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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反转新闻作为新媒体时代出现在舆论空间中的新现象，梳理其产生的原因、互动的形式与机制，需要运用舆论的生命周期理论模型进行阐释解读。通过话语交往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其背后包含的话语策略，其中涉及话语建构参与者之间的博弈、情绪与理性的双重拷问、媒介素养与社会秩序的约束。在此基础上结合现实情况，以期明确其中利弊，从而重构有益的舆论环境，借此弥补海量信息拥堵带来的传播意义的缺失。
【关键词】自我建构；话语表达；媒介偏向
当今社会网络化程度不断提高，网络影响范围日益扩大，社会新闻事件逐渐成为网络媒介关注的重点，媒体与公众在网络中展开互动博弈，上演着一场场观点交锋的盛宴。对此，国内外学者多有研究。
国外理论研究多集中在舆论场、话语建构方面的阐述，理论框架比较成熟。国内学者在研究内容上，侧重于进行案例研究和综合性研究。但是，国内学者对于网络事件本身的研究则较少涉及，缺少对于网络事件主体感受和认知的体现以及对话内容的策略分析。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以“天津爆炸事故中女子骗捐事件”为例进行分析，采用“舆论生命周期理论”进行阐释。针对舆论背后的社会思潮进行分析，试图研究其形成的动因、互动形式、主体动力、表达的深层次动机等因素。
一、话语互动：话语建构参与者之间的博弈
网络事件虽然在线上发生发展，但线下的积极互动仍然必不可少，二者的差别在于群体活动的表现不同。现实生活中的普通大众，有时扮演热点事件发布者的角色，在社交媒体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意愿。在此阶段，舆论处于出现时期。
（一）网络事件主体的话语表达
网络社交媒体准入门槛低，参与者人数多，传播效果明显且低风险。此外，微博的匿名性、开放性、及时性的特点，使事件当事人大多选择在微博发布消息表达诉求。种种原因推动了反转新闻的出现。反转新闻是指在事件报道初期舆论集中谴责一方，随着事件真相的揭露，剧情发生反转，舆论的矛头也随之转向，展现出情节的戏剧化和大众态度的逆转。
在信息刺激强度和注意力资源有限的背景下，网络事件主体为使所发布的信息获取更高的关注度，会有意识地采用特殊的叙事策略。对立性的标题、大量煽情的语句和内容的运用、戏剧化与冲突化情节的穿插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事件热度和关注度的上升。
在天津爆炸事故发生期间，广西一女子在微博上发布信息，谎称父亲在爆炸事故中不幸去世，引发大量网友通过微博“打赏”功能共捐款九万多元。在其第一条微博里描述其父亲发生爆炸时还在上班，打电话却联系不到他，着力突出自己一个人在家害怕、担忧的心情。在随后的两条微博中，她运用同样的叙事策略进行话语书写。随着事件关注度的提升，在一片同情悲悯之后，有网友开始质疑其真实性。经过调查发现，该女子的父母仍然健在且并未去过事故现场。最后，由于情节的严重性，该女子以涉嫌诈骗罪被批捕。真相一经揭露，就造成了比较恶劣的影响，众多网友直呼受到了欺骗。
综观事件主体的话语表达，她虚构了一个受害者家属的身份，通过煽情化的语言和悲情化的情节建构灾难事故的悲惨情境，刺激大众的情感共鸣，引发网民的同情与悲悯心理，进而把网民抽象的心理支持转变为实际的金钱捐助行为。由此可见，社交网络的匿名性，让用户摆脱了身份束缚的同时也降低了社会责任感，使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易于实现。
（二）网友和意见领袖的共同助力
微博作为公众意见表达的平台，成为社会公众情绪宣泄的重要出口。作为舆论传播的参与者，众多的网友在舆论浪潮中推波助澜。出于内在心理机制的运作，网民对于与自身关联程度较高的社会事件，尤其是涉及弱势群体、公众利益、群体情绪的事件参与感或卷入感较强。其中，微博大V作为意见领袖，他们享有更多的话语表达权与意见影响力，其转发、评论能够直接推动舆论的发展。
著名作家张嘉佳作为微博大V拥有众多粉丝，在该女子的微博引起关注不久，就通过转发微博并用“打赏”的方式给予捐助，此举间接扩大了该事件的关注度和可信度，使得众多网友把对他本人的信任转嫁到对此事真实性的信任上，纷纷慷慨解囊。
在该事件的真实性引发质疑之后，张嘉佳发布微博称委托朋友正在查证，借此回应众多网友的质疑，并缓解网民受骗后的激动情绪。在调查核实之后，张嘉佳发表了长微博，解释事件经过，表达自己的歉意，意在消除该事件引发的负面影响。
（三）媒体跟进报道
当舆论处于整合期，社会道德和法律法规会给事件的当事人和相关群体施加压力，在此过程中媒体扮演着舆论管理者和引导者的角色。
