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宋时轮将军原名宋际尧，1907年9月10日生于湖南醴陵北乡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父亲一生历经坎坷，却始终对党忠心耿耿，无限热爱。无论是打仗、搞军事科学研究，还是对子女的教育，父亲都是以严著称，处处体现出“严守初心、严格治军、严以修身”的“三严”作风，至今还影响着我们。

严守初心——辗转三次入党

　　父亲传奇的一生动人心魄，三次入党的经历扣人心弦。1921年，父亲进入醴陵县立中学读书，与左权是同学。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们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抨击时弊，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1926年4月13日，父亲在广州市文明路高等师范学校参加黄埔军校入学考试，后经复试顺利成为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入校后，父亲的各项科目成绩都比较好。就在他满以为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优秀学员时，不幸染上了疟疾，只好在广州东山医院住了半年多医院。其间，父亲经张一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病愈出院后，因缺课太多，黄埔军校将父亲转入第六期学习。1927年1月，父亲由时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张庆孚介绍，转为中国共產党党员。
　　父亲刚入党没多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父亲在广州被捕入狱，关了两年。直到1929年4月，经共产党员廖益通找保人担保，父亲被释放。出狱后，父亲从广州转移到香港，等待接转组织关系。这期间，父亲在住地附近巧遇老同学李适生，李适生硬要拉他去广西张发奎的部队工作，两人因意见相左发生了争执，一时间气氛非常紧张。父亲担心节外生枝，没等在香港接转好组织关系，就于当晚匆忙搭船去了上海。由于人生地疏，虽经多方努力，父亲始终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眼看钱要花完了，无奈之下只好辗转回到家乡醴陵。
　　回到家乡后，父亲白天上山躲避敌人搜捕，晚上下山宣传、发动群众。他想，就算一时找不到党组织，也要拉起队伍闹革命。他对家里人表明立场：“我要继续干革命，跟地主、军阀势不两立。”这期间，父亲化名“张司令”，带领这支被当地人称为“黑杀队”的组织，在醴陵、浏阳、攸县和江西萍乡一带打游击。毛泽东了解到父亲的这段经历后曾感叹：“宋时轮，你也是一路诸侯啊！”
　　1930年初，父亲旧病发作，来到已成立苏区政权的江西省莲花县医治。因为出狱后一直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也没有党的关系介绍信，父亲在养病中，经贺碧如介绍，重新入党，他领导的萍醴游击队编入红六军。
　　1934年初春，父亲到红军大学学习。遵照《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红军大学组织学员在星期六帮助红军家属挖泥塘。父亲因为有旧伤，挑不了太重的东西，挑泥时，父亲对负责上泥的学员说：“以后能否少装些呢？”可没想到，他挑下一担的时候，装得更重。父亲的火爆脾气是有名的，他说：“我是自愿来帮助红军家属的，又不是来罚做苦工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回到红军大学，负责上泥的学员向党小组长汇报说：“宋时轮说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学校便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AB团嫌疑”等原因，给予父亲开除党籍3个月的处分。说是3个月，但随后红军就开始长征了，父亲的党籍问题也被搁置。一直到了陕北，当毛泽东委派我父亲去红十五军团担任作战科长时，父亲才含着委屈说：“作战科是核心部门，这么重要的部门派一个被开除党籍一年多的非党员干部去，合适不？”毛泽东问：“怎么回事？”父亲如实陈述了事情的原委。毛泽东接着说：“用人之长是组织的事，恢复你的党籍也是组织的事，请你服从组织的安排，到红十五军团报到工作。”毛泽东谈话后，被排斥在党组织外一年之久的父亲，由十五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和钱钧介绍，第三次入党。

