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美国经济复苏的消息沸沸扬扬，一片赞扬声。那么事实究竟如何？美国经济如果好转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今年以来，美国道琼斯和纳斯达克指数一路上扬，房地产市场开始回暖，失業率下降至7.6%。美国联邦储备署伯南克主席不久前甚至暗示，如美国经济稳定复苏，将考虑收缩量化宽松政策。但仔细分析，美国经济走向依然阴影笼罩，不确定因素较多。

缓慢复苏

　　美国经济四年前开始缓慢复苏，一路磕磕碰碰，起伏不定。尽管采取了75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四年来年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在2%上下徘徊，2012第四季度和2013第一季度甚至降到2%以下。这是自二战以来最弱的增长。而且债务负担益重，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已连续四年超过10%。回顾美国历史，以往经济危机后复苏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4.1%。美国汽车城底特律近日宣布破产就是最新例证，负债180亿美元，其中养老金入不敷出是主要原因。
　　让我们拨开迷雾，看看美国经济的核心要素就业情况。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最近表示，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企业已创造了700万个工作岗位。然而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广为报道的7.6%的失业率实际上只是“障眼法”而已，实际失业率要远远比这高得多，今年5月为13.8%，6月则高达14.3%，失业或就业不足的人数达2200万，也就是说就业人口仅占工作年龄人口的63.5%，比四年前开始复苏时还下降了2.2%。
　　为什么会这样？一是许多人长期找不到工作，干脆放弃了就业；二是临时工作岗位的比例大幅度上升。据今年6月美国政府统计数据表明，今年以来就业人数增加了753000人，但其中至少557000个系临时工作岗位。该统计还显示，全国临时工作岗位目前有28059000个，为2007年底金融危机以来之最！这点连联邦政府也未能幸免，2012年6月联邦政府临时工为58000个，今年6月已达148000个。很多人将此归咎于被称之为“奥巴马福利”的医疗保险法。该项法律规定，雇员超过50人的企业必须为雇员提供医疗保险，否则将处以每人2000美元的罚款，而雇员的界定是每周工作30小时以上。故众多中小企业宁可雇佣临时工，以躲避法律的规定。
　　现在再来看看量化宽松政策的实际效果。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复苏迟缓的根本原因是总需求不足，要刺激消费需求就要增加民众的财富和对经济前景的信心。美国政府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手段已经穷尽，只能祭出美联储的货币宽松绝招。于是乎量化宽松从一期到四期，美元流动性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每月800亿美元的债券回购连绵不绝。伯南克2010年11月曾说，希望这样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能“抬高股市”，“以增加消费者的财富，有助于增加消费者的信心，这将刺激消费”。
　　但是事与愿违，量化宽松并没有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预期效果。就是最近美国股市的回升也有很多因素支撑，而非完全由于流动性增大所致。如果是后者，那么前几年美股市就应该大幅回升，而不会等到最近才“阳光普照”。还有，美联储为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大多进入虚拟经济催生美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和房地产泡沫，而没有用来投资实体经济。这一点从美国“无就业增长”中可见一斑。关键问题是，美国经济目前亟须结构性调整，货币政策不是“对症下药的药方”！
　　当然，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情况是最好的。美国经济确实在复苏，如果没有财政整顿，增速可能还会再高一些。美元在升值，美元债券利率上扬，大量美元向本土回流。由于资产通胀驱动，当前美国家庭净财富已达到70万亿美元，比2009年低谷时的48万亿美元增长了45%。美国制造业在回归重振，有了较大起色。页岩气的大量发现和开采使美国国内能源价格下降，制造业成本降低，竞争力加强。美国能源独立指日可待的说法不绝于耳。美国经济转型也已经拉开帷幕。虽然美国政治固有的党派之争和短期利益绑架经济发展方向的现象并没有根本改变，但不少有识之士和美国民众要求改革的呼声益高。美国经济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巨大发展潜力不可低估。同时，失业率居高不下也有劳动生产率的科技含量增加、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不断替代白领工作的深层次因素。

