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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突发意外的雨夜之后,遗憾与感伤在李茹的心中不断堆积,她越是觉得自己深爱父亲,越是无法接受对父亲所知甚少这个事实——他在战争中的真实情感,无从知晓,他跌宕人生的诸多细节,亦无从还原。
李茹曾尝试寻找父亲的老战友,最后都没成功,她也没再坚持。直到3年后,一位前国军军官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李茹决意不留遗憾。这一次信念之坚决,连她自己都没法解释,很可能是梁振奋与父亲眉宇间依稀的相似之处打动了她:两个人都有威武的长眉,还有深陷的圆眼。
在凤凰卫视播出的那部纪录片中,梁振奋讲到了1948年的惨痛记忆,其时新38师已经从新一军中拆分出来,改组成新七军,他们受困孤城长春,陷于食不果腹的匮乏状况,最终于当年10月18日向共产党的军队投诚,即历史课本上说的“和平解放长春”。最终放下武器的经历,梁振奋说他几乎要流下屈辱的泪水,这支充满荣耀的部队不甘心以如此窝囊的方式进入历史,“至少我们师里,那段时间从来没想过‘投降’二字。” 李祖尧的部队把守着长春的东城,与暗自仰慕的王牌之师遥遥相对,而且主动权在握,那是怎样的一种心情?李茹多么想知道,新38师的谍报队长,与作为侦察连长的父亲当年打过交道吗?去侦察过共军的阵地吗?会从同室操戈的对手那里得到一顿饭的招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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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29日上午,李茹循着一条刚得来的线索出了门,她至今记得当时的每一个细节:左手一个果篮,右手一盒月饼,那是白云山下的一个城中村,她穿行于杂乱的小巷,费了好一番曲折,才找到那栋破旧楼房的入口。居民楼大约建于1980年代末,只有一个单元门,旧式的大铁门没有对讲机和密码锁,须求人用钥匙打开。李茹来到三楼一扇生锈的铁门前,没有门铃,只好用力敲门,冰冷的声音在黑暗逼仄的楼道里显得格外刺耳。敲门声好像回响了一个世纪,仍然听不到门里有一点响动,李茹一遍一遍地敲,不甘心停手。
终于,铁门后有了响动。透过铁门的栏栅,李茹看到里面破旧的木门被打开,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掀开了中间的旧布门帘。暗淡的光线下,一个身材瘦削而高大的老人站在那里,腰杆挺直,乍一看并不像电视里那位老人。李茹有点犹豫,直到看到老人挺拔的长眉,眉梢已经纯白如雪,她才确定自己找对了人。
那人正是梁振奋,彼时的他,原本以为自己注定要度过极其孤独的晚年。在1949年之后,他从国民革命军军人成为了战俘营里的劳动者,还在监狱接受审查一年。很快,作为“历史不清白”的人,其母亲也受到牵连,再后来,他的头衔是“历史反革命”,不得不与当初一见钟情的未婚妻含泪分手,和那些国军战友也都断绝了联系,就算在广州街头偶遇,也只能微微点下头,快步走开。即便改革开放多年,“历史反革命”罪名早已平反,梁振奋心底的阴影仍徘徊不散。
透过铁门的栅栏,梁振奋看到的是一个身材匀称、气质清秀的中年女子,镜片后面闪动着一双满怀热忱的眼睛。对这位“四野”军人的女儿的略显唐突的造访,梁振奋本该有所提防,然而对方的诚意又是如此不容置疑。解释了来意之后,李茹说起自己父亲的身世,及其对新一军的特殊感情,在她的动情讲述下,当年战壕另一端的对手,居然让梁振奋觉得亲切异常,面对“敌人”的女儿,他的话匣子也打开,讲起了自己况味复杂的一生,浑然不觉4个多小时已经过去了。
