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14年难得一见的史诗巨制，《四十九日·祭》刚拉开帷幕不久便一直舆情沸腾。首播当天，网络话题量已突破两亿。这部剧不是重口味，也绝非强情节，它文火慢炖、碎石铺街的风格，几乎勘正了此前荧屏中关于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常见误导和纰漏，用深厚的剧本、走心的表演来打造口碑。例如，其制作上的美术细节，就非常符合原著小说《金陵十三钗》所强调的电影镜头美感的特点。
　　能把电视剧拍出电影的质感，中国电视剧导演中唯有张黎能不辱其名，且一以贯之。“摄而优则导”，这是许多著名导演的发展轨迹，从张艺谋到顾长卫再到张黎，作为北京电影学院78届摄影系的同班同学，以风格化影像常为外人道的三人，早已是国内影视圈响当当的人物。与张艺谋、顾长卫一门心思搞电影创作不同，曾在《红色恋人》《红樱桃》《大腕》《天下无贼》等电影中担任摄影的张黎，自从当起了导演，就一头扎进了电视圈。《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人间正道是沧桑》……长于“宏大叙事”的张黎一再展示了自己在群像塑造上的精准和对历史的一再发问，那些亦正亦邪、难以用简单的“好坏”来形容的主角们，给观众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震撼。
　　在其新作《四十九日·祭》中，张黎的“宏大叙事”被细碎而真实的人性抗衡所取代，藏身于教堂中的风尘女和女学生构成了全剧的一对重要矛盾，她们彼此轻视，为了一个土豆、一口水而吵架甚至斗殴。正如张黎所说，《四十九日·祭》讲的是一个“生存”的故事，在灾难面前空谈大义总显得苍白，当她们努力“活着”的欲望被侵略者轻易地打碎，这种“难”与“易”会更让人明白这场浩劫的残酷。在采访中，张黎反复强调一句话：“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这是巴尔扎克的态度，也是我创作《四十九日·祭》的态度。”
　　《四十九日·祭》的用心体现在每一个对格局的豪迈和细节的推敲。故事开篇已把各个人物塑造得异常立体，或鲜明、或内敛、或泼皮，皆是独特并富有感染力的角色。每个人物对战事及身边人的视角，也被充分阐述了，足见其刻画战争众生相的深度及功力。虽说它的开首不以战事前线来博取观众的眼球，可是，透过孟书娟的相机镜头，观众更能体验到战争中普通老百姓的恐惧与不安。之后，在战火蔓延的喧嚣下，南京城里关系复杂的各路人物，一对对奇妙相遇，也为剧情本身带来了许多戏剧张力。如法比原本想要的只是饱足的生活，赵玉墨仅希望拥有一个男人无条件的信任，孟繁明求的是亲人的安全，戴涛想守护的是作为军人保家卫国的信念，英格玛神父则始终保持着永不动摇的信仰，他们每个人都带着不可抹去的过往，慢慢聚拢在一起共同求生。可以说，从民族及个人情感的发展、人物的塑造到制作的细致度，这部戏都蕴藏有巨大的故事魅力，观众在慢慢看戏的过程中，绝对能有所收获、有所感悟。
　　随着《四十九日·祭》剧情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媒体及公众账号开始热推其剧集亮点：主创解读、幕后爆料、剧集现象等策划文案层出不穷。更有权威媒体专门整理剧集收视群的具体对象，分析、总结哪一类人最爱看《四十九日·祭》、为什么爱看、好看的点在哪里……一时间，观众欢呼“国产剧终于迎来了2.0时代”；业内振奋“如此制作谁说国产剧没有市场、没有良心”；媒体评价“不走寻常路的成功抗战剧”，其话题口碑之强大可见一斑。
　　在新意彷徨、制作粗糙的时代，能出现《四十九日·祭》这样沉得下来的品质剧是值得高兴的。即便一个时代有再多的喜剧、闹剧、荒诞剧，也不能完全取代人们对历史正剧的需要。当然，对于真正制作精良、讲究底蕴的正剧来说，也有好看和不好看的区别。而眼下的这部《四十九日·祭》酒香不怕巷子深，随着后续反响逐渐挖掘，其口碑、收视亦得以继续发酵，为国产剧挣回了颜面。同时，这些也让我们相信，真正的品质之作是不会为看似浮躁的市场所排斥的。
　　Q：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视剧很多，为何还要选择这一题材？
　　A：在我看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视剧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全世界关于纪念犹太人大屠杀的影视剧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拍，跟他们相比，我们做得远远不够。我很喜欢一部捷克电影，叫《利迪策大屠杀》，讲的是二战期间纳粹对一个有400多人的小村庄的屠戮。最让我有所感触的是，事到如今，很多捷克人还是会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利迪策”，纪念当年的死难者。反观我们国家的年轻人，都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但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多人并不明白，这种意识的欠缺很让人心痛。
　　Q：在拍摄这部剧之前，您做过哪些功课？
