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与友谊是美中考古学合作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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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文德安(Anne P. Underhill),美国著名考古学和人类学家,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山东大学立青讲座教授,曾任美国芝加哥费尔顿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在考古人类学、东亚考古、中国考古等专业领域成就卓著。从1995年开始,文德安教授先后十多次来华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华时间累计长达2年,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以中英文的形式发表,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影响。2002年,她获得由中国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奖”,是唯一获此殊荣的西方考古学家;2008年9月获得“2008年度国家友谊奖”。为了解这位美国学者在中国的考古经历与中美考古学合作交流现状,本刊编辑部专访了文德安教授。
  关键词:考古学研究;山东大学;耶鲁大学;文化遗产;中美合作
  
  一、对中国和古代文明的热爱使我选择研究中国龙山文化
  《世界教育信息》:请您谈一谈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做中国龙山文化的遗址发掘研究,而不是其他国家或中国其他古代文化的研究?
  文德安:在我刚开始从事研究工作的20世纪80年代,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很少,很多美国人都不熟悉中国的古代文化,也不了解中国的现代文化。大多数美国学者选择研究别的国家,比如说埃及。我选择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的初衷是希望我的工作有更大的意义,我想了解中国的考古学、中国古代文明,我还想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情况,这就是我选择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原因。
  那时,我还没有开始学汉语,没有来过中国,很多事情我都不懂。可以说,我是从对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了解开始,逐渐地越来越多了解中国考古学和现代的中国。
  为什么选择龙山文化,首先是因为我特别喜欢数千年前的文明,这很重要。在数千年以前生存的人没有自己的文献,我们无法通过文字了解他们的生活,我对他们的生活很感兴趣。其次,龙山时代对于中国古文明非常重要。龙山时代的社会出现了很重要的变化,城市开始发展,人们能制作非常精美的陶器,技术水平很高,还出现了贸易。龙山时代的陶器特别有名,很多外国人知道龙山时代有很薄的陶器,非常精美,这是我选择研究龙山文化的另一个原因,我很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这些陶器的。幸运的是,我们发掘两城镇遗址的时候,发现了很多精美的陶器。
  《世界教育信息》:2002年,您获得由中国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奖;2008年获得中国国家友谊奖。作为一名美国学者,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奖项,您有何感受?
  文德安:能在中国获奖,我觉得非常荣幸。从个人角度讲,通过研究,我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但我想说的是,奖项不只是颁发给我一个人的,能够获奖是因为有很多人的努力,是合作的结果。我非常感谢山东大学的支持,学校领导、教师抱着开放的心态积极主动地与外国学者、学生一起开展研究工作,给了我很大的支持。能和山东大学合作,我觉得很幸运。
  二、向大众介绍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是考古学家的责任
  《世界教育信息》:我们知道您非常喜欢孩子们来工地参观,并经常到山东当地的中学做科普演讲。您是怎么看待考古学的普及的?您认为应当如何提高人们对考古学的热情和兴趣?
  文德安:美国考古学家和中国考古学家面临一样的情况,很多人不懂考古学是什么,为什么重要,但是人们又都觉得很有意思。向人们介绍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是什么,我想这是考古学家的责任之一。如果考古学家可以向人们介绍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人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考古学很有意思。比如说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会给当地群众看我们发现的遗存的照片或者石器等遗物,向他们解释我们是如何判断这些文物的年代的。他们不仅会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会逐渐地了解自己祖先的生活方式。
  人们应该认识到考古学的重要性。考古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文化遗产。我们发掘两城镇遗址的时候,有很多当地学校的学生过来帮助我们开展发掘工作,他们探索的就是自己祖先的活动、自己文化的遗产,我希望他们以后能够保护这样的遗址。每个国家都面临文化遗产被破坏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一个国家的文化遗产很重要,能帮助人们了解祖先的生活,理解现代的生活从哪里来,培养人们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感。中国历史悠久,我很希望学生长大后能为保护这样的遗址作出贡献。遗址一旦被破坏,我们就失去了了解古代的聚落或城市、了解古代文明的机会。
  我是耶鲁大学教授,也在芝加哥费尔顿博物馆工作,我特别希望能在考古知识普及上多做一些事情。2003年,我们发起了“中国古代玉器展”;2005年,我们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合作,举办了大型“乾隆皇帝大展”。我和山大的教授,特别是方辉教授,希望有更多的机会为社会大众介绍不同国家的考古知识,组织古代文化方面的展览。
  三、考古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探究过去,而且在于理解现在
  《世界教育信息》:在普通人眼里,考古是异常艰苦而枯燥的工作,一个女人选择了它,就意味着必须放弃舒适的工作环境,是什么吸引您全身心投入,考古学最迷人的地方是什么?