18岁那年,因为家乡广州被日军攻陷,梁振奋流落于贵州,幸而有机会考入了新38师的机械化部队。他和新兵们先是坐着烧木炭的汽车走走停停到了昆明,又坐飞机越过艰险的“驼峰航线”,到达印度的兰姆伽。梁振奋还记得学生兵训练的营地名叫“燕南营”。在驻地,这些大孩子用手榴弹炸鱼,杀过一头大象吃肉(他说口感极差),还学会了开美式吉普车。
这些年轻人与日本人在印缅发生激战,偶尔还冒不必要的风险:部队曾一再返回某个村子,仅仅因为某位头人的女儿“漂亮得要命”。
日本投降后,梁振奋与一小队人马回到刚刚收复的故乡。这个身着气派的美式军装、讲一口地道粤语的国军少尉,开着接收的日本轿车穿街过巷,风光无限。他有时不小心用驾驶美式吉普的习惯猛踩油门,激起一片鸡飞狗跳,急忙对着行人打手势,嘴里喊的是“sorry”。
广州街头时髦的女孩让21岁的梁振奋眼花缭乱,一个名叫“碧”的女子俘获了他,两人很快订下婚约。但战争并没有如愿终结,梁振奋不久受命北上,与李祖尧的足迹开始拼接在一起。
随战功卓著的新一军踏上东北国土后,梁振奋发现迎来的不是民众的夹道欢迎,而是共产党军队的夜袭。第一次遭遇,对面军队的打法让他很诧异:“这些人怎么不怕死?乌泱乌泱一大片地往上冲,哪有这么打仗的?”当时他和一个排正在对手进攻方向的侧翼,手边有机关枪,完全可以架上一挺,形成交叉火力,造成大量死伤。“对日本人的话,想都不用想就这么干了。”但面对眼前这些对手,他和战友们谁也没动手。毕竟胸中没有对日本人的那种恨意,在内心深处,他们不愿把枪口对准本国同胞。
这一战,新38师的损失相当于一个营,包括梁振奋的一个下属,其死法是谍报队最常见也最郁闷的——从前线回来时被己方误杀。
故事终于讲到了长春。围城期间,李祖尧他们会招待梁振奋吃饭吗?对于李茹的好奇,梁振奋的回答斩钉截铁,“那(国军)肯定是60军的,新七军不会有人这么干!”
梁振奋和李茹还探讨了他与李祖尧擦肩而过的各种可能,比如四战四平,两个人都参加过一次,只是再也搞不清楚是否同一次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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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里,李茹竟兴奋得睡不着觉,她也不清楚何以像着了魔一样。此后不管工作多忙,她總是想方设法挤出时间,穿过大半个广州城去看望梁振奋,专心地听他的故事,记录每一个细节,甚至开始写一本关于梁振奋生平的书。
李茹已记不清两人何时以“老豆”(编者注:粤港地区对爸爸的习惯称谓)和“女儿”称呼,可能始于老人接受一台液晶电视吧,那意味着对某种亲情的认可。在此之前,梁振奋总会严辞拒绝对方的任何馈赠。
神奇的化学反应发生了,梁振奋与李茹之间很快建立起超乎血缘关系的亲近与默契。每天下班之后,李茹先在楼下买了菜,用自己那把钥匙开门进屋,直奔厨房。梁振奋则坐在一只旧沙发椅(他称之为“御座”)上,吸着烟,或是看电视,或是重温DVD里的老歌,兴起时就边听边唱。在厨房那边,忙着手中活计的李茹以女高音应和。在餐桌上,李茹会给梁振奋说说当日的新闻,梁振奋则会聊聊读报心得。离开之前,李茹会帮梁振奋烧一壶热水泡脚。
要知道,父亲李祖尧也没享受过这种待遇。有一天,李茹和姐姐去逛街,姐姐看到她眼镜上的油渍,不由奇怪,“你又不进厨房,怎么会溅上油渍?”
