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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被誉为中国邮政“马班邮路”忠诚信使的王顺友因病逝世,享年56岁。从业邮政20年,一人一马,他一共跋涉26万公里,从未丢失过一个邮件、一份报刊,用一辈子诠释了一名邮递员的操守。
操,把持也;守,守身也。人生有穷达,但中国人早早在人生观、荣辱观中深植了“操守”这一概念。古人言操守,谓孝悌、忠信、智勇、禮义、廉耻。时至今日,操守贯穿于政治、职业、学术等不同维度,成为丈量一个人的标尺。
政坛多变,官场叵测。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坚守政治操守,都化作慷慨的悲歌。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提到“为颜常山舌”的典故。安禄山叛乱时,常山太守颜杲卿据守,粮绝箭尽,城破被俘。被押见安禄山时,他瞋目大骂,“贼钩断其舌”却仍不屈服,最后“含胡而死”。从此,人们就常以“颜常山舌”或“常山舌”为宁死不屈的典范。
同样是在“猛人”辈出的唐代,名将段秀实尤其以正直不阿、精忠报国的操守而被人世代传颂。在怛罗斯之战中,面对数倍于己的大食军队,许多将领都心态崩盘,选择投降和逃命。只有段秀实站出来斥责道:“惮敌而奔,非勇也;免己陷众,非仁也;军败而求免,非丈夫也!”在他的激励下,唐军杀出一条血路,避免全军覆没。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建中四年(783年),长安被叛臣朱泚占据。朱泚认为段秀实与自己都被朝廷亏待过,便传召段秀实,劝其为自己效力。被段秀实严词拒绝后,朱泚派人劫持他,段秀实虚与委蛇。不久,朱泚商议称帝事宜,段秀实突然站起夺去旁人的象牙朝笏,击打并呵斥唾骂朱泚。朱泚匍匐逃走,段秀实最终被朱泚党羽杀害。
后来,柳宗元贬居永州时,写下《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对于段秀实以朝笏击人之举,柳宗元认为这恰恰是其为人刚直,“遇不可,必达其志”。
在历史上,视操守超越生命,甘愿以死明志的人物还有很多。1907年7月15日,巾帼英雄秋瑾在浙江绍兴英勇就义,时年32岁。出生于世宦人家,秋瑾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却不甘于做深闺中的小女人,要做英雄豪杰式的人物,并常以花木兰、秦良玉自比,称“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
“秋风秋雨愁煞人。”就义前,秋瑾义无反顾,只留这一句再无他言。孙中山为她撰写楹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
“后生可畏,青出于蓝胜于蓝,中国大有希望。”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过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他被国民党军警逮捕时年仅29岁。1927年7月4日晚,刑场上,刽子手喝令已体无完肤的陈延年跪下受刑。他却岿然不动回应道:“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最终,他被执刑士兵用暴力按下,以乱刀残忍杀害。陈延年死后不到一年,其弟乔年也被捕就义。两兄弟始终保持着对革命事业的信仰和忠诚,“长兄慷慨油汤赴,大弟从容烈火蹈。”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困顿的境遇往往才是考验个人操守的试金石。中国传统文化中早早便形成了对高洁贫士的审美。
“鲍焦一世披草眠,颜回廿九鬓毛斑。”周朝时期的隐士鲍焦与介子推齐名,他坚持操守,耻居浊世,不满时政而遁入山林,不向天子称臣,不与诸侯交友,每天自己打柴,捡拾橡实充饥。
孔子的学生子贡曾讥笑他说,看不惯这世道的人,就不该从社会中获取利益;诋毁君主的人,就不该站在人家的国土之上。鲍焦答说:“我听说廉士重进轻退,贤人易愧而轻死,我今天就要为道义而死!”说完便抱着一棵大树直至死去。
“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陶渊明曾著7首《咏贫士》,如此以古代贫士自况。得到再失去比没得到过更令人伤心。坚持原则就要失去手中的权力和财富,是对既有者意志和操守更大的考验。
元代名臣张雄飞就是这样生性刚直,一生不喜依附权贵。他任兵部尚书时,朝中两名大臣因得罪权臣阿合马,被陷害入狱,阿合马向忽必烈提出将这两个人杀掉,张雄飞坚决反对。阿合马为达目的,向张雄飞封官许愿,被他不屑一顾地拒绝。之后阿合马就借故把他贬出京城。