  文德安:很多人不理解考古学,认为这项工作很累,整天穿着脏衣服。我也听到一些人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从事过考古的工作,但是困难太多没有坚持下去。事实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考古学。考古学领域里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工作很投入。为什么他们不仅不觉得枯燥,反而觉得非常有意思?这是因为做田野工作的时候有很多未知和惊喜,你不知道会发现什么,如古代的陶器或建筑。以我自己为例,在龙山文化研究中,我能见到4000年以前人们建造的房子、制作的陶器,4000多年之后,我可能是最先看到他们的生活环境的人。考古工作将他们和我联系在一起,这非常有意思。
  《世界教育信息》:您觉得一名考古学家最重要和最需要的品质是什么?
  文德安: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考古学家会给出不同的回答。首先,要对考古学有非常大的兴趣,因为做这个工作有的时候非常不容易。如果你的兴趣很大,就可以帮助你战胜工作中的困难。考古学家要愿意帮助对考古感兴趣的年轻人,帮助他们掌握相关的理论,为他们提供实践的机会。考古学家应该喜欢教书和组织展览,通过这些活动让大众了解考古学、考古发现以及文化遗产。此外,考古学家要想研究别的国家的古代文化,应该学习不同的语言,了解对方的文化,这很重要。
  还有一点,如果考古学家和别的国家的学者开展合作的话,就应该理解对方国家当代人的生活。比如说,我开始了解古代中国时,就不太懂当代的中国文明和中国的生活。在工作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了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性。很幸运,我有机会观察中国的变化,了解这样的变化能帮助我比较好地理解现在的中国,同时也更好地理解古代的中国。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教授,我还需要帮助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让他们不仅理解古代的中国,而且理解现在的中国。他们也的确需要理解现在的中国。
  四、耶鲁大学和山东大学将在考古学研究方面开展更多师生交流
  《世界教育信息》:2012年耶鲁大学和山东大学签署了校际合作协议,您在其中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这些年来,耶鲁大学和山东大学在考古领域的教育和科研合作上有哪些成果?请您介绍一下。
  文德安:就我个人而言,1995年到1999年,我在耶鲁大学工作;1999年到2009年,我在芝加哥费尔顿博物馆工作;2010年到现在,我回到了耶鲁大学工作,非常感谢耶鲁大学让我回去工作。当然,我还非常感谢山东大学。不管我在耶鲁大学还是在费尔顿博物馆,山大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山东大学与耶鲁大学在考古方面的合作开始于1995年。当时,我作为合作项目的美方负责人,开始与山东大学考古系的教授们合作,在鲁东南日照地区开展联合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
  我们与山东大学的合作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是合作调查。我们从1995年开始展开全覆盖式调查,发现了1000余处古代遗址,共得到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等不同考古学文化时期的聚落分布图,发现了历史上这一地区人口的几次起伏和地区中心的迁移。探索这种变化很有意思,也非常有意义。
  第二个方面的工作是两城镇遗址的发掘。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发掘报告。我们发掘两城镇遗址的时候,发现了不少房子、墓葬,以及非常精美的陶器。这虽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发现,但是很重要。通过发掘,我们了解到那时人们的生活从早期到中期有什么样的变化。
  十几年的科研合作为后来的战略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12年,耶鲁大学和山大签署了正式的校际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两校开展了学生和教师交流,并在田野考古、实验室研究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同推进两校学生联合培养、教师课程互授及合作科研等。我们开展深入合作的一个重要初衷是,帮助想要学习考古学的学生。现在,两校的研究生已经有机会进行交流,山大的一些研究生有机会访问耶鲁大学,耶鲁大学的一些研究生也有机会访问山大,学习对方的语言、开展田野工作等。我希望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让学生和教授都到对方国家去,应该说,两校更深入的合作才刚刚开始。
  五、跨国考古合作
  需要开放的心态和明确的目标
  《世界教育信息》:目前,中美合作考古屡有新的成就。请问两国考古合作的基础何在?您如何看待中美两国在考古学方面的合作交流的未来?
