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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转持”，其实是在肯定国有资产市场化的方向的同时，选择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路线
去年以来，关于“国有股减持”及其方式的争论，在中国资本市场内外形成了巨大持久的冲击。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仍未得出结论，虽然市场的相对平静得以保持，但“减持”的主要初衷，亦即充实社保基金及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亦同样被悬置起来。
鉴于此，我们以为可以转换思路，放弃原来的“国有股减持”，改为“国有股转持”，将预定的改革继续推进下去。具体而言，就是不要急于将部分国有股份变现，然后补充到社会保障基金中；而是在所有的国有资产中切出一块，划入负责老职工的各种社保基金的账户，实现保值增值，在条件具备时再进入市场。
所谓“转持”，其实是在肯定国有资产市场化的方向的同时，选择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路线，更加有利于实现充实社保基金和国有资产增值的双赢，最终也将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由于长期实行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中国一直存有对国企老职工福利保障的欠账。1997年建立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障体制以来，新体制的运行因为入不敷出而步履维艰。目前个人账户累计亏空早已超过1000亿元。国家为充实社保资金想了很多办法，专家学者更提出大量建议，目前看来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出售部分国有资产归还这部分欠账（参见《财经》2002年1月20日号吴敬琏文章《国有股减持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关键就在于如何出售，如何定价；而且，如何使这种还账过程，与改革的其他任务同步完成——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国企的治理结构问题以及资本市场的全流通问题。对于这些改革长期以来积累的问题，对于如此宏大多重的改革课题，期待在一个早上全面改革成功是不可能的。“转持”，正是一个波幅震荡中的稳步前进过程。
“国有股转持”方案在资产划拨之后的关键步骤是给股票赋值，亦即通过一系列和一定时间的运作，使其得以恢复或接近票面价格所标志的价值水平。目前的股票价值，多数被高估，很少能反映真正的资产价值。“国有股转持”后，需要一个相对长的赋值过程。对于赋值，我们曾经有一个经典的例子。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无声无息地经历了一场赋值过程。1994年以前，人民币曾分A、B版（即人民币与外汇券）。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币的票面价值就被高估于其真实价值之上。但随着外汇改革的成功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已经不再存在“高估”之嫌，事实上等于实现了赋值。
如何实现赋值呢？首先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划拨：把原有的与新发的国有股，从各个国有上市公司（不论新老）企业的资产中切一块，分配给社保基金持有，由基金向社会招募合格的基金管理者，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清产核资。把好的资产留下来，把有问题的，通过分拆、拍卖实现止损、套现。当然，真正的运行，需要一系列慎重的步骤和方案配合。
证券管理部门应当明确，这部分转持的股份不能立即上市流通，起码要有一段时间的滞留期。滞留期后凡赋值的国有股，经证券管理部门确认后，可以考虑转让或配售给原流通股的老股东。现行的公司章程都有规定，任何公司的股东之间向外转让，首先应征得原股东的同意，原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至于在什么价格基础上转让或配售，社保基金有一批合格的职业经理队伍和专业管理人员，他们更明白市场的承受力和自己掌管的资产的保值、增值和流通性。给定这个统一、透明、可预见的市场规则，市场中的各个参与者能够更好地对自己的资产有合理的预期，并据此调节自己的交易行为。市场中合理的讨价还价，会带来各方双赢或多赢的方案。由于不搞大张旗鼓和一刀切，今后的“国有股转持”不会像“国有股减持”那样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是属于纯粹市场运作中的技术问题。
“国有股转持”之所以能给股票赋值，更关键的原因在于它为国企机制转变和提高效率开辟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当社保基金持有相当的国企股份，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就得以解决。社保基金不会像现在的企业主管部门那样更多地从非市场的因素出发去挑选企业管理经营者的资格和品质，平衡干部间的级别和经历。现代资本市场里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分摊风险，甚至不是融通资金，而是进行资本之间的优化重组，并且由资本所有者筛选有创新能力的优秀企业家。市场的筛选任人唯贤，有能力的职业经理就会被委派和提拔。这个规则一旦确立，由社会招募的企业职业经理上岗之后，一方面他们更了解市场的需求和变化，另一方面，争取高回报的动力和被别人取代的压力会从正反两个方面迫使他们不断改善经营和管理，提高企业效益，从而使企业的分红利润会得以实现。这正是社保基金所需要的、能带来持续收入流的优良资产。更为乐观的看法是，目前中国股市上那种只重资本收益不重企业分红收益的炒作风潮有望消退。企业分红收益所引致的股票赋值的设想将会逐步落实。