他们坐下来倾谈的夜晚,加起来超过1000个了吧,这可真奢侈。李茹觉得自己对梁振奋的熟悉,可能已超过父亲。
虽是行伍出身,梁振奋却很有一些文人的儒雅,而李茹则快人快语,性格爽利,两人之间偶尔也有争论,比如,解放军后代会为八路军抗日力量的投入情况,与国民党老兵争个面红耳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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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祖尧去世后,他最爱的一件棉服在衣柜里闲置了几年,被李茹转送给梁振奋。第一次穿上“敌人”的衣服时,梁振奋拍了拍前襟胸口处,说:“你好呀,老李。”
在1948年的长春,随着梁振奋放下武器,两人一个向南,一个向北,直到晚年都落脚广州,其间再无交集。李祖尧的独立师后来整编为38军,从长春一路打到云南,在梁振奋飞赴印缅前曾经驻足的昆明,李祖尧人生中第一次吃到过桥米线,他几乎犯了梁振奋当年同样的错误——拿起汤碗就直接喝。一想起这个小花絮,李茹就会陷入遐想:假设两人有机会碰面,会有多少共同语言啊。
战争终究是战争,梁振奋告诉李茹,内战的时候要是真与李祖尧狭路相逢,没办法,他一定会拔枪相向的。每次说到这里,他会做一个从枪套里拔枪的动作,次数多了,李茹也学会了,而且动作也同样标准。
有一件事讓李茹无法释怀:如何将眼前白发苍苍的梁振奋,还原成父亲印象中神兵天将一般的新一军军官?连梁振奋自己也不记得年轻时的样子了。经过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次次运动,梁振奋的所有纪念品都遗失了,包括缴获的日本刀,日本兵用来当护身符的千人针,还有一个日本第十八师团的拓印……最可惜的是照片,“文革”来时,梁振奋的所有照片,包括配备美英装备的英武形象,全被一把火销毁,至今想起仍无比痛心。学过绘画的李茹参照“老豆”现在的样子画了张“青年梁振奋”,老人摇头:“完全是另一个人嘛。”
2010年的一天,李茹面带神秘而得意的笑,向“老豆”展示了一张发黄的老照片。上面有5个英俊的年轻人,身着梁振奋再熟悉不过的戎装,86岁的老人端详了好半天,目光停顿在其中一个帅气的年轻人脸上。那人扬着两道威武的长眉,正是他自己,当年的谍报队长梁振奋。
找回青春容颜的一刻,显得如此梦幻,而且这从天而降的惊喜,居然是李茹的“八卦”之举引发的。
长春围城期间,邮路阻断,一些国民党士兵寄出的书信未能抵达,1949年之后便沉睡于吉林省档案馆。随着两岸关系和缓,一些书信被挑选出来结集出版,名叫《兵临城下的家书》,其中便有梁振奋写给未婚妻“碧”的一封。梁振奋手中存留一本,却死活不肯给李茹翻阅,里面情侣间的私密话语,让他有点难为情。
“谁没有年轻的时候呢?我能理解你当年……,”经不起李茹的持续攻势,梁振奋到底还是缴械了。看书的时候,李茹留意到信中提及“随信附有照片”,她马上跑到冰天雪地的长春,执意要寻找这张照片,就如同一年多以前执意要找到国军的谍报队长。
几经努力,李茹如愿找到了照片,她本想顺便寻访父亲围城时的驻地,可惜已无据可考。兴安桥(现已改称西安桥)倒是找到了,那是梁振奋当年的113团所防守的关卡。西安大路的车流熙熙攘攘地穿过西安桥,两军对垒的遗迹,早在60年的时光里化作烟云。
看着照片,梁振奋渐渐记起每个人的名字、籍贯,把他们当年的故事一一道来,说着说着,眼泪不停往下流,终至泣不成声。过了良久,他从洗手间走回来,郑重地对李茹说:“今天以后,我再也不觉得自己是个遗民,而是堂堂正正的公民了,真的融入这个社会了。”
李茹知道这番话的意义——当年在“解放团”接受劳动改造时,管理者告诉这些国军战俘:“你们现在是‘国民’,只有努力改造,才能真正回到人民的怀抱。”团里曾有一些积极表现的人受到表彰,获得“人民证书”。吊诡的是,团里会让“落后分子”监视“积极分子”,鼓励告发,梁振奋宁愿一直“落后”下去。从那以后的历次运动,他都无法幸免,直到“文革”后落实政策,他对政府的戒心依然存在。如今得到这张珍贵的照片,梁振奋觉得,自己终于与这个社会实现了和解。
梁振奋最早见到李茹的时候曾发出一句感叹:“原来你是我当年敌人的后代,真是有意思。”其时,距离他与李茹之父在长春的战壕两边对峙,刚好过去60年。虽然一个甲子仍不足以消弭国共裂痕与创伤,但普通中国人没有辜负岁月。至少,梁振奋与李茹没有辜负。
(应当事人要求,文中“李茹”为化名。本文作者雷彻现为非虚构作家,自2012年开始,致力于对1948年长春围城史的打捞,在全国各地寻访各方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