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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在明代发展到极盛，对当时选拔人才以及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由于其在发展中主要着眼于追求程式的客观公正和思想控制，使科举制度的规范化得到明显提高，但是却忽视所选拔的人才是否真正拥有真才实学，故对当时社会发展也产生了日益明显的消极影响。
[关 键 词] 明代科举制;规范化;消极影响
[中图分类号] K0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19）34-0204-02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特有的选拔官吏的制度，隋炀帝大业年间创立的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科举制度在明朝发展到极盛，形成非常严格的选官制度。明代统治者将人才选拔寄极大希望于科举考试，所以科举制度在明朝的鼎盛发展也不足为奇。虽然科举制度在明朝更加规范、严格，但是，科举制度在不斷规范和严格的过程中也带来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一、明代科举制度高度程式化和规范化的表现
（一）考试科目设置的规范化
唐代，科举制度发展逐渐完善且考试科目数量繁多，而且不同时期的科目数量也不尽相同，很多科目都是根据实际需要临时开设的。例如在唐穆宗长庆年间，一届考试开设的科目竟达到了14个，如秀才科、五经科等。但是在宋代，科举的科目设置不断调整变化，北宋神宗熙宁四年以前，科目设置承袭唐代，依旧繁多，最多时达到11个。自熙宁四年，王安石对科举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后，科目设置越来越简单，只保留一个进士科。到了元代，科举所考的科目由金代的经义进士科、词赋进士科和策论进士科变为了德行明经科，但是德行明经科也包含了词赋进士科和策论进士科的内容。明代的科举考试科目设立和元代相比较几乎没有变化，只设置德行明经科。
（二）考试范围的规范化
各个朝代由于科举考试科目的不同，所以考试范围也不完全相同。在南宋以前，科举考试科目有明经类、实用类和进士科。
唐朝初年的进士科只考时务策一门，随着科举制度在唐朝的发展，进士科内容也不断增多，唐高宗调露二年，负责科举考试的刘思立在进士科中加试经学和文学，这项改革措施可以说影响了科举制度的发展，从此以后进士科变为了综合性科目，并且此制一直延续到科举废除。到了北宋神宗时期，进士科被分为经义进士科和诗赋进士科。而到了元、明时期，儒家经学的主导地位被确立后，经学的考试范围也被限制在《四书》《五经》中，文学和时务被轻视。
明初洪武年间开始排斥古注疏以达到加强程朱理学权威地位，除《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以外所有古注疏全部停用。《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是宋元程朱理学家注释《四书》《五经》的汇编本。统一对经典的认识，为专制政治服务，但是高度规范化和标准化，使科举考试逐渐丧失活力，也让科举制度由极盛走向没落。
（三）考试方式的规范化
元代科举的经学考试范围是《四书》《五经》，虽然对考试内容的范围有所限制，但是对格式并没有严格要求。明朝成化以前依旧承袭元代旧制，但是明代成化以后，经义文体逐渐走向标准化，专门迎合科举的八股文便出现了。
八股文最初只是科举考试中比较优秀的经义文章，这些文章被广大的士子争相模仿，在模仿的过程中不断总结规律性的东西，并用于考试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八股模式。八股文的流行与发展使科举考试更加规范，这是不可否定的优点，同时也产生弊端，在格式的束缚下，考生更加注重写作技巧，而忽视文章内容。为求取功名，考生通过背诵范文、套用范文这种捷径来参加考试，不良风气蔓延传播。
（四）考试组织的规范化
在隋朝和唐代初，科举考试只有省试一个级别。到了唐代中期，虽然还只有省试一个级别的考试，但是在省试之前增加了“解送试”制度，解送试制度是由各地方根据国子学分配下来的名额进行考试，选拔相应数量的士子，被选拔的士子有资格参加尚书省的考试，如果合格便会授予官职。同时在省试后又增加了覆试，覆试是对省试的检查和认定。
分级考试到了宋代增加了殿试，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北宋开宝五年和开宝六年，宋太祖连续亲自覆试省试合格进士，代表殿试制度的正式确立。此后殿试成为“常试”，直到科举制度被废除。元代科举仍为两个步骤，但是元代将解送试改称为乡试，并加大对乡试的重视。明代继承了元代的二级考试制度，并不断完善，让科举制度在级别构成上更加合理和规范。明代时期的布政司一共有15处，乡试定期在各布政司举行，会试和殿试在京师举行，这些定制都促进了科举制度的成熟和规范化。
（五）考试周期与考试时间的规范化
隋唐的省试以及宋代的省试和殿试最初都是每年一届，但是由于考试和录取人数的增多，不仅给考试组织工作带来很大压力，而且随着每年录取人员的不断累积，让很多中第者多年不能被授予官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一般会隔几年举行一次考试，但是这种周期的随意变动对应试者来说，不利于备考，同时也会给政府带来许多麻烦。所以在北宋英宗治平三年十月丁亥诏：“其令礼部三岁一贡举。”元代的科举考试由从前的省试一级向乡试、会试及殿试二级过度，但是每三年考试的制度没有变化。
