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试行）》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试行）》的颁行，标志着酝酿日久的中国出版体制改革号角的正式吹响。出版业这个集文化产业和社会公益性、意识形态性于一身的特殊行业必须要经受改革的洗礼以及随之而来的阵痛与考验。中国出版业的未来走向值得我们每个业内人士深思。在应对改制和市场激烈竞争的重重压力下，要保持足够的理智和冷静，切实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遵循出版法规，走规范健康发展之路。
　　
　　一、阅读多元化和市场泡沫化倾向使图书出版困难加大
　　
　　目前，图书出版单位国家赋予其专有出版权的同时也多让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因而对出版业的直接投资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出版业在肩负着继承和传播先进文化使命的同时还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为了生存和发展，出现一些缺失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准则的现象，令人担忧。
　　我们常听同行抱怨说，书不好卖，现在读者太挑剔了。诚然，当前我们不得不承认和面对的一个事实是：这是一个拥有太多眩目的光线和色彩的时代，读者进入阅读领域的方式和途径真是太多太多了，阅读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加之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许多人更愿意通过国际互联网和电视等媒体来获取信息。这种“阅读危机”从成年人一直蔓延到孩子们中间。我们儿时通常为一本好书的出版而兴奋不已的场景再也寻不见了。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2004年调查发现，我国国民阅读能力比1999年下降了7.8个百分点。
　　在这种情况下，图书出版单位要生存和发展，为了尽可能地夺回被挤占的阅读市场份额，它们就拼命地多出书、猛出新书、以书养书，这就造成一系列问题，诸如图书品种上升，平均印数下降；成本上升，利润率走低；图书发行折扣愈打愈大，图书退货率不断上升；图书库存直线上升，资金周转明显放缓……这些问题最终反映到一个表象上，那就是书越来越难卖，出版单位面临的困境日益凸显。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2006年3月对外公布的《2004～2005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中更是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泡沫化倾向”。
　　从事图书出版的人都明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得读者方能得天下。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本本“畅销书”的诞生。作为一个舶来概念，畅销书（best-seller）是西方近代文化的产物，又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产品市场化操作的实践。从其核心意义上讲，畅销书要适合尽可能广泛的大众趣味，是大众的欣赏口味决定着畅销书的基本内容。但这里面就暗含一个大众（读者）审美趣味的理性评判问题。随着国家经济转型，人们的思想观念亦发生了重大变化，日益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阅读需求彰显出来，人们追求名利以及视觉和感官冲击、注重个体情感、喜猎奇、爱冒险等多方阅读需求不断涌现，那么，图书出版是一味迎合，甘愿与其互动，还是理性审视、理智对待呢？我们看到，在选题方面，一些出版单位竞相追逐所谓的“热点”、“名人效应”，看到有“畅销”的苗头便不遗余力地重复出版、跟风出版，如“奶酪”系列、“正说”系列、“细节”系列、“青春读物”系列等。在喧嚣和功利的市场面前，来不及多考虑图书的文化价值和市场接受度，疏忽了对思想文化阵地的有效坚守，放松了对选题的监管与审核，也模糊了自身定位，这就造成了图书品位的下降与出书结构的不合理。
　　长期以来，“两个效益”始终是衡量出版业健康发展与否的标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者是不矛盾的，可以相互促进，实现双丰收。然而，目前的图书出版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出版单位是行使国家专有出版权的机构，有责任和义务向大众传播先进文化，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出较大贡献；另一方面，出版单位的自主经营性质又决定了其必定要遵循商品经济规律，在市场活动中获取最大的利润。而事实是，能够获取较大利润的出版物往往不是社会效益最好的，也不一定具有文化积累、导向和创新的作用，比如引进版的动漫、恐怖魔幻类图书；而具有深厚文化积淀和服务大众的图书精品却往往经济效益甚微或铁定赔本，比如说古籍和学术出版（这方面国家和地方虽有一定补贴，但数量不足以实现这类图书的良性运作）。这种两难现状使大多数出版单位在从事经营活动时感到困惑。
　　
　　二、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图书出版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价值取向
　　
　　图书出版行业是一个特殊的文化产业，它的使命是复制文字作品并向公众传播，既然是“传播”，就有一个责任的问题。前不久，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署长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节目采访时谈到：“出版还不完全是因为过去我们意识形态这样特殊性……主要是出于对社会公众的负责，电视剧、电视片、图书谁都可以做，但是要向公众推广，我要向社会传播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责任，就是什么东西是可以向社会大众推广的，什么东西是不能推广的，从这点出发，我们就委托出版社行使国家的出版权，你有这种责任对推向大众的出版物有一个选择。”（央视国际网络）所以，出版单位在明确自己“推广”和“传播”的责任时，必须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按照科学合理的规范和准则进行，必须对出版物的性质进行审核与定位，明确自己的责任，才能完成传播者神圣的使命。
　　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新时期的图书出版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价值取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是图书出版业健康发展的保证。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在全党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它明确了我国社会当前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和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现实针对性。对于图书出版而言，笔者认为“以服务人民为荣”和“以见利忘义为耻”最能切中当前的弊病，最能规约其健康发展。“以服务人民为荣”其实是要求图书出版要突出一个“服务”意识，在选题操作时多考虑民生、多出能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书籍。“服务”和“迎合”，前者是应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理性精神，切实引导和促进先进文化的传承；后者则多带有急功近利和不负责任的放任思维。“以见利忘义为耻”则映照出一些图书出版过程中一味追求利润、背弃道德责任的行为多么可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给新时期高速发展却问题众多的图书出版业明确了责任，提出了务实科学的道德标准，同时必定会规范和引导其在健康和理智的轨道上运行。
　　
　　三、中国特色图书出版业应在社会主义荣辱观指引和规约下健康有序发展
　　
　　中国图书出版业在面临体制转变和市场经济竞争的双重考验下，作为市场主体的出版单位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面向市场，立足市场做文章，在迎合大众审美趣味和积极跟进市场需求时有意无意地造成了价值立场的缺失，放松了对自身责任的要求，从而造成某种程度上图书市场的混乱和出版环境的恶化，由此产生了诸多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既反映了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精神要求，更是指引我国走向现代文明的精神标准，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亦是引领和指导我国图书出版业健康快速发展的政策标高。业内人士应以此规范言行，砥砺精神，定好航向。这样，我们的图书出版业才会真正在市场竞争中既积极运作、灵活发展，又有章可循，忙而不乱，在传播先进文化的神圣使命下弄潮市场，念好文化产业经。
　　(作者单位：齐鲁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