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我照例拿出算盘，噼里啪啦地计算家里一年的收支。先生说我是老古董，不肯接受简易便利的计算机。他哪理解我对算盘的一往情深。这算盘上有外公、父亲和我们姐妹的指痕，有亲人的温度。
　　我的父亲15岁就到上海五金店当学徒，每天拨拉的是算盘。父亲说，他18岁就当了“阿大”，算盘功不可没。那时，他可以把算盘举到头顶上打，现在应该叫盲打，由此迎来众多顾客光顾生意。
　　我母亲去世后，我把父亲接到我家住了17年，家里的财政都是老爸用算盘拨拉的。我常开玩笑说老爸“葛朗台数金币”，老爸从来不恼。一打起算盘，老爸就神采飞扬。
　　父亲说，我外公是宁波一个乡镇的秀才，尤其擅长打算盘，可以左右手同打。当年外公曾举着红木算盘对来提亲的人说，谁能得到我的红木算盘，我就把女儿嫁给谁。
　　父亲“应聘”时，外公考的是“斤两法”的加减乘除，因为过去一斤十六两，计算起来非常困难。好在父亲在上海学徒练得一手好算盘。因此，考试顺利过关，成了外公的乘龙快婿，得到了外公的红木算盘。我后来常常与父亲开玩笑，说他是被“算盘绣球”砸中的。
　　有了这段“算盘缘”，就有了我们姐妹四个。小时候我在外婆家，最好的玩具是算盘，会说话后背的儿歌也是“一上一、三下五去二”的算盘口诀。外公有空的时候，捋着白胡须，拨弄着算盘，给我和姐姐讲解。外公还教我们用算盘下棋，每天学珠算的时光是我们的开心一刻。
　　小学三年级，我们有了珠算课。老师用的算盘很大，珠杆上有毛，挂在黑板上。
　　我插隊的时候，生产队只有会计会打算盘。有年新稻上场，会计生病了，我自告奋勇要求替班，由此成了小青年羡慕的“白领”。插队七年，我和算盘不离不弃，最爱唱的歌就是《我的算盘好伙计》。
　　儿子小时候，珠算已不是主课，儿子学习的积极性不高，他只把算盘当成玩具，一点也不珍惜。我父亲一边感叹珠算的失传，一边把算盘收藏起来。
　　现在，我经历着父亲的过往，我最大的成就是：五岁的孙儿已经会背加法口诀，能从一加到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