明代的二级考试制度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乡试和会试的具体年份自洪武十七年开始就被固定下来，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从这一年开始到1905年废除科举制，这项制度从未更改。明代的考试日期也成为定制。明代科举考试时间的高度规范化，也反映出科举制度高度成熟背后的僵化。 （六）科场的规范化
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国家公平公正地选拔人才，如果不能保证公平，那么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自科举产生以来，各朝各代都建立了防止作弊的制度，到了明代，制度更加严格。为防范作弊，实行考官回避制度，锁院及内、外帘官隔离制度，考生入场搜檢制度，巡绰监考制度，考卷弥封、誊录和对读制度，使用不同颜色笔答卷、誊录和阅卷制度，考官会审落卷制度，填榜前提调、考官和监临官共同核对朱、墨卷制度;乡试后解送和复查中式考卷制度。
但是由于统治阶级更加关注防范作弊，忽视了对选拔人才综合素质方面的制度进行及时的改进，从而出现了重防弊、轻求才的弊端。如果选拔结果与目的背道而驰，防范措施再严密，结果再客观公正，也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二、明代科举制度高度程式化和规范化的消极影响
（一）科举考试内容的固定遏制了独尊儒术文化的生命力
当时社会政治发展的要求与程朱理学的义理不谋而合，所以程朱理学成为儒学的权威和经典之作。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已经非常完善，也就日益僵化，统治阶级就要采取新的方式来禁锢人们的思想，期望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程朱理学以孔孟思想为基础，论证了封建秩序的合理性，所以明朝统治者选择了程朱理学。这样，天下所有士子只要想入仕，就必须要接受和学习程朱理学的思想，并在生活中实践。科举考试以程朱理学的内容为标准答案，这就意味科举考试不能逾越程朱理学的范围。到明代时，儒家思想中积极入世、面向社会的精神已经所剩不多。士子变得日益狭隘和缺乏活力，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由鼎盛走向没落的文化象征。
（二）高度程式化的八股取士导致独尊儒术封建文化的僵化
永乐以后要求考生必须将两部《大全》对《五经》《四书》的解释作为唯一答案;成化以后答卷格式固定为八股文。
明代科举通过限定考试范围，以八股文统一的考试格式，诱使士子全身心地投入科举考试中。八股的格式既固定又严格，想要完全掌握这种文体，必须经过长期训练，按部就班地完成。另外，在书法方面，八股文的要求也极高，字迹必须工整，每一个笔划都不能疏忽。这些要求都需要士子有坚强的意志力，严格遵守考试规则。这些训练，在一定程度上都逐渐让士子不加批判地接受四书五经的思想内容，在考试前经过这种训练的人，大部分士子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考中后，他们不但自己会遵守儒家传统，而且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后辈。独尊儒术的封建文化也就因此而得到延续。
（三）明代科举制度的僵化对儒家文化的消极影响
由于科举制度的特点保证了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文化的地位，这就给予了儒家文化功利的色彩。士子把改变他们社会地位寄希望于科举考试，这就导致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学习儒家典籍，其真实的目的是把它当作自己步入上层阶级的手段。在这样的极端功利心态下学习儒学，儒学自身也就变得急功近利，丧失了儒家思想本应有的独立和批判精神。另外，科举考试让儒家思想逐渐变成僵化的教条和空疏无用之学，士子为准备科举考试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四）科举考试的日益僵化使所选人才与所需人才不符
做官行政所需要的是综合素养，不仅需要一定的文化素养，还需要具备理论、道德素养，法律、行政知识和对社会的认识能力以及政治责任心和行政能力等。不过，由于科举只考《经》，只是选考“五经”中的一“经”，所以士子的儒学素养很难到达对儒家经典深刻理解的地步。对做官行政至关重要的政治责任心和实际的行政能力就很难通过科举考试测试出来。由此可知，通过科举考试是不可能保证选拔的人才适合做官行政的。
明代科举制度的程式化与规范化对考试的公平公正进行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是规范化应该只是作为一种手段促进科举考试为国家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而不是为了规范化而规范化。明代的科举制度主要着眼于追求程序化和考试方式的完善以及对士子的思想控制，从而忽视了选拔士子综合素质制度的完善和改革，结果出现考试之风不正、广大士子思想固化和所选人才与国家所需人才不符等问题。
参考文献：
[1]常成.明代科举制与八股文评价述论[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5）：82-85.
[2]郭培贵.论明代科举制的发展及其消极影响[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5）：31-35.
[3]郭培贵.明代科举的发展特征与启示[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77-84.
