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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跟随Tel Quel杂志社的罗兰·巴尔特、菲利普·索莱尔斯、马尔塞林·普雷奈一同来到中国，他们是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之后，第一批应邀到中国访学的西方知识分子代表团。访学结束之后，克里斯蒂娃同年完成了DesChinoises的创作，并由法国妇女出版社（DesFemmes）出版。1977年，阿妮塔·贝罗斯（AnitaBarrows）完成了英译本的翻译，书名为AboutChinese women，并由MarionBoyarsPublishers出版。2010年，DesChinoises在中国出版，书名为《中国妇女》。
《中国妇女》延用了克里斯蒂娃对拉康“符号态”和“象征态”概念的改造，“符号态”与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母性法则相联系，“象征态”则意味着主体已经进入父系法则的相关阶段，并且受到象征秩序的压制。对于拉康来说，否定与母体的原初关系，是进入象征秩序的可能。对于克里斯蒂娃来说，原初的母亲身体所承载的文化，在代表象征秩序的文化之前，潜藏干扰和置换父系法律的可能。她对中国语言的“音调传统”不吝赞扬，试图暗示这是汉语自身保留前恋母情结、前句法和前象征的记录。但是正如同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所说的：“克里斯蒂娃将母性身体描述为承载了一套先于文化本身的意义，她这样做不啻维护了文化是一种父权结构的观点，而把母性在本质上划归为一种前文化的事实。她对母性身体的自然主义描述事实上物化了母亲身份，排除了对它的文化建构性和可变性进行分析的可能。”如果我们把朱迪斯·巴特勒的批评理论运用在《中国妇女》之中，就会发现，那种对语言和性别中母性秩序的大加赞扬，实际上反倒把中国妇女定位在一种前历史化的语境之中，将她们排除在现代文明之外。
与此同时，克里斯蒂娃在书中对中国妇女地位的理想化叙述，使后者远离了她们真正赖以生存的那片土地。从后殖民主义的批评视角出发，斯皮瓦克在《一个国际框架中的法国女权主义》（犉狉犲狀犮犺犳犲犿犻狀犻狊犿犻狀犪狀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犳狉犪犿犲）一文中，对犃犫狅狌狋犆犺犻狀犲狊犲狑狅犿犲狀做出了批判。斯皮瓦克指出：在克里斯蒂娃的文本中，中国妇女等待的是法国女权主义者的演说，处在被观察地位的中国妇女的沉默与处在观察地位的女权主义者的话语霸权之间存在严重的鸿沟。斯皮瓦克在InOtherWorlds中质疑道：“这些第一世界的女权主义者的‘认识论暴力’，这种暴力使她们自己成为权威性的认识主体，而中国妇女则成为了被动的、被剥脱了话语权的认识对象。”她认为，在第一世界的女权主义者眼中，第三世界的妇女是反应第一世界中心的“他者”。
如果仅仅把《中国妇女》放入“东方学”式的语境中探讨，就忽略了《中国妇女》成书的复杂性，借用车槿山教授在《法国“如实派”（即TelQuel的意思）对中国的理想化误读》中的观点，“他们（即Tel Quel的成员）不是把中国当做猎奇的对象，也不是当做认识的对象，而是当做学习的对象”。TelQuel杂志社作为第一批受到中国官方邀请来华的西方知识分子团体，在出发之前，就已经将革命理想主义的想象寄托于中国。恰当地说，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应该被成为“想象的中国”。
对于克里斯蒂娃来说，中国给她的想象不仅仅于此。1968年毛泽东发出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豪迈口号，无疑给这位女权主义者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妇女能彻底自由化的美好希望。跟随杂志社来访的中国克里斯蒂娃，并不是单纯的游玩，她带着“妇女”（desfemmes）出版社的稿约而来。这个出版社是由首批法国女权主义团体建立起来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陶丽·莫伊（TorilMoi）在《法国女权主义概论概述》中，描述了1968年后法国女权主义的情况：“首批法国女权主义团体正是在这种政治化的知识气候（五月风暴激起的高昂的民主政治乐观情绪）中形成的。这种气候笼上了诸多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主义的色彩”。文中还说道：“在这些首批团体中，有一个选择了‘心理分析与政治’的名称来称呼自己。后来，当女权主义达到一个较为先进的阶段时，这个团体在建立起那家知名度很高的‘妇女’（desfemmes）出版社的同时，又重新命名为‘政治与心理分析’”。“妇女”出版社或许有一定的出版预设，但是它的理论关注点，正与《中国妇女》中的理论运用相契合。
罗兰·巴尔特（RolandBarthes）在《中国行日记》（犆犪狉狀犲狋狊犱狌犞狅狔犪犵犲犲狀犆犺犻狀犲）中详细地叙述了TelQuel杂志来华期间的情况，他们的一切参观交流行程都已经被提前安排妥当。旅行团的所见所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无论是《中国行日记》还是《中国妇女》，都可被看做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法国知识分子的“想象中国”和真正的中国社会现实相互拉扯形成的结果。当然，克里斯蒂娃对中国作出的有限的观察和思考，已经是在“冷战”氛围之下十分复杂的产物。但是，《中国妇女》的成书目的，最终并不在于指导中国大地上的女性主义运动，而是在于丰富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在于丰富结构主义理论的研究。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妇女形象的建构，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一次尝试，这种尝试值得关注。只是，她并没有和中国妇女进行一次成功的对话，这种理想他者的镜像，由于缺乏现实指向性，最终破碎。对克里斯蒂娃来说，“美好中国”之旅也成了反思中国之旅。同时，《中国妇女》也显示出欧洲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妇女生活实践中的匮乏，它提示着在中国语境下选择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进行批判所需要的清醒和冷静。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昕亭）