阿合马被刺杀后,忽必烈追查其罪。张雄飞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但由于“阿合马用事日久,卖官鬻爵,纪纲大坏”,张雄飞为了重振朝纲,自我做出表率先降一级官阶,导致其余侥幸升官的人也不得不自己提出降低自己的官阶。
在审问阿合马的儿子忽辛时,忽辛嘲骂诸官:“你们这帮势利小人,当初我父在位时惟恐奉迎不及,趋之若鹜。”众大臣尴尬之时,只有张雄飞站了起来,质问忽辛:“我有没有受过你们家的财物?”忽辛低下了头,无奈地回答:“只有你特殊了。”之后便老实认罪。终其一生,张雄飞都对得起“廉、勤、刚、正”四个字。
有人真正理解了“祸福相倚”的意义,依然为坚持操守不惜自己的前程。明宣德三年(1428年)薛瑄被朝廷任命为广东道监察御史,并监理湖广银场。湖广银场沅州是造币基地,在此任职是人人艳羡的肥缺。朝臣们纷纷向他祝贺,薛瑄仅以岑参的诗句“此乡多宝玉,慎莫厌清贫”为答。在任期间,他肃贪正风,政绩卓著。
但同时,他的作风也招来嫉恨,被人找机会下了大狱。然而,薛瑄在狱中泰然自若,捧着《周易》默读不辍。后来薛瑄减刑,被流放戍边,之后放回老家,从此闭门治学7年,设馆授徒。代宗继位,薛瑄又被起用,依然故我。英宗重新归位后,权臣乱政无人敢言,他屡次上书劝谏未果后直接告老还乡。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春秋时,齐庄公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知道后杀了庄公,立庄公的异母弟杵臼为景公,并自封为相国,专断朝政。
齐国太史伯如实记载了这件事,崔杼就杀了太史伯。太史伯的两个弟弟太史仲和太史叔同样如实记载,都被崔杼处死。他还威胁太史伯第三个弟弟太史季,要求其把庄公之死写成暴病而亡。太史季正色道:“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失职求生,不如去死。”崔杼自觉理亏放了他。太史季在路上还遇到执简而来的南史氏,原来南史氏以为他也被杀了,赶过来要继续记载事实。
清初,大学士徐元文任修明史馆总裁,推荐史学大家万斯同入馆。但看重名节的万斯同不愿去。他的老师、同以明代遗老自居的黄宗羲却劝他出山挽救明史,以“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相赠。
按照当时的规矩,凡入史馆者可授七品俸禄,但万斯同却不受官职、俸禄,只寓居于徐元文家,一直以布衣身份入馆任《明史》主编,前后达19年。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列传史稿还未完成最后订正,万斯同就因长期劳累而逝。
万斯同治史要求甚严,强调“事信而言文”。曾有一名负责押运粮饷官员,因半道被劫而逃亡深山而死。他的孫子找到万斯同,拿出白银求他把死者附在《忠义传》里。万斯同义正辞严地拒绝,表示历史歪曲不得。?
除史家外,中国文化传统中还有另一个最为重要的职业——教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近代以来,国家屡屡蒙难,但许多教师仍秉持操守传灯不辍。
1937年11月1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因日寇进逼,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在昆明时,联大教师们一穷二白,许多教授每日只能吃稀饭。吴大猷每天在菜市场里捡牛骨;华罗庚一家住在牛棚;费孝通到街上卖过大碗茶;闻一多空闲时刻章卖钱;物理学家赵忠尧自制“中和牌”肥皂;航空系主任王德荣和化工系主任谢明山联合研制“西曼”墨水补贴生计……
但即便条件困难如此,西南联大全校所有教师都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将钱捐给前线抗日部队。8年间,顶着日本军机的轰炸和窘迫的生活条件,先后有300多名教授在联大开设1600门以上课程。3882名学生从这里毕业,一共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从这里走出。
还有更多的人,他们的工作至关重要,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全部投入之外,还必须数十年地保持沉默。
“1958年春的一天,研究所通知我到北京开会,我什么都没带就去了。到了北京才知道,我们不回原单位了。”这次会上,黄旭华被任命为核潜艇研制总工程师,最初研发队伍只有29个人。从此他们就隐姓埋名往前辽宁省葫芦岛,一隐居就是30年。一走30年,黄旭华只跟家人信件联络,错过了见父亲最后一面,经历了家人的各种不满不解也坚持原则不泄密、不辩解。
这样的人生就是很多保密岗位工作者的缩影。埋头苦干、沉默保密是他们必须坚持的操守,也是对他们和支持他们的人最好的保护。
