全国打出名气更离不开球迷的默默支持。国足在东湟河体育场赢得了世界杯的出线权,百万凇州球迷彻夜狂欢,并在东湟河体育场旁边修建了国足出线纪念碑。凇州球迷协会会长“普拉尼”为了协会的发展鞠躬尽瘁,“(他)把有限的生命和家产都投入到无限的为足球服务的事业当中去”[7]。但是当东湟河体育场异地拆迁重建时,普拉尼带头和球迷闹事,阻止政府対体育场的拆迁,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大报小报的记者闻风而动,都想在这次事件中做第一手的报道,球迷闹事捅的越来越大,凇州市民竟为此在年关将近的时刻不去置办年货也来围观看起热闹来。最终在匡乃兴的耐心解释和保证下,球迷和记者们坐上公交车去了城南的棚户区。众人被棚户区破败的景象所震惊——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像蚂蚁一样挤在破败的居所,下水井盖周围满是结了冰的污秽,屋外遍布胡拉乱扯的电线,简易搭建的公用厕所更是不堪入目。徐坤将人们最不愿面对的棚户区置于读者面前,揭开了繁华都市背后狰狞的伤疤。由此,作者巧妙地将奥运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联起来。
   申奥成功是全国人民的骄傲,小说中红旗小区是建设奥运精神文明的示范小区,居民们自觉组织起来学习英语,并且教育大家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展开怀抱来邀请其他国家的客人了解凇州、了解中国。奥运场馆的建造给平民百姓带来的福利立即凸显出来。
   四.体育精神的文学升华与凝练
   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更高、更快、更强”。这句格言也是体育事业的箴言,只有奥运健儿在竞技场上不断超越自我,才有可能夺取最后的胜利。孔子有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奥运健儿不仅在竞技场上挥洒辛勤的汗水,还有胜利和失败的泪水,而文学既能书写胜利者的喜悦,也能记录失败者的痛苦,真实的还原体育健将的喜怒哀乐,展现体育场上的人生百态。高尔基说:“文学是巨大而又重要的事业,它是建立在真實上面的,而且在与它有关的一切方面,要的就是真实!”[8]体育也是巨大而又重要的事业,体育锻炼关乎身体的健康。发达国家往往是体育强国,欧洲顶级的足球俱乐部和美国的NBA是足球和篮球的圣殿,与之带来的文化衍生品更是西方进行文化传播的桥梁,体育与文学密不可分。《八月狂想曲》中塑造了一位形象鲜明的奥运冠军崔国旦。他生活在不幸的家庭。父亲崔大柱是个球迷,没有固定收入还经常不回家;母亲耿彩凤因忍受不了崔大柱的浪荡,加之儿子早已在体校生活好多年,失去了情感寄托。两人的婚姻最终以离婚收场。缺乏父母关爱的他,幼年时只能和奶奶相依为命,后来又被父亲送到体校去接受艰苦的训练。在汪教练严格训练和师母精心的照料下,他脱颖而出成为国家队队员,为国征战雅典奥运会并夺得了长跑项目的冠军,鲜花和掌声接踵而来。奶奶、父母和教练都为崔国旦的成功而喝彩,商业公司都想着利用他奥运冠军的名片来包装自己。成名之后的苦恼也紧随而来,他被成名之后轻松来钱的生活方式深深吸引,不断逃避艰苦的体能训练,最终被国家队开除。崔国旦自此失去了奥运冠军的名人效应,曾经为他敞开的一扇扇大门随之关闭。值得庆幸的是,痛定思痛的崔国旦,最终在父亲的苦苦哀求和匡乃兴等官员的帮助之下,回到了训练的起点。但是归来已不是少年,从吃苦到享乐易,从享乐到吃苦难。回炉重造,不仅仅是体能上的恢复,更是精神上的自我涅槃,艰苦的训练更需要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去支撑。    “应当指出文学创造要求的‘真实’是艺术真实。艺术真实既非生活真实亦非科学真实,而是主体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世界中去,经过艺术创造,与‘善’‘美’共生并存的审美化的真实。”[9]小说中简略的介绍了崔国旦夺冠的经历,以及崔国旦在电视采访节目中说到动情处对着镜头展示被长期训练得已经外翻变形的双脚大拇指。众人只看到了他辛苦付出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在他背后默默付出的团队。体育竞技从来就不是个人的胜利,而是团队的胜利。参赛者专业、科学的训练方式虽是夺胜的基础,但还要考虑战略战术的协调配合。参赛者只考虑在竞技场上拼出“更高、更快、更强”,但是衣食住行的保障、赛场危机的处理、运动员之间的协调配合等繁重工作都必须要经过带队教练和参赛团队的统筹规划才能做到有条不紊。如果长跑赛场上没有其他两位同伴的默默奉献,很难说崔国旦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作为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的体现方式,艺术真实总是与发掘和表现社会生活的本质与规律联系在一起。”[10]青春中国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说运动员出名之后的管理问题。小说中,崔国旦不惜利用宝贵的训练时间去拍商业广告,队里最终迫于无奈才将崔国旦从国家队开除。“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汪教练训练出的“汪家军”在体育竞技中屡建奇功,他的训练方法虽然不算是最科学的,却是最有效的,但是随着体委“不让体罚学员”这条指示的出台。体育教练鞭打体罚学员成为法西斯主义的象征,一时令汪教练无法适从;文中也有人对凇州修建新奥体中心的主体育场“东方地平线”提出非議,认为这是劳民伤财,修建这座21世纪的庞大建筑所花费的钱,能造多少所希望小学,能使多少贫困地区的人民过上好日子。然而正如作者所批判的,我们不能拿所谓的看似关心民间疾苦来掩盖自己的短视和无知。“家是千万国,国是千万家”,只有国家强盛,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在北京奥运开幕前,《八月狂想曲》是中国唯一一部奥运题材的长篇小说。它介绍了青春中国不断崛起的激情,以及克服复杂社会矛盾冲突的魄力。改革肯定要触及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唯有变革不息,才能迎来更加公正的未来。小说中大量运用诙谐的语言,拉近了官民之间的距离;深入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提升了思想的深度;揭露尖锐的现实矛盾,体现了文学的社会价值;利用戏剧化的描写手法,使小说富有生活气息。小说中也透露出浓浓的家国情怀,通过对比描写匡乃兴、黎曙光、崔英姿、崔大柱不同的婚姻状况,间接提醒读者要珍惜眼前人。当然,这部小说也有不足之处。作为一部以奥运为主题的体育小说,却容纳了过多的官场权利角逐以及男女情爱纠葛,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减了其在体育文学层面上的解读空间。
   参考文献
   [1][3]陈晓明.给青春中国以激情——评徐坤的奥运小说《八月狂想曲》[J].文艺争鸣,2008(06):6-8.
   [2]徐坤.厨房[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
   [4][9][10]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五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5]胡平.中国作家的“鸟巢”工程——读徐坤的奥运小说《八月狂想曲》[J].文艺争鸣,2008(06):8-9.
   [6][7]徐坤.八月狂想曲[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
   [8][苏]高尔基:给安·叶·拖勃罗伏尔斯基,文学书简·上卷[M].曹葆华、渠建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基金项目:兰州理工大学2017年度校科研发展基金社科项目《中国当代体育文学演变过程及创作模式》
   (作者介绍:苗超,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文学学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贾登娉,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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