在该女子被批捕之后，主要网络媒体门户网站如搜狐、网易、新浪、腾讯等都对整个事件进行梳理，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也及时跟进报道，舆论焦点从最初的“灾难无情人有情”式同情到“欺骗、消费大众善心受严惩”式批判，反映社会惩恶扬善的主流是非观念，通过主动地议程设置来缓解网民的激愤心理。
经过前期舆论的出现、存活到整合，经过不同的话语互动，网民的意见及情绪得到了疏导。随着时间的推移，媒体对于事实真相的揭露报道促使舆论声势逐渐降低，直至舆论走向消散期。总而言之，媒体“应当从当前的引导网络舆论的自发性行为上升到自觉性行为层面，积极发挥专业组织的优势，以网络权威专业信源的角色来强化网络议程设置功效，引导网络舆论健康发展。”[1]
二、对话管理：媒介素养与社会秩序的约束
公民的正当利益诉求应当被重视，但是在主体多元化的网络微博平台，多方观点的碰撞、或褒或贬意见的交杂十分常见。因此，需要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与协调，缓解当前信息拥堵与冗余引发的焦虑感。
（一）媒介素养影响舆论走向
信息的碎片化传播以及多元传播无疑加大了媒体对于事件真实性、客观性的核查难度与人力成本，“新媒体筑构起了一个开放快捷的舆论空间，促使海量的意见表达蜂拥而至，但表达质量良莠不齐，有见地的和无意义的个人意见掺杂在一起，反而不利于形成有序、有效的意见表达，更达不到推动实践妥善解决的目的。”[2]意见表述作为一种社会动作具有建构性，良好的媒介素养通过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来推动舆论走向正轨。 对于面向大众的媒体来说，发挥好“把关人”的作用至关重要。为发挥媒体反映舆情的作用，媒体应该加强媒介素养，凭借公众赋予的监督权倒逼真相，而不是“公器私用”谋求私利，以客观、公正的新闻理念引导舆论，消除不良舆论对社会的影响。
媒介素养体现为相对理性的态度，面对网络事件做到不主观、不臆断，有助于消除流言传播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另外，网民身份与背景的差异化使他们从不同视角、不同方面对原始信息进行补充和修改成为可能，避免了传统单一的意见声音，这种主体多元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信息传播的自我净化以及自我修正。
此外，媒介素养包含求证意识。从自身来看，这意味着网民在最初接触信息的时候应怀有质疑态度，凭借媒介素养对于模糊信息待真相发掘之后再做评判。从外部条件来看，不同意见公开对话、交流空间的建立、信息发布和言论表述的规范化，极大的促进了对网民媒介素养的培养。
（二）舆论秩序的重建
网络社会使信息的公开透明得到加强的同时，匿名性也引发了信息生产、发布和内容解读的复杂性。网络群体在舆论传播过程中各自为营，因为意见相左，容易激发情绪对立，使舆论秩序产生混乱与动荡。
从媒介接触的层面来看，对底层大众的身份认同的书写很容易转化成为一种新型的认同逻辑，“在网络时代，社会大众越来越热衷于给人或事贴上标签，特别是对那些意图借助网络扩大某事件影响力的议题发布者们，更是把标签化作为常用的修辞策略手段。”[3]而标签化本身就具有两面性，它在以自身的直观性和生动形象的特点推动事件传播的同时，也因为片面化、主观化丢失了信息应具有的全面性和客观性，限制了事件传播的深度与广度。
社会秩序的混乱是引发网络舆论无序的主要原因，其主要体现在冲突对立、阶层分化等，这制造了网络时代的舆论传播景观，值得我们进行深层次的解读。“面对突发事件，公众在经济基础的多样化发展、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多元化的环境中，基于自己利益的诉求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表达了多种多样的舆论，这有助于平等的实现。但面对突发事件的不可预知性，网络舆论的多元化和平等性若得不到理性引导，将增加公众获取真实有效信息的难度，还可能导致谣言的肆意传播，误导公众，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4]
众多反转新闻事件当中，受害者多以“弱势群体”的形象出现，而类似事件的相继发生强化了民众的刻板印象，推动网民的情绪化意见迸发。在这种现象背后，隐含着社会结构性转变所带来的道德震动，解决舆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可以从根本上减少民愤，从而推动建立公平、正义、文明、和谐的社会秩序，为良好的舆论秩序奠定基础。
注释：
[1]范明献.传统媒体对网络事件传播的舆论引导——基于议程设置理论的分析[J].当代传播，2010（2）：55.
[2]陶鹏.新媒体语境下的网络舆论：异化、冲突与引导[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4（2）：88-89.