所谓操守,就是志行、品德坚正。在中国人的文化语境里,“有操守”是对一个人很高的评价。无论是居庙堂之上还是处江湖之远,操守都是为人处世的根本原则。用孟子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操,把持也;守,守身也。人生有穷达,但中国人早早在人生观、荣辱观中深植了“操守”这一概念。古人言操守,谓孝悌、忠信、智勇、禮义、廉耻。时至今日,操守贯穿于政治、职业、学术等不同维度,成为丈量一个人的标尺。
守正如歌
政坛多变,官场叵测。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坚守政治操守,都化作慷慨的悲歌。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提到“为颜常山舌”的典故。安禄山叛乱时,常山太守颜杲卿据守,粮绝箭尽,城破被俘。被押见安禄山时,他瞋目大骂,“贼钩断其舌”却仍不屈服,最后“含胡而死”。从此,人们就常以“颜常山舌”或“常山舌”为宁死不屈的典范。
同样是在“猛人”辈出的唐代,名将段秀实尤其以正直不阿、精忠报国的操守而被人世代传颂。在怛罗斯之战中,面对数倍于己的大食军队,许多将领都心态崩盘,选择投降和逃命。只有段秀实站出来斥责道:“惮敌而奔,非勇也;免己陷众,非仁也;军败而求免,非丈夫也!”在他的激励下,唐军杀出一条血路,避免全军覆没。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建中四年(783年),长安被叛臣朱泚占据。朱泚认为段秀实与自己都被朝廷亏待过,便传召段秀实,劝其为自己效力。被段秀实严词拒绝后,朱泚派人劫持他,段秀实虚与委蛇。不久,朱泚商议称帝事宜,段秀实突然站起夺去旁人的象牙朝笏,击打并呵斥唾骂朱泚。朱泚匍匐逃走,段秀实最终被朱泚党羽杀害。
后来,柳宗元贬居永州时,写下《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对于段秀实以朝笏击人之举,柳宗元认为这恰恰是其为人刚直,“遇不可,必达其志”。
在历史上,视操守超越生命,甘愿以死明志的人物还有很多。1907年7月15日,巾帼英雄秋瑾在浙江绍兴英勇就义,时年32岁。出生于世宦人家,秋瑾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却不甘于做深闺中的小女人,要做英雄豪杰式的人物,并常以花木兰、秦良玉自比,称“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
“秋风秋雨愁煞人。”就义前,秋瑾义无反顾,只留这一句再无他言。孙中山为她撰写楹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
“后生可畏,青出于蓝胜于蓝,中国大有希望。”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过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他被国民党军警逮捕时年仅29岁。1927年7月4日晚,刑场上,刽子手喝令已体无完肤的陈延年跪下受刑。他却岿然不动回应道:“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最终,他被执刑士兵用暴力按下,以乱刀残忍杀害。陈延年死后不到一年,其弟乔年也被捕就义。两兄弟始终保持着对革命事业的信仰和忠诚,“长兄慷慨油汤赴,大弟从容烈火蹈。”
处困不屈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困顿的境遇往往才是考验个人操守的试金石。中国传统文化中早早便形成了对高洁贫士的审美。
“鲍焦一世披草眠,颜回廿九鬓毛斑。”周朝时期的隐士鲍焦与介子推齐名,他坚持操守,耻居浊世,不满时政而遁入山林,不向天子称臣,不与诸侯交友,每天自己打柴,捡拾橡实充饥。
孔子的学生子贡曾讥笑他说,看不惯这世道的人,就不该从社会中获取利益;诋毁君主的人,就不该站在人家的国土之上。鲍焦答说:“我听说廉士重进轻退,贤人易愧而轻死,我今天就要为道义而死!”说完便抱着一棵大树直至死去。
“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陶渊明曾著7首《咏贫士》,如此以古代贫士自况。得到再失去比没得到过更令人伤心。坚持原则就要失去手中的权力和财富,是对既有者意志和操守更大的考验。
元代名臣张雄飞就是这样生性刚直,一生不喜依附权贵。他任兵部尚书时,朝中两名大臣因得罪权臣阿合马,被陷害入狱,阿合马向忽必烈提出将这两个人杀掉,张雄飞坚决反对。阿合马为达目的,向张雄飞封官许愿,被他不屑一顾地拒绝。之后阿合马就借故把他贬出京城。
阿合马被刺杀后,忽必烈追查其罪。张雄飞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但由于“阿合马用事日久,卖官鬻爵,纪纲大坏”,张雄飞为了重振朝纲,自我做出表率先降一级官阶,导致其余侥幸升官的人也不得不自己提出降低自己的官阶。
