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寺，是北齐到民国，主管刑狱最高官署，相当于现在最高法院。赵绰是隋初大理寺少卿，相当于最高法副院长。隋文帝知其“处法平允，考绩连最”，由是“渐见礼重”。就在前程似锦当口，赵绰“迂病”犯了，几次跟隋文帝过不去，甚至闹到隋文帝把刀架在他脖子上。
　　《隋书》载，事情由刑部侍郎辛亶相信穿红裤子可官运亨通引起。隋文帝闻之震怒，要杀辛亶。诏令大理寺执行，赵绰却严词拒绝。按一般人的理解，在一切“绝于上”的皇权体制下，“诏书”代表的，就是国家意志。官员不奉诏的理由，一是皇权旁落，佞臣当道，不奉诏就是表明一种不合作的态度;一是皇帝昏庸无能，朝令夕改，如同儿戏。显然，这两种情况都不符合隋文帝。赵绰认为，从法律角度讲，辛亶有罪，但“法不当死，臣不敢奉诏”。
　　仅此一句，隋文帝真生气了。说“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这才有了明晃晃的鬼头刀，悬在赵绰头顶那一幕。本想治一治赵绰“迂病”的隋文帝，派人前去问赵绰此时想法，意思是你要后悔还来得及。没成想，赵绰的回答较以前更“迂”，说“执法一心，不敢惜死！”此处，《隋书》所记隋文帝对此反应，颇耐人寻味，“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释之”。
　　这十个字所蕴涵的信息，可谓字字千钧。法律的权威，在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然而，法律的尊严得以维护，必须有“良久，乃释之”的底线。
　　《资治通鉴》载，隋初，经济秩序一度混乱。恰好有两名恶钱交易者被抓获，隋文帝诏令杀一儆百。当时形势，也需要铁腕整顿金融秩序。赵绰从法律角度考虑，认为“此人所坐当杖，杀之非法”。
　　深知赵绰之“迂”的隋文帝，为禁止他参与，敲警钟说：“撼大木不动者当退。”之后，不管赵绰如何进谏，隋文帝一概置之不理。直到“治书侍御史柳彧复上奏切谏，上乃止”。这个软钉子等于明确告诉赵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有多大的碗，就盛多少饭，免得吃不了兜着走！
　　按理说，碰了软钉子的赵绰，爱犯“迂”的老毛病，应该有所收敛。起码来讲，再碰到有关法律案件及量刑的問题，必要的解释抑或从专业的角度，主动给隋文帝提供可以作出正确判断的法律依据，而不是不留余地地一锤定音。可惜的是，赵绰“迂病”更变本加厉。
　　《资治通鉴》载，赵绰的同事、大理寺掌固来旷，越过大理寺卿，直接向隋文帝上奏：大理寺管理上存在漏洞。同时，举报自己的上司、大理寺少卿赵绰“滥免徒囚”。隋文帝派人调查，结果属典型的“无中生有”诬告他人。“帝怒，命斩之。绰固争，以为旷不合死，帝拂衣入阁”。
　　这次，无端被下属诬告“滥免徒囚”，赵绰不是忙于为自己澄清事实，而是赶快去给“诬告”自己的下属承担责任。赵绰之“迂”，体现在为来旷争权利，而为来旷争权利，正是为法律争尊严。他说：“臣为大理少卿，不能制驭掌固，使旷触挂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争，二也。臣本无它事，而妄言求入，三也。”
　　最后，赵绰终于说服隋文帝，保住来旷一条命。可见，执法者做到以直报怨，不难;要做到法不挟私，不易。赵绰以“迂”维护法律尊严的态度，今天仍值得借鉴。
　　（潘光贤摘自《检察日报》2019年6月28日 图/雨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