[4]王炳照，徐勇.中国科举制度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5]吴宣德.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4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6]赵伯陶.明清八股取士与文学及士人心态[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6（1）：97-106.
◎编辑 赵瑞峰
[关 键 词] 明代科举制;规范化;消极影响
[中图分类号] K0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19）34-0204-02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特有的选拔官吏的制度，隋炀帝大业年间创立的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科举制度在明朝发展到极盛，形成非常严格的选官制度。明代统治者将人才选拔寄极大希望于科举考试，所以科举制度在明朝的鼎盛发展也不足为奇。虽然科举制度在明朝更加规范、严格，但是，科举制度在不斷规范和严格的过程中也带来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一、明代科举制度高度程式化和规范化的表现
（一）考试科目设置的规范化
唐代，科举制度发展逐渐完善且考试科目数量繁多，而且不同时期的科目数量也不尽相同，很多科目都是根据实际需要临时开设的。例如在唐穆宗长庆年间，一届考试开设的科目竟达到了14个，如秀才科、五经科等。但是在宋代，科举的科目设置不断调整变化，北宋神宗熙宁四年以前，科目设置承袭唐代，依旧繁多，最多时达到11个。自熙宁四年，王安石对科举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后，科目设置越来越简单，只保留一个进士科。到了元代，科举所考的科目由金代的经义进士科、词赋进士科和策论进士科变为了德行明经科，但是德行明经科也包含了词赋进士科和策论进士科的内容。明代的科举考试科目设立和元代相比较几乎没有变化，只设置德行明经科。
（二）考试范围的规范化
各个朝代由于科举考试科目的不同，所以考试范围也不完全相同。在南宋以前，科举考试科目有明经类、实用类和进士科。
唐朝初年的进士科只考时务策一门，随着科举制度在唐朝的发展，进士科内容也不断增多，唐高宗调露二年，负责科举考试的刘思立在进士科中加试经学和文学，这项改革措施可以说影响了科举制度的发展，从此以后进士科变为了综合性科目，并且此制一直延续到科举废除。到了北宋神宗时期，进士科被分为经义进士科和诗赋进士科。而到了元、明时期，儒家经学的主导地位被确立后，经学的考试范围也被限制在《四书》《五经》中，文学和时务被轻视。
明初洪武年间开始排斥古注疏以达到加强程朱理学权威地位，除《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以外所有古注疏全部停用。《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是宋元程朱理学家注释《四书》《五经》的汇编本。统一对经典的认识，为专制政治服务，但是高度规范化和标准化，使科举考试逐渐丧失活力，也让科举制度由极盛走向没落。
（三）考试方式的规范化
元代科举的经学考试范围是《四书》《五经》，虽然对考试内容的范围有所限制，但是对格式并没有严格要求。明朝成化以前依旧承袭元代旧制，但是明代成化以后，经义文体逐渐走向标准化，专门迎合科举的八股文便出现了。
八股文最初只是科举考试中比较优秀的经义文章，这些文章被广大的士子争相模仿，在模仿的过程中不断总结规律性的东西，并用于考试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八股模式。八股文的流行与发展使科举考试更加规范，这是不可否定的优点，同时也产生弊端，在格式的束缚下，考生更加注重写作技巧，而忽视文章内容。为求取功名，考生通过背诵范文、套用范文这种捷径来参加考试，不良风气蔓延传播。
（四）考试组织的规范化
在隋朝和唐代初，科举考试只有省试一个级别。到了唐代中期，虽然还只有省试一个级别的考试，但是在省试之前增加了“解送试”制度，解送试制度是由各地方根据国子学分配下来的名额进行考试，选拔相应数量的士子，被选拔的士子有资格参加尚书省的考试，如果合格便会授予官职。同时在省试后又增加了覆试，覆试是对省试的检查和认定。
分级考试到了宋代增加了殿试，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北宋开宝五年和开宝六年，宋太祖连续亲自覆试省试合格进士，代表殿试制度的正式确立。此后殿试成为“常试”，直到科举制度被废除。元代科举仍为两个步骤，但是元代将解送试改称为乡试，并加大对乡试的重视。明代继承了元代的二级考试制度，并不断完善，让科举制度在级别构成上更加合理和规范。明代时期的布政司一共有15处，乡试定期在各布政司举行，会试和殿试在京师举行，这些定制都促进了科举制度的成熟和规范化。
（五）考试周期与考试时间的规范化
隋唐的省试以及宋代的省试和殿试最初都是每年一届，但是由于考试和录取人数的增多，不仅给考试组织工作带来很大压力，而且随着每年录取人员的不断累积，让很多中第者多年不能被授予官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一般会隔几年举行一次考试，但是这种周期的随意变动对应试者来说，不利于备考，同时也会给政府带来许多麻烦。所以在北宋英宗治平三年十月丁亥诏：“其令礼部三岁一贡举。”元代的科举考试由从前的省试一级向乡试、会试及殿试二级过度，但是每三年考试的制度没有变化。
明代的二级考试制度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乡试和会试的具体年份自洪武十七年开始就被固定下来，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从这一年开始到1905年废除科举制，这项制度从未更改。明代的考试日期也成为定制。明代科举考试时间的高度规范化，也反映出科举制度高度成熟背后的僵化。 （六）科场的规范化