在审问阿合马的儿子忽辛时,忽辛嘲骂诸官:“你们这帮势利小人,当初我父在位时惟恐奉迎不及,趋之若鹜。”众大臣尴尬之时,只有张雄飞站了起来,质问忽辛:“我有没有受过你们家的财物?”忽辛低下了头,无奈地回答:“只有你特殊了。”之后便老实认罪。终其一生,张雄飞都对得起“廉、勤、刚、正”四个字。
有人真正理解了“祸福相倚”的意义,依然为坚持操守不惜自己的前程。明宣德三年(1428年)薛瑄被朝廷任命为广东道监察御史,并监理湖广银场。湖广银场沅州是造币基地,在此任职是人人艳羡的肥缺。朝臣们纷纷向他祝贺,薛瑄仅以岑参的诗句“此乡多宝玉,慎莫厌清贫”为答。在任期间,他肃贪正风,政绩卓著。
但同时,他的作风也招来嫉恨,被人找机会下了大狱。然而,薛瑄在狱中泰然自若,捧着《周易》默读不辍。后来薛瑄减刑,被流放戍边,之后放回老家,从此闭门治学7年,设馆授徒。代宗继位,薛瑄又被起用,依然故我。英宗重新归位后,权臣乱政无人敢言,他屡次上书劝谏未果后直接告老还乡。
坚守事业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春秋时,齐庄公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知道后杀了庄公,立庄公的异母弟杵臼为景公,并自封为相国,专断朝政。
齐国太史伯如实记载了这件事,崔杼就杀了太史伯。太史伯的两个弟弟太史仲和太史叔同样如实记载,都被崔杼处死。他还威胁太史伯第三个弟弟太史季,要求其把庄公之死写成暴病而亡。太史季正色道:“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失职求生,不如去死。”崔杼自觉理亏放了他。太史季在路上还遇到执简而来的南史氏,原来南史氏以为他也被杀了,赶过来要继续记载事实。
清初,大学士徐元文任修明史馆总裁,推荐史学大家万斯同入馆。但看重名节的万斯同不愿去。他的老师、同以明代遗老自居的黄宗羲却劝他出山挽救明史,以“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相赠。
按照当时的规矩,凡入史馆者可授七品俸禄,但万斯同却不受官职、俸禄,只寓居于徐元文家,一直以布衣身份入馆任《明史》主编,前后达19年。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列传史稿还未完成最后订正,万斯同就因长期劳累而逝。
万斯同治史要求甚严,强调“事信而言文”。曾有一名负责押运粮饷官员,因半道被劫而逃亡深山而死。他的孫子找到万斯同,拿出白银求他把死者附在《忠义传》里。万斯同义正辞严地拒绝,表示历史歪曲不得。?
除史家外,中国文化传统中还有另一个最为重要的职业——教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近代以来,国家屡屡蒙难,但许多教师仍秉持操守传灯不辍。
1937年11月1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因日寇进逼,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在昆明时,联大教师们一穷二白,许多教授每日只能吃稀饭。吴大猷每天在菜市场里捡牛骨;华罗庚一家住在牛棚;费孝通到街上卖过大碗茶;闻一多空闲时刻章卖钱;物理学家赵忠尧自制“中和牌”肥皂;航空系主任王德荣和化工系主任谢明山联合研制“西曼”墨水补贴生计……
但即便条件困难如此,西南联大全校所有教师都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将钱捐给前线抗日部队。8年间,顶着日本军机的轰炸和窘迫的生活条件,先后有300多名教授在联大开设1600门以上课程。3882名学生从这里毕业,一共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从这里走出。
还有更多的人,他们的工作至关重要,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全部投入之外,还必须数十年地保持沉默。
“1958年春的一天,研究所通知我到北京开会,我什么都没带就去了。到了北京才知道,我们不回原单位了。”这次会上,黄旭华被任命为核潜艇研制总工程师,最初研发队伍只有29个人。从此他们就隐姓埋名往前辽宁省葫芦岛,一隐居就是30年。一走30年,黄旭华只跟家人信件联络,错过了见父亲最后一面,经历了家人的各种不满不解也坚持原则不泄密、不辩解。
这样的人生就是很多保密岗位工作者的缩影。埋头苦干、沉默保密是他们必须坚持的操守,也是对他们和支持他们的人最好的保护。
所谓操守,就是志行、品德坚正。在中国人的文化语境里,“有操守”是对一个人很高的评价。无论是居庙堂之上还是处江湖之远,操守都是为人处世的根本原则。用孟子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