影响中国

　　美国是国际经济的领头羊，是国际经济体系和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者。美国经济的一举一动都与中国经济密切相关，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大环境。
　　让我们把目光首先投向金融领域。美联储持续数年的量化宽松使美元流动性在全球泛滥，数以万亿美元计的流动性注入中国和许多新兴国家。热钱的大进大出使不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和经济面临严峻考验，亚洲不少国家已患上“量化宽松依赖症”，最近美国宽松刹车引发的美元回流使这些国家的信贷出现危机，经济增长再亮红灯。对中国而言，量化宽松导致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增加，人民币“大池子”水位不断升高，金融泡沫风险增大。随着美联储准备逐步收紧量化宽松政策，中国资金外流规模扩大，我们同样面临信贷收缩的风险。
　　中国央行数据显示，到5月底，中国M2同比增长15.8%。中国金融业资产2002年为20万亿元，2012年激增至100多万亿元。流动性急剧增加催生了房地产和金融泡沫，地方债务也迅速膨胀。据国家审计署统计，2012年底为地方债务约10.7万亿元，全国有8300多家地方融资平台，个别地方的债务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高达219.57%。外界估计中国的地方债务数字则更高。而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数据警告，如果中国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未来几年里中国资金净外流量将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5%，约1.35万亿美元（流出2.25万亿美元，外国投资9000亿美元）。 　　能源和贸易问题突出反映了美中两国实体经济所处的不同经济环境，以及美国在解决所谓全球经济失衡中所采取的经济战略。美国页岩气的大量开发不仅降低了美国企业的成本，也使美国逐步减少对石油特别是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美国制造业在美国政府“出口倍增计划”和“重振制造业戰略”的激励下，加上国内能源供应的优势，发展势头看好。这将使中国这样制造业出口分量重，尤其是美国市场占较大出口份额的国家，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加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壁垒增加，对华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不断，中国贸易风险上升，对美出口萎缩态势已经难以逆转。中国的光伏产业以及橡胶、轮胎等产品的出口都遭受严重打击。这也增加了中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难度。以中国钢铁产业为例。2012年，中国钢铁产量达7.2亿吨（美国产量约1.2亿吨），产能至少过剩20%。钢铁企业走出去可能是条出路。如鞍钢去年购买了美国密西西比钢铁开发公司14%的股份，准备在美国建5个炼钢厂。
　　更深层次需要我们思考和解决的是全球化面临的方向性问题，即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如何解决？美国和西方国家正在引领新的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准备改变国际经济治理的框架和游戏规则，中国如何应对？
　　事实上，2008年始于华尔街随后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并未迟滞全球化的步伐。看看投资和贸易：1990年以来，全球直接投资和贸易增速均高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全球直接投资存量占全球经济产量的比例从1990年的9%上升到2012年的33%，同期全球货物和服务业出口占全球生产总值之比也从20%增加到31%。这几十年被经济学家称之为“超级全球化时代”（Superglobalization），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空前的速度在追赶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1990年以来，103个发展中国家中有75个国家以每年人均3.3%的速度在追赶发达国家，即便在金融危机（2008-2012）期间，这一增速也接近3%。南北差距在历史性地缩小。按理说，各国现在应该乘胜追击，继续扩大全球化的成果，努力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鸿沟，但值得警惕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为由，正准备重新制定规则，修改全球经济治理的游戏规则。“他们的奶酪别人不能动！”这不仅仅表现在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壁垒大大增加，更体现在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已名存实亡；另一方面一些大国却竭力推行排挤中国的“超级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怪现象。“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谈判就是这样的“超级”谈判。两大自贸区谈判双向同时推进，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搁在一边，连美国和欧洲不少有识之士都惊呼，“此举十分危险！”
　　其实全球化就是全球经济的融合和共同发展，地球越来越像全球村，谁也排挤不了谁，各国“老死不相往来”已无可能。大家唯有同舟共济才能互利共赢。我们相信，最终理智能够战胜狭隘的“地缘政治”考量，全球化的发展将沿着双赢和多赢的道路继续向前高歌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