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二月下旬，收到历史博物馆送来《郑孝胥日记》样书，厚厚五大本。书上署有我的名字，说是它的“整理者”。我感到点儿不安。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根据手稿过录了一份副本，加上标点；并无搜辑排比之劳，也不化斟酌增损的心机。作者是有名的书法家，全稿以略带隶意的行楷写成，辨识不难；而且原已装订成册，极是整齐——其中好多册的封底左下角还留有小字题记云：某年月日，男垂装订。(垂，孝胥长子，在日记内唤作“大七”的便是他。)
　　做这项工作，于我是生平头一次尝试，毫厘无差合着一句老话：“六十岁学跌打。”在此以前，我的经历颇像查尔斯·兰姆笔下那位“故伊利亚君”。据《随笔选》中所载此君“行述”，兰姆写道：“我想，东印度公司出口部的先生们或者不至见怪，如果我感谢他们欣然帮我取出他的几件手稿，他们非常热心地向我指出他曾经坐过四十年的办公桌，还让我看那些笨重的大帐簿，在那里边他用非常工整的字体密密地写满了数字——按说，跟他那印成铅字的稀稀落落几篇文章比起来，这些才是他真正的‘全集’。”(据刘炳善先生译文)
　　我从商业职校出身，初中三年修的普通商科，高中三年则是银行专科。毕业后考入中国银行当一名练习生，正是咸菜白粥，门当户对。与伊里亚君稍稍不同的是，因为遭逢战乱，累有播迁，虽则在帐本子的行格中密密麻麻填写数字的生涯只比他短少两年，但是我的“全集”却散落四方，不归东印度公司独家庋藏。直到一九七五年，咸宁五七干校结束，革命的部长于会咏不收“四旧”的朽木粪土，幸赖老文化部还有个“留守组”，我就由这里管饭待业。冷不防竟有历史博物馆来搜罗废残，说让我去整理馆藏文献，这才叫一跤跌入青云，我的职业生涯随之回黄转绿。在馆总共十四年，这部《郑孝胥日记》便是最后的际遇。说是“最后”，因为我的“行述”里“福寿全归”的卒章，即辍笔于整理的全稿缴卷之日。
　　现在书印出来了，伴随着欣慰而来的是戒慎恐惧之心。“尝试成功自古无”，留在书中的疵累不知多少！五十余年日记中的笔误能够都不从我的眼底滑走吗？我过录时的错漏在反复校阅后一一救正了吗？排制中的差忒在我看最后的清样时全部抉剔了吗？我的略同于伊利亚的三十八年经历，本当训练出耐心和精细的职业性格，可惜接棒稍迟，虽有志晚学，而自伤心力不逮。在整理过程中，经常碰到一连串陌生的别字小名，把笔沉吟，不知如何点开。我写过一篇《人名是个难题》(曾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后收《情趣·知识·襟怀》)，叫苦不迭；其实，难处岂仅止于人名乎？收到样书后，极欲凝神壹志，认真重看一遍，只是“世短意常多”，日月每于泛览流观中忽忽消磨，因循至再，深负几位前辈长者的鼓励和期许。
　　有一位李稚甫先生，是兴化李审言先生的哲嗣，高龄已经八十有四。他见到五月号《读书》，闻我有“整理海藏日记二百万言”一事，不避素昧，倾盖相语，赐函略谓：在一九二一至二三年间，审言先生客上海楚园课刘氏子侄，并为刘聚卿校刻书籍，稚甫先生时年十二，有长者来，辄侍坐侧。海藏曾书赠小联，以其喜爱陶诗，故集陶句云：“少无适俗韵，生有高世名。”稚甫先生编校的《李审言文集》已经出版，手边犹存劫馀的交游书札等尚须整理，因嘱于复阅海藏日记时，摘钞“有关先君事迹见惠”。我于是乘风扯帆，着手翻检第四册中那段时间的记载，这一来，有分教——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九日：“晨，过仁先，与询先、识先、周君适、君简、仁先次子共饭于同兴楼。”(页1889)按书中此段所有小字夹注，“适”字下为“仁先之婿”四字，乃误以小字排印“适”字，失校。致夹注多出一字，遂令“周君”化作女郎。如将标点稍加改变：“……与询先、识先，周君适、君简，仁先次子，共饭于同兴楼。”文义或能较为明析。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赴商务馆董事会，岑尧阶来。”(页1907)岑尧阶是否商务馆本届董事，我未曾查考；但董事有若干人，缘何独记“岑尧阶来”？故按文义绎，此处所记应是互不干涉的两事：郑往赴会；岑来访旧。中间当用句号圈断；今作逗号，非。
　　一九二三年八月四日：“过王聘三，借汉阳高守谦所著《证学》及《达可斋文集》。”(页1958)同月十二日续记：“阅……傅守谦《证学》、《达可斋文集》。”(页1957)两日所记，前“高”后“傅”，自有一误。查《贩书偶记》，卷十八别集类有“达可斋文初集八卷，附证学十卷”，下注“汉阳傅守谦撰，民国己未刊”。则是郑氏四日日记原文作“高”者误，“高”下应补入校文：“〔傅〕”。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赴刘崧生雅扶之约。”(页1980)“崧生”下失标顿号，误合两人为一人。此两人已先见于同月十二日日记：“诣庵晚饭，晤梅生、刘崧生、健庵、雅扶、陶庵。”(页1978)但十二日日记虽足证二十四日标点有误，而二十四日日记又反过来可引起对十二日日记标点的怀疑：此日文中“崧生”“雅扶”之下两个顿号是否均应删去？十二日赴崧生、雅扶二人的邀约，插在中间的健庵却不见。郑氏日记书写姓名盖有惯例，于往还较少或新交，多具记姓名别字；同时叙及两三人而独首一人冠姓者，后列者每为同姓且多系昆季等戚属。此疑犹待查考刘崧生、刘雅扶两人略历解决。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五日：“庵、贻书、立村、君庸来。稚辛、小七陪至致美斋午饭。”(页1994)按此日为阴历三月十二日，孝胥生辰。庵诸人盖来祝寿，由其弟、子陪宴于酒家；并非陪孝胥往饭。孝胥避寿，此日日记已先云“以目疾未出”。故“来”下的句号误，应为逗号。
　　这里不能备列勘误，只是举例窥豹，荒疏已可概见。近读《新文学史料》连载的叶圣陶先生一九七六年日记，其中九月十三日有一节说：“前数日冯其庸交来其处所排《红楼梦》新校本之校样十回(自廿一回至三十回)，意欲先由余父子看其所校妥否，然后还印刷所改正。至善先看之，提出标点符号之须改动者颇多，然后交余看之。余今日共看六回。标点实非易易，点前人之书尤难。”圣陶先生看了至善先生所提意见，大概觉得很有可探讨之处，甚或有些地方在再三斟酌之馀时还难以委决吧？他说的“标点实非易易”云云，这中间透露着临事而惧前辈老成的敬业精神，回顾我所做的工作，实在不胜惭惶。
　　一九九四年九月
　　(《郑孝胥日记》全五册，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十月版，定价9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