　　A：筹备这部电视剧，最多的功课其实是做在对历史资料的查阅和整理上，这个题材容不得我们有一丝松懈和怠慢。在查找和寻访的过程中，有一些事让我很感动，在南京当地，很多民间组织一直在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调查、取证和研究，尽管日本方面一直在试图否认真相，但他们从没有放弃。就在今年，我们纪念南京大屠杀的第一个国家公祭日就要来了，我很高兴。对于已经发生的惨案，我们可以宽恕，但历史绝不容许忘却，这也是我拍摄这部作品的态度。
　　Q：面对南京大屠杀这样沉重的题材，《四十九日·祭》在拍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A：当我们不断地挖掘历史、接近历史的时候，心理压力无疑是最大的。就像张纯如在完成《南京大屠杀》后难以承受史实的创痛而选择自杀，罗曼·波兰斯基70岁才首次碰触犹太人大屠杀题材、拍出《钢琴师》，当大量史实扑面而来的时候，人类最丑陋的一面暴露无遗。太多太多惨剧让人不忍直视，太多太多的牺牲和救赎让人感动，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同时也更让我明白一点，就像巴尔扎克所说：“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Q：选择这样一个题材，刚好选在纪念日的那一个月播映，那这部剧要承担的责任或多或少都偏沉重了一点，作为导演您创作的初衷一是审视，二是警醒，这两点在剧中是怎样体现的？
　　A：作品完成之后就不再属于创作者了，所以我并不想去提示观众你应该怎样看、应该看到什么，他们自己看到了什么更重要。我所想要表达的都已经呈现在了我的作品里，我相信我的观众具备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 　　Q：在导演的身份之外，您还是一位优秀的摄影师，在《四十九日·祭》里，我们可以看到摄影非常的风格化，您认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或者您想要呈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
　　A：总体来说风格偏纪实性，但《四十九日·祭》毕竟是一部影视作品，而不是一部摄影作品，所以摄影不应该喧宾夺主，贴近主题、更好地为主题服务，那它的作用就达到了。这部剧，从整体的影像风格、背景音乐包括人物造型等，我们想要呈现的是那个年代的精神真实，而非外部真实，一部作品的整体和谐很重要。
　　Q：剧版和电影版最大不同是什么？您如何评价电影版？
　　A：最大的不同就是篇幅不同，要是从主创者的角度来看，其实没什么不同，因为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努力做到自我的剥离，达到一种无我的状态，任何一部严肃的作品都是创作人员独立思考、独特感受的一种载体，所以没什么可比性。如果非要比的话，我希望这种比较越多越好，不要因为害怕题材的重复而拒绝一个好的题材，比如南京大屠杀，如果通过比较我们能做得更好，那这种比较就是良性的、有意义的。从我个人来讲，我很欣赏艺谋的作品，我也推荐我的几个日本朋友看过，他们都觉得特别震撼，我觉得这部作品很完整、很有意义。
　　Q：那与电影版相比，《四十九日·祭》有没有什么优势，优势在哪里？
　　A：优势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篇幅。因为篇幅更长，所以我们拥有更大的空间去塑造人物、丰富人物关系。人物“立”起来以后，事件的发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这有助于让整个故事显得更真实、合理、震撼。
　　Q：拍摄过程中，您印象最深的是哪场戏？
　　A：《四十九日·祭》的最后是一场罪行清算的戏，原本这场戏是没有的，后来经过我们的反复商议才决定加上。抗战胜利以后，在南京进行了一场审判，玉墨冲到法庭里说了一句话，她说：“你们审判这几个人有什么用，过去的日子回不来了”。在那种浩劫中，死去的人是不幸的，活下来的人也完全被毁了，他们的一生都将活在战争和死亡的阴影下，这种伤痛是我们所无法体会的。《四十九日·祭》里的魏特琳女士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在她的庇护下，上万妇孺难民得以幸存，在长期的繁重劳动和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最终在美国的家中选择自杀。这样的事例太多了，战争带来的创痛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Q：严歌苓的作品往往是从女性视角书写，《四十九日·祭》是不是一部女性视角的作品？
　　A：原作将书娟作为了整个事件的目击者，从她的视角来审视了这场灾难，但在《四十九日·祭》，视角不再局限于孟书娟这个人物。妓女、女学生、教堂神职人员、戴涛等坚持抗战的军人、日本人，还有安全区的拉贝、魏特琳女士等，多视角而不是单视角还原南京大屠杀真相。所以，与其说是“女性视角”，不如说是“平民视角”。
　　Q：您的作品基调向来宏大，像《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人间正道是沧桑》等，您对这种重大历史题材有所偏好吗？
　　A：其实并不是我对这些题材有偏好，而是我们这辈人的教育、成长环境注定了我们拥有一种责任感。其他题材并不是不好，只是也许不适合我。我的年龄也在这儿了，自然会沉稳一点。我不知道这对于我来说算是局限还是什么，但对于《四十九日·祭》这样的作品，我相信这种“局限”是有好处的，它会提醒我在创作中时刻保持警醒、保持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