[3]刘艳婧.网络舆论热点议题的信息架构分析[J].现代传播，2013（12）：45.
[4]严利华、高英波.从个案激情、话语互动到公共理性——基于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舆论分析[J].当代传播，2015（1）：46.
【关键词】自我建构；话语表达；媒介偏向
当今社会网络化程度不断提高，网络影响范围日益扩大，社会新闻事件逐渐成为网络媒介关注的重点，媒体与公众在网络中展开互动博弈，上演着一场场观点交锋的盛宴。对此，国内外学者多有研究。
国外理论研究多集中在舆论场、话语建构方面的阐述，理论框架比较成熟。国内学者在研究内容上，侧重于进行案例研究和综合性研究。但是，国内学者对于网络事件本身的研究则较少涉及，缺少对于网络事件主体感受和认知的体现以及对话内容的策略分析。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以“天津爆炸事故中女子骗捐事件”为例进行分析，采用“舆论生命周期理论”进行阐释。针对舆论背后的社会思潮进行分析，试图研究其形成的动因、互动形式、主体动力、表达的深层次动机等因素。
一、话语互动：话语建构参与者之间的博弈
网络事件虽然在线上发生发展，但线下的积极互动仍然必不可少，二者的差别在于群体活动的表现不同。现实生活中的普通大众，有时扮演热点事件发布者的角色，在社交媒体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意愿。在此阶段，舆论处于出现时期。
（一）网络事件主体的话语表达
网络社交媒体准入门槛低，参与者人数多，传播效果明显且低风险。此外，微博的匿名性、开放性、及时性的特点，使事件当事人大多选择在微博发布消息表达诉求。种种原因推动了反转新闻的出现。反转新闻是指在事件报道初期舆论集中谴责一方，随着事件真相的揭露，剧情发生反转，舆论的矛头也随之转向，展现出情节的戏剧化和大众态度的逆转。
在信息刺激强度和注意力资源有限的背景下，网络事件主体为使所发布的信息获取更高的关注度，会有意识地采用特殊的叙事策略。对立性的标题、大量煽情的语句和内容的运用、戏剧化与冲突化情节的穿插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事件热度和关注度的上升。
在天津爆炸事故发生期间，广西一女子在微博上发布信息，谎称父亲在爆炸事故中不幸去世，引发大量网友通过微博“打赏”功能共捐款九万多元。在其第一条微博里描述其父亲发生爆炸时还在上班，打电话却联系不到他，着力突出自己一个人在家害怕、担忧的心情。在随后的两条微博中，她运用同样的叙事策略进行话语书写。随着事件关注度的提升，在一片同情悲悯之后，有网友开始质疑其真实性。经过调查发现，该女子的父母仍然健在且并未去过事故现场。最后，由于情节的严重性，该女子以涉嫌诈骗罪被批捕。真相一经揭露，就造成了比较恶劣的影响，众多网友直呼受到了欺骗。
综观事件主体的话语表达，她虚构了一个受害者家属的身份，通过煽情化的语言和悲情化的情节建构灾难事故的悲惨情境，刺激大众的情感共鸣，引发网民的同情与悲悯心理，进而把网民抽象的心理支持转变为实际的金钱捐助行为。由此可见，社交网络的匿名性，让用户摆脱了身份束缚的同时也降低了社会责任感，使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易于实现。
（二）网友和意见领袖的共同助力
微博作为公众意见表达的平台，成为社会公众情绪宣泄的重要出口。作为舆论传播的参与者，众多的网友在舆论浪潮中推波助澜。出于内在心理机制的运作，网民对于与自身关联程度较高的社会事件，尤其是涉及弱势群体、公众利益、群体情绪的事件参与感或卷入感较强。其中，微博大V作为意见领袖，他们享有更多的话语表达权与意见影响力，其转发、评论能够直接推动舆论的发展。
著名作家张嘉佳作为微博大V拥有众多粉丝，在该女子的微博引起关注不久，就通过转发微博并用“打赏”的方式给予捐助，此举间接扩大了该事件的关注度和可信度，使得众多网友把对他本人的信任转嫁到对此事真实性的信任上，纷纷慷慨解囊。
在该事件的真实性引发质疑之后，张嘉佳发布微博称委托朋友正在查证，借此回应众多网友的质疑，并缓解网民受骗后的激动情绪。在调查核实之后，张嘉佳发表了长微博，解释事件经过，表达自己的歉意，意在消除该事件引发的负面影响。
（三）媒体跟进报道
当舆论处于整合期，社会道德和法律法规会给事件的当事人和相关群体施加压力，在此过程中媒体扮演着舆论管理者和引导者的角色。
在该女子被批捕之后，主要网络媒体门户网站如搜狐、网易、新浪、腾讯等都对整个事件进行梳理，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也及时跟进报道，舆论焦点从最初的“灾难无情人有情”式同情到“欺骗、消费大众善心受严惩”式批判，反映社会惩恶扬善的主流是非观念，通过主动地议程设置来缓解网民的激愤心理。