  文德安:我非常希望越来越多的美国和中国的考古学家能有机会合作,现在也正是合作的好时候。1994年,我刚刚完成博士论文后第一次到山大,那时两国考古学方面的合作还很少。我很感谢山大的教授,他们那时并不太清楚我是谁,但是他们有开放的心态和平台,他们愿意和我合作,愿意尝试不同的研究方法。我告诉他们,我认为进行系统的调查应该很有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人做这种调查,但他们愿意试一试。我提出,我个人的经验不够,因此想要邀请一两个考古学家参与进来。他们说:“行,没有问题”。我很欣赏山大的这种态度,也感谢他们愿意和我共同发掘两城镇遗址。
  我想我们能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同的国家的考古学家抱着开放的心态,愿意借鉴其他国家的方法,愿意听取其他国家考古学家的意见。成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研究者有明确的目标,比如中国的考古学家希望研究什么问题,美国的考古学家想要研究什么问题,他们如果能达成一致,就有机会开展共同研究,共同解决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在进行研究时,每一个研究人员遇到问题时应该马上告诉合作者,然后马上开始讨论和决策。山大的教授在觉得有问题的时候就会立刻告诉我,然后我们会在一起考虑如何决策。
  六、考古学合作研究有利于人们理解不同的文化,增强相互间的友谊
  《世界教育信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历史遗迹;而美国则在今天的科研上引领着世界,耶鲁大学在人文科学研究方面非常著名。您认为中国考古学和美国考古学研究有哪些不同?
  文德安:我认为,中国考古学和美国考古学最大的差别是很多美国考古学家(包括我)觉得人类学能帮助我们理解考古学的资料,帮助我们说明发掘出来的东西有什么意义。我工作的地方就是耶鲁大学的人类学系。我在美国教考古学时,会告诉学生人类学是什么,为什么人类学和考古学有关系。不仅如此,我还会告诉研究生和本科生,他们应该理解不同的国家的考古学,理解一个国家的考古学还不够,不同文化之间还有差异,还要理解差异存在的原因。
  另外一个不同点是读研究生的时间,在中国读考古学博士的时间比较短,在美国一般是7年。每一所美国大学都有自己的规定,也不是所有学校都是7年,这一点和中国大学不一样。耶鲁大学的研究生在修完两年的课程后,需要参加一次难度较大的考试。之后,他们还需要学习研究方法。
  当然,不是说美国的考古学和中国的考古学完全不一样。1980年我开始学习中国考古学时,差别很大,但现在差别越来越小。
  《世界教育信息》:中国可以向耶鲁大学学习什么?您对中国的学者和学生有什么评价?
  文德安:两国的大学应该互相学习。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与中国的的合作越来越多,打下这个合作基础的是中国古文化考古专家、曾在耶鲁大学任教的张光直先生。他非常乐于帮助后学者,包括我。耶鲁大学在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方面也与中国有很多交流。耶鲁大学与中国的合作有很长的历史,我很欣慰可以帮助耶鲁大学继续进行这样的合作。希望我们两个国家的学生和教授可以更加深入地互相理解、互相交流,讨论不同的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
  随着各领域的国际化发展,各国人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我希望可以通过合作考古,帮助美国人理解现代的中国,帮助访问耶鲁大学的中国年轻人或者教授理解美国的生活。我们的年轻人应该更深入地互相理解,因为他们的联系会越来越密切。
  考古学的合作研究不仅可以帮助人们互相理解不同的文化,而且可以增进人们的友谊。不同国家的人在一个团队工作,常会在外面遇到问题,需要共同面对和解决不同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建立比较深的友谊。
  编辑 张力玮
  采访整理:熊建辉,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世界教育信息杂志执行主编(电子邮件:xiongjianhui@mo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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