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国家公平公正地选拔人才，如果不能保证公平，那么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自科举产生以来，各朝各代都建立了防止作弊的制度，到了明代，制度更加严格。为防范作弊，实行考官回避制度，锁院及内、外帘官隔离制度，考生入场搜檢制度，巡绰监考制度，考卷弥封、誊录和对读制度，使用不同颜色笔答卷、誊录和阅卷制度，考官会审落卷制度，填榜前提调、考官和监临官共同核对朱、墨卷制度;乡试后解送和复查中式考卷制度。
但是由于统治阶级更加关注防范作弊，忽视了对选拔人才综合素质方面的制度进行及时的改进，从而出现了重防弊、轻求才的弊端。如果选拔结果与目的背道而驰，防范措施再严密，结果再客观公正，也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二、明代科举制度高度程式化和规范化的消极影响
（一）科举考试内容的固定遏制了独尊儒术文化的生命力
当时社会政治发展的要求与程朱理学的义理不谋而合，所以程朱理学成为儒学的权威和经典之作。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已经非常完善，也就日益僵化，统治阶级就要采取新的方式来禁锢人们的思想，期望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程朱理学以孔孟思想为基础，论证了封建秩序的合理性，所以明朝统治者选择了程朱理学。这样，天下所有士子只要想入仕，就必须要接受和学习程朱理学的思想，并在生活中实践。科举考试以程朱理学的内容为标准答案，这就意味科举考试不能逾越程朱理学的范围。到明代时，儒家思想中积极入世、面向社会的精神已经所剩不多。士子变得日益狭隘和缺乏活力，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由鼎盛走向没落的文化象征。
（二）高度程式化的八股取士导致独尊儒术封建文化的僵化
永乐以后要求考生必须将两部《大全》对《五经》《四书》的解释作为唯一答案;成化以后答卷格式固定为八股文。
明代科举通过限定考试范围，以八股文统一的考试格式，诱使士子全身心地投入科举考试中。八股的格式既固定又严格，想要完全掌握这种文体，必须经过长期训练，按部就班地完成。另外，在书法方面，八股文的要求也极高，字迹必须工整，每一个笔划都不能疏忽。这些要求都需要士子有坚强的意志力，严格遵守考试规则。这些训练，在一定程度上都逐渐让士子不加批判地接受四书五经的思想内容，在考试前经过这种训练的人，大部分士子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考中后，他们不但自己会遵守儒家传统，而且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后辈。独尊儒术的封建文化也就因此而得到延续。
（三）明代科举制度的僵化对儒家文化的消极影响
由于科举制度的特点保证了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文化的地位，这就给予了儒家文化功利的色彩。士子把改变他们社会地位寄希望于科举考试，这就导致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学习儒家典籍，其真实的目的是把它当作自己步入上层阶级的手段。在这样的极端功利心态下学习儒学，儒学自身也就变得急功近利，丧失了儒家思想本应有的独立和批判精神。另外，科举考试让儒家思想逐渐变成僵化的教条和空疏无用之学，士子为准备科举考试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四）科举考试的日益僵化使所选人才与所需人才不符
做官行政所需要的是综合素养，不仅需要一定的文化素养，还需要具备理论、道德素养，法律、行政知识和对社会的认识能力以及政治责任心和行政能力等。不过，由于科举只考《经》，只是选考“五经”中的一“经”，所以士子的儒学素养很难到达对儒家经典深刻理解的地步。对做官行政至关重要的政治责任心和实际的行政能力就很难通过科举考试测试出来。由此可知，通过科举考试是不可能保证选拔的人才适合做官行政的。
明代科举制度的程式化与规范化对考试的公平公正进行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是规范化应该只是作为一种手段促进科举考试为国家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而不是为了规范化而规范化。明代的科举制度主要着眼于追求程序化和考试方式的完善以及对士子的思想控制，从而忽视了选拔士子综合素质制度的完善和改革，结果出现考试之风不正、广大士子思想固化和所选人才与国家所需人才不符等问题。
参考文献：
[1]常成.明代科举制与八股文评价述论[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5）：82-85.
[2]郭培贵.论明代科举制的发展及其消极影响[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5）：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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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宣德.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4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6]赵伯陶.明清八股取士与文学及士人心态[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6（1）：97-106.
◎编辑 赵瑞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