从长远的角度看，在这些机制得以引入并不断得到强化以后，靠企业业绩保障和支撑的中国股市在总体上就会走向健康发展；从近期的角度看，在“国有股转持”的运作过程中，老百姓手中的股票一旦赋值，国有资产的市场化就会比较平稳，不会给资本市场带来大的动荡，社会的安定和稳定就有了保证。
去年以来，关于“国有股减持”及其方式的争论，在中国资本市场内外形成了巨大持久的冲击。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仍未得出结论，虽然市场的相对平静得以保持，但“减持”的主要初衷，亦即充实社保基金及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亦同样被悬置起来。
鉴于此，我们以为可以转换思路，放弃原来的“国有股减持”，改为“国有股转持”，将预定的改革继续推进下去。具体而言，就是不要急于将部分国有股份变现，然后补充到社会保障基金中；而是在所有的国有资产中切出一块，划入负责老职工的各种社保基金的账户，实现保值增值，在条件具备时再进入市场。
所谓“转持”，其实是在肯定国有资产市场化的方向的同时，选择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路线，更加有利于实现充实社保基金和国有资产增值的双赢，最终也将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由于长期实行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中国一直存有对国企老职工福利保障的欠账。1997年建立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障体制以来，新体制的运行因为入不敷出而步履维艰。目前个人账户累计亏空早已超过1000亿元。国家为充实社保资金想了很多办法，专家学者更提出大量建议，目前看来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出售部分国有资产归还这部分欠账（参见《财经》2002年1月20日号吴敬琏文章《国有股减持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关键就在于如何出售，如何定价；而且，如何使这种还账过程，与改革的其他任务同步完成——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国企的治理结构问题以及资本市场的全流通问题。对于这些改革长期以来积累的问题，对于如此宏大多重的改革课题，期待在一个早上全面改革成功是不可能的。“转持”，正是一个波幅震荡中的稳步前进过程。
“国有股转持”方案在资产划拨之后的关键步骤是给股票赋值，亦即通过一系列和一定时间的运作，使其得以恢复或接近票面价格所标志的价值水平。目前的股票价值，多数被高估，很少能反映真正的资产价值。“国有股转持”后，需要一个相对长的赋值过程。对于赋值，我们曾经有一个经典的例子。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无声无息地经历了一场赋值过程。1994年以前，人民币曾分A、B版（即人民币与外汇券）。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币的票面价值就被高估于其真实价值之上。但随着外汇改革的成功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已经不再存在“高估”之嫌，事实上等于实现了赋值。
如何实现赋值呢？首先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划拨：把原有的与新发的国有股，从各个国有上市公司（不论新老）企业的资产中切一块，分配给社保基金持有，由基金向社会招募合格的基金管理者，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清产核资。把好的资产留下来，把有问题的，通过分拆、拍卖实现止损、套现。当然，真正的运行，需要一系列慎重的步骤和方案配合。
证券管理部门应当明确，这部分转持的股份不能立即上市流通，起码要有一段时间的滞留期。滞留期后凡赋值的国有股，经证券管理部门确认后，可以考虑转让或配售给原流通股的老股东。现行的公司章程都有规定，任何公司的股东之间向外转让，首先应征得原股东的同意，原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至于在什么价格基础上转让或配售，社保基金有一批合格的职业经理队伍和专业管理人员，他们更明白市场的承受力和自己掌管的资产的保值、增值和流通性。给定这个统一、透明、可预见的市场规则，市场中的各个参与者能够更好地对自己的资产有合理的预期，并据此调节自己的交易行为。市场中合理的讨价还价，会带来各方双赢或多赢的方案。由于不搞大张旗鼓和一刀切，今后的“国有股转持”不会像“国有股减持”那样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是属于纯粹市场运作中的技术问题。
“国有股转持”之所以能给股票赋值，更关键的原因在于它为国企机制转变和提高效率开辟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当社保基金持有相当的国企股份，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就得以解决。社保基金不会像现在的企业主管部门那样更多地从非市场的因素出发去挑选企业管理经营者的资格和品质，平衡干部间的级别和经历。现代资本市场里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分摊风险，甚至不是融通资金，而是进行资本之间的优化重组，并且由资本所有者筛选有创新能力的优秀企业家。市场的筛选任人唯贤，有能力的职业经理就会被委派和提拔。这个规则一旦确立，由社会招募的企业职业经理上岗之后，一方面他们更了解市场的需求和变化，另一方面，争取高回报的动力和被别人取代的压力会从正反两个方面迫使他们不断改善经营和管理，提高企业效益，从而使企业的分红利润会得以实现。这正是社保基金所需要的、能带来持续收入流的优良资产。更为乐观的看法是，目前中国股市上那种只重资本收益不重企业分红收益的炒作风潮有望消退。企业分红收益所引致的股票赋值的设想将会逐步落实。
从长远的角度看，在这些机制得以引入并不断得到强化以后，靠企业业绩保障和支撑的中国股市在总体上就会走向健康发展；从近期的角度看，在“国有股转持”的运作过程中，老百姓手中的股票一旦赋值，国有资产的市场化就会比较平稳，不会给资本市场带来大的动荡，社会的安定和稳定就有了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