严格要求——带出过硬队伍

　　父亲一贯坚持从严治军的原则，他带部队突出一个“严”字，严格管理，严格要求。1947年2月，由渤海地方武装升级而成的华野第十纵队成立，父亲任司令员。对这支部队的建设，他花费了大量心血。纵队建立伊始，他就狠抓部队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培养，结合实际开展严格教育，拟定规章，严格管理。他要求各级干部和队伍在严酷的战争中经受考验，树立起敢打必胜的信心，培养英勇、顽强的作风。他建立教导队、训练队，对骨干进行短期培训，亲自讲课，提高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使部队迅速掌握克敌制胜的本领。他还抓紧战役、战斗间隙发扬军事民主，进行休整，总结经验，使部队真正做到打一仗进一步。在父亲的带领下，十纵在解放战争中由小变大，由弱转强，成长为一支能打大仗、硬仗和恶仗的队伍。
　　在国民党军队精锐云集的华东战场上，父亲率领十纵屡战强敌，特别是在几次事关全局的战斗中，十纵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浴血拼杀、所向披靡，以至于在国民党军中流传有“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说法。1948年，在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区寿年兵团被我军团团围住，父亲奉命率领华野十纵，在桃林岗阻击前来救援的邱清泉兵团。蒋介石和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乘飞机亲临上空督战。邱清泉使出浑身解数，下了“进攻不成，按级斩首”的死命令，飞机、大炮、坦克、毒气全都使用上了，多次组织部队反复进行集团冲击，想杀开一条血路。父亲要求部队“寸土不让，顽强死打，适时组织反击”。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5昼夜的血战，桃林岗阵地始终坚如磐石，敌人无法前进一步，眼睁睁看着20华里外的区寿年兵团被我军全歼。
　　1949年上海解放后，父亲任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淞沪警备区司令。在上海战役前，父亲就带领参谋看地图查资料进行精确计算，将上海划分为五个警备区域，设置5000多处岗哨，任务下达给各军，因此上海一解放，就迅速展开警卫。部队进驻上海期间严守纪律。全军看管16处仓库，库房内各种物资堆积如山，官兵愣是没动过一块银元。解放军遵纪爱民，成为闻名于世的正义、文明之师。
　　父亲从朝鲜战场回国，在和平年月仍然从早忙到晚。父亲任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时，我经常看见，夜深了父亲办公室里的灯光还亮着；清晨我醒来，父亲早已不见了踪影，原来他一大早就去部队检查出操和内务情况去了。由于过度劳累，父亲的头发过早地全白了。我曾对父亲说：“有人反映你要求太严了，大家都怕你。”父亲告诉我：“只有严格要求，才能带出过硬的队伍，才能打硬仗！” 　　在我印象里，父亲和母亲郑继斯都是“工作狂”。1957年11月，叶剑英点名要父亲到北京，协助他筹建军事科学院，任命他为第一副院长兼计划指导部部长。父亲从来没有搞过军事科学研究，但他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开始干。父亲到军事科学院工作后，治学也是以严著称，翻译各类资料时，他要求译校人员必须做到100%准确，99.9%准确都不行，一个标点也不能错。后来苏联专家看到我们翻译的资料，都赞叹不已。
　　1980年，中央军委决定编写军事百科全书，任命父亲兼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主任。当时父亲已经70多岁了，身患多种疾病，有时他累得精疲力竭，咳得喘不上来气，医生劝他住院，他都一笑了之，总是说“我的年齡大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不知哪一天就要去见马克思了，你们还是让我多干些工作吧”。
　　父亲这种对工作严格要求、高度负责的作风，始终激励着我们。

严以修身——不搞特殊化

　　父亲要求我们子女要严以修身，夹着尾巴做人，不准搞特殊化，做个普通劳动者，自己去经风雨见世面。父亲从来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子女谋福利，我们姊妹没有一个做大官、发大财的，都在平凡岗位上做贡献。
　　我上幼儿园时，假期在家里吃饭，吃饱后碗里还剩了口饭菜，父亲让我吃完，我不肯，他就与我一起背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讲农民种粮食不容易的道理。可我眼泪汪汪的，任凭父亲好说歹说就是不肯吃。父亲后来火了，拍着桌子逼我吃，我磨蹭了半天，拗不过父亲，最后不得不吃光了碗里的饭菜。从此我养成了饭菜一定吃干净的习惯。
　　有一年暑假，父亲好不容易带全家去一次黄山。“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是我们向往已久的名山。去的路上，我们高兴地有说有笑，但到了黄山，父亲却让我和堂兄宋志真先去附近的农村劳动一周，搞调查研究，我们只好乖乖地去了。一周下来，我俩累得腰酸背痛，但体验到了劳动的艰辛，了解了当时农村的情况，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父亲对我们的表现比较满意，这才带我们去爬黄山。
　　父亲一直要求我们做普通劳动者，要热爱劳动，珍惜劳动果实。我洗衣、做饭、踩缝纫机都是在他的要求下逐步学会的。
　　1949年底，姐姐宋兰英从家乡来到了父亲身边，父亲给她改名为宋志先，意思是要她先立远大志向，干革命。朝鲜战争爆发后，父亲就要求她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不幸的是姐姐途中遭遇车祸，把腰摔坏了，去不成朝鲜，只得回来治病、上学。
　　我姐姐的大儿子顾振安在部队表现不错，准备提干，部队领导知道顾振安和宋时轮的关系后，要求他走外公的后门，为单位买一台彩色电视机。顾振安只好跟他外公说了，外公说：“我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只能为党和人民办事，不能谋私利，你们单位也不能走我这个后门。”结果，顾振安不仅没有提干，不久还复员了。
　　我们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有客人来吃饭，无论因公因私，都是父亲自己掏腰包。单位考虑这其中有一些是因公消费，要报销一部分，父亲不干，说：“我请客自然是我出钱。”
　　我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后来在部队农场接受了两年再教育。1970年，组织分配我到学校当教师，2000年退休。和我一同学习、工作的人大都不知道我是宋时轮的女儿。我们从来都是夹着尾巴做人，从没有依靠父母的关系，为自己谋个好出路。我们没有继承父亲任何物质财富，却得到了父亲珍贵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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