经过前期舆论的出现、存活到整合，经过不同的话语互动，网民的意见及情绪得到了疏导。随着时间的推移，媒体对于事实真相的揭露报道促使舆论声势逐渐降低，直至舆论走向消散期。总而言之，媒体“应当从当前的引导网络舆论的自发性行为上升到自觉性行为层面，积极发挥专业组织的优势，以网络权威专业信源的角色来强化网络议程设置功效，引导网络舆论健康发展。”[1]
二、对话管理：媒介素养与社会秩序的约束
公民的正当利益诉求应当被重视，但是在主体多元化的网络微博平台，多方观点的碰撞、或褒或贬意见的交杂十分常见。因此，需要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与协调，缓解当前信息拥堵与冗余引发的焦虑感。
（一）媒介素养影响舆论走向
信息的碎片化传播以及多元传播无疑加大了媒体对于事件真实性、客观性的核查难度与人力成本，“新媒体筑构起了一个开放快捷的舆论空间，促使海量的意见表达蜂拥而至，但表达质量良莠不齐，有见地的和无意义的个人意见掺杂在一起，反而不利于形成有序、有效的意见表达，更达不到推动实践妥善解决的目的。”[2]意见表述作为一种社会动作具有建构性，良好的媒介素养通过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来推动舆论走向正轨。 对于面向大众的媒体来说，发挥好“把关人”的作用至关重要。为发挥媒体反映舆情的作用，媒体应该加强媒介素养，凭借公众赋予的监督权倒逼真相，而不是“公器私用”谋求私利，以客观、公正的新闻理念引导舆论，消除不良舆论对社会的影响。
媒介素养体现为相对理性的态度，面对网络事件做到不主观、不臆断，有助于消除流言传播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另外，网民身份与背景的差异化使他们从不同视角、不同方面对原始信息进行补充和修改成为可能，避免了传统单一的意见声音，这种主体多元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信息传播的自我净化以及自我修正。
此外，媒介素养包含求证意识。从自身来看，这意味着网民在最初接触信息的时候应怀有质疑态度，凭借媒介素养对于模糊信息待真相发掘之后再做评判。从外部条件来看，不同意见公开对话、交流空间的建立、信息发布和言论表述的规范化，极大的促进了对网民媒介素养的培养。
（二）舆论秩序的重建
网络社会使信息的公开透明得到加强的同时，匿名性也引发了信息生产、发布和内容解读的复杂性。网络群体在舆论传播过程中各自为营，因为意见相左，容易激发情绪对立，使舆论秩序产生混乱与动荡。
从媒介接触的层面来看，对底层大众的身份认同的书写很容易转化成为一种新型的认同逻辑，“在网络时代，社会大众越来越热衷于给人或事贴上标签，特别是对那些意图借助网络扩大某事件影响力的议题发布者们，更是把标签化作为常用的修辞策略手段。”[3]而标签化本身就具有两面性，它在以自身的直观性和生动形象的特点推动事件传播的同时，也因为片面化、主观化丢失了信息应具有的全面性和客观性，限制了事件传播的深度与广度。
社会秩序的混乱是引发网络舆论无序的主要原因，其主要体现在冲突对立、阶层分化等，这制造了网络时代的舆论传播景观，值得我们进行深层次的解读。“面对突发事件，公众在经济基础的多样化发展、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多元化的环境中，基于自己利益的诉求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表达了多种多样的舆论，这有助于平等的实现。但面对突发事件的不可预知性，网络舆论的多元化和平等性若得不到理性引导，将增加公众获取真实有效信息的难度，还可能导致谣言的肆意传播，误导公众，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4]
众多反转新闻事件当中，受害者多以“弱势群体”的形象出现，而类似事件的相继发生强化了民众的刻板印象，推动网民的情绪化意见迸发。在这种现象背后，隐含着社会结构性转变所带来的道德震动，解决舆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可以从根本上减少民愤，从而推动建立公平、正义、文明、和谐的社会秩序，为良好的舆论秩序奠定基础。
注释：
[1]范明献.传统媒体对网络事件传播的舆论引导——基于议程设置理论的分析[J].当代传播，2010（2）：55.
[2]陶鹏.新媒体语境下的网络舆论：异化、冲突与引导[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4（2）：88-89.
[3]刘艳婧.网络舆论热点议题的信息架构分析[J].现代传播，2013（12）：45.
[4]严利华、高英波.从个案激情、话语互动到公共理性——基于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舆论分析[J].当代传播，2015（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