《中国妇女》延用了克里斯蒂娃对拉康“符号态”和“象征态”概念的改造，“符号态”与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母性法则相联系，“象征态”则意味着主体已经进入父系法则的相关阶段，并且受到象征秩序的压制。对于拉康来说，否定与母体的原初关系，是进入象征秩序的可能。对于克里斯蒂娃来说，原初的母亲身体所承载的文化，在代表象征秩序的文化之前，潜藏干扰和置换父系法律的可能。她对中国语言的“音调传统”不吝赞扬，试图暗示这是汉语自身保留前恋母情结、前句法和前象征的记录。但是正如同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所说的：“克里斯蒂娃将母性身体描述为承载了一套先于文化本身的意义，她这样做不啻维护了文化是一种父权结构的观点，而把母性在本质上划归为一种前文化的事实。她对母性身体的自然主义描述事实上物化了母亲身份，排除了对它的文化建构性和可变性进行分析的可能。”如果我们把朱迪斯·巴特勒的批评理论运用在《中国妇女》之中，就会发现，那种对语言和性别中母性秩序的大加赞扬，实际上反倒把中国妇女定位在一种前历史化的语境之中，将她们排除在现代文明之外。
与此同时，克里斯蒂娃在书中对中国妇女地位的理想化叙述，使后者远离了她们真正赖以生存的那片土地。从后殖民主义的批评视角出发，斯皮瓦克在《一个国际框架中的法国女权主义》（犉狉犲狀犮犺犳犲犿犻狀犻狊犿犻狀犪狀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犳狉犪犿犲）一文中，对犃犫狅狌狋犆犺犻狀犲狊犲狑狅犿犲狀做出了批判。斯皮瓦克指出：在克里斯蒂娃的文本中，中国妇女等待的是法国女权主义者的演说，处在被观察地位的中国妇女的沉默与处在观察地位的女权主义者的话语霸权之间存在严重的鸿沟。斯皮瓦克在InOtherWorlds中质疑道：“这些第一世界的女权主义者的‘认识论暴力’，这种暴力使她们自己成为权威性的认识主体，而中国妇女则成为了被动的、被剥脱了话语权的认识对象。”她认为，在第一世界的女权主义者眼中，第三世界的妇女是反应第一世界中心的“他者”。
如果仅仅把《中国妇女》放入“东方学”式的语境中探讨，就忽略了《中国妇女》成书的复杂性，借用车槿山教授在《法国“如实派”（即TelQuel的意思）对中国的理想化误读》中的观点，“他们（即Tel Quel的成员）不是把中国当做猎奇的对象，也不是当做认识的对象，而是当做学习的对象”。TelQuel杂志社作为第一批受到中国官方邀请来华的西方知识分子团体，在出发之前，就已经将革命理想主义的想象寄托于中国。恰当地说，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应该被成为“想象的中国”。
对于克里斯蒂娃来说，中国给她的想象不仅仅于此。1968年毛泽东发出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豪迈口号，无疑给这位女权主义者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妇女能彻底自由化的美好希望。跟随杂志社来访的中国克里斯蒂娃，并不是单纯的游玩，她带着“妇女”（desfemmes）出版社的稿约而来。这个出版社是由首批法国女权主义团体建立起来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陶丽·莫伊（TorilMoi）在《法国女权主义概论概述》中，描述了1968年后法国女权主义的情况：“首批法国女权主义团体正是在这种政治化的知识气候（五月风暴激起的高昂的民主政治乐观情绪）中形成的。这种气候笼上了诸多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主义的色彩”。文中还说道：“在这些首批团体中，有一个选择了‘心理分析与政治’的名称来称呼自己。后来，当女权主义达到一个较为先进的阶段时，这个团体在建立起那家知名度很高的‘妇女’（desfemmes）出版社的同时，又重新命名为‘政治与心理分析’”。“妇女”出版社或许有一定的出版预设，但是它的理论关注点，正与《中国妇女》中的理论运用相契合。
罗兰·巴尔特（RolandBarthes）在《中国行日记》（犆犪狉狀犲狋狊犱狌犞狅狔犪犵犲犲狀犆犺犻狀犲）中详细地叙述了TelQuel杂志来华期间的情况，他们的一切参观交流行程都已经被提前安排妥当。旅行团的所见所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无论是《中国行日记》还是《中国妇女》，都可被看做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法国知识分子的“想象中国”和真正的中国社会现实相互拉扯形成的结果。当然，克里斯蒂娃对中国作出的有限的观察和思考，已经是在“冷战”氛围之下十分复杂的产物。但是，《中国妇女》的成书目的，最终并不在于指导中国大地上的女性主义运动，而是在于丰富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在于丰富结构主义理论的研究。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妇女形象的建构，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一次尝试，这种尝试值得关注。只是，她并没有和中国妇女进行一次成功的对话，这种理想他者的镜像，由于缺乏现实指向性，最终破碎。对克里斯蒂娃来说，“美好中国”之旅也成了反思中国之旅。同时，《中国妇女》也显示出欧洲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妇女生活实践中的匮乏，它提示着在中国语境下选择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进行批判所需要的清醒和冷静。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昕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