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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独现在的“官二代”“富二代”喜欢飙车于闹市，古时的公子哥儿也有这种坏习惯---不过那时候飙的当然不是法拉利、兰博基尼跑车，而是四条腿的宝马。
但是，纵马闹市，拉风是拉风，对公众安全却构成严重威胁。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就画了一个快马撞人的场景：在河边的一条道路上，有两个人纵马驰骋，一名挑担的农民（也可能是小商贩）被撞翻在地，担子倾倒在路边，但骑马的两人并无停下来的意思，继续疾驰而去。这场“马祸”发生在行人稀疏的郊外，要是在热闹的街市上“飙马”，就不知要撞翻多少人了。
宋朝的交通肇事如何处罚？
清院本《清明上河图》虽出自清代宫廷画师手笔，却假托宋朝背景，宣称画的是宋朝市井风情。那么在宋朝，驰马伤人的行为会受到什么处罚呢？
针对交通肇事行为，宋朝政府已有专门的立法，叫做“走车马伤杀人”罪。《宋刑统》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杀伤畜产者，偿所减价。若有公私要速而走者，不坐：以故杀伤人者，以过失论；其因惊骇不可禁止而杀伤人者，减过失二等。”
又议曰：“公私要速者，‘公’谓公事要速，及乘邮驿并奉敕使之辈； 私’谓吉凶疾病之类，须求医药并急追人而走车马者，不坐；虽有公私要急而走车马，因有杀伤人者，并依过失收赎之法；其因惊骇力不能制而杀伤人者，减过失二等，听赎其铜，各入被伤杀家。”
宋政府的这一法条，需要解释一下。
唐宋时期行文中的“走”，不是“行走”之意，而是指“疾跑”。“走车马”即是策马疾驰或驾车疾行。
“无故”，指没有公私紧急事务，“公务”指急递公文、传送敕令、消防官兵救火等公共事务，需快马加鞭，不容逗留；“私务”指报丧、送病人治病、紧急追人等私人急事，也不可耽误。
“人众”，按唐宋法律的解释，“众谓三人以上”，有三个人以上即可称“众”。
也就是说，宋朝政府对市区交通实行“限速”制度，除非有公私紧急事情，任何人不得在城市街巷以及有三名行人以上的地方快速策马、驾车，否则，不管有没有撞伤行人，均视同“危险驾驶”，给予“笞五十”（屁股打五十小板）的刑罚。就如今天超速驾驶，不管是否造成事故，都要对驾驶员扣分。 如果因为“飙马”“飙车”而撞伤路人呢？则比照“故意伤害罪”“减一等”进行处罚。宋代刑法将故意伤害罪称为“斗杀伤”罪，根据伤势轻重给予不同量刑---以“见血为伤”，轻伤“杖八十”，导致耳鼻出血或吐血的，加二等：打掉人牙齿、毁坏人耳鼻、损伤人眼睛、折断人手指脚趾、打破人腦袋、烫伤人肌肤，为重伤，“徒一年”；打掉人两颗牙齿、折断人两只手指以上，及揪掉人头发，“徒一年半”；“殴人十指并折，不堪执物”，致人终身残疾，为严重伤害，“流三千里”；因斗殴致人死亡，处绞刑；使用凶器故意杀人，处斩刑。
宋朝法律对“无故走车马伤杀人”的处罚，将比照“斗杀伤”量刑，不过会相应地“减等”，比如“斗杀伤”致人终身残疾，依法应“流三千里”，而“无故走车马”致人终身残疾，则“流二千五百里”。
如果有公私紧急事务要办，法律允许办事人不受“限速”制度的限制，可以在街巷快马加鞭。但是，如果因此致人受伤或死亡，则以“过失伤害罪”论处。宋朝法律对“过失伤害罪”的处罚较“故意伤害罪”轻，而且允许赎刑。赎金支付给被车马撞伤亡的人家，相当于支付经济赔偿后达成刑事和解。
如果有公私急事而在街巷“走车马”，由于马匹受惊、不可控制而致人伤亡，则按过失伤害罪“减二等”论处，也允许赎刑，赎金会少一些，但同样作为经济赔偿金支付给受害者家庭。
如果“走车马”并没有伤人，只是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则必须向受害者支付赔偿，赔偿标准按“减价”即财物因受损坏而发生价值减损的那部分计算，如果致使他人财物灭失则按市价全部赔偿。
可以看出，宋朝政府针对交通肇事行为的立法，是相当周密的。不过执行情况如何，还需要再加考察。那时候有条件养宝马、备豪车的，想来都不是寻常家庭，非富即贵；而敢于在闹市“无故走车马者”，恐怕也要以飞扬跋扈的“官二代”‘富二代”居多。这些人有钱有势，撞伤了他人，法官对他们能够秉公执法吗？这还真是一个问题。
朱熹严惩纵马伤人的“官二代”
我不敢说宋朝的衙内之流“走车马伤杀人”不可能受到有司偏袒，不过，许多事例表明，宋朝衙内如果触犯了法律，他们的爹也未必罩得住。宋人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司马光的话来说： “有罪则刑之，虽贵为公卿，亲若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宽假。”
北宋时，“长安多仕族子弟，恃萌纵横”，少不得要干些闹市“飙马”“飙车”的勾当，其中有个李姓衙内尤其横暴，其父乃是知永兴军（长安市长）陈尧咨的旧交。但陈尧咨赴知永兴军上任之后，便立即严惩了这帮“官二代”，包括他旧交的儿子李衙内。南宋时，监察御史黄用和的族人“纵恶马踏人”，黄用和也是严惩族人，并“斩其马足以谢所伤”，将踏伤人的那匹马杀掉，以弥补受害者受到的伤害。
宋孝宗淳熙年间，朱熹知南康军，当地有个衙内，“跃马于市”，踏伤一小儿，伤势严重，“将死”。朱熹立即命令吏人将肇事者送入监狱，等候审判。次日一大早，朱熹便交待具体负责审理这起肇事案的“知录事参军”（法官）：“栲治如法。”按照法律，无故于闹市内“走车马”者，先打五十板子再说。
到了晚上，知录事参军过来禀报，“早上所喻，已栲治如法。”朱熹心里不大相信，亲自到监狱中查验，却见那肇事者“冠屦俨然”，哪里像是被“栲治”过的样子？原来肇事者已买通吏人，“栲治”只是虚应故事而己。朱熹大怒，立即将吏人与肇事者一同提审。第二天，吏人被“杖脊”，并开除公职。
这时候，有一名相识的朋友登门拜访，对朱熹说： “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意思是说，那纵马伤人的肇事者，是个“官二代”，你老人家何不高抬贵手，放他一马？
但朱熹不买账，说道：“人命所系，岂可宽弛！若云子弟得跃马踏人，则后日将有甚于此者矣。况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横，乃其职也。纵而不问，其可得耶！”
后来那名肇事的“官二代”受到什么处罚，朱熹没有细说，只说“遂痛责之”。若依宋朝立法，他受到的刑罚，将视那名被马踏到的小儿的伤势而定，但那名小儿最后是不是不治身亡，朱熹也没有交待清楚。因为记录这件事的是朱熹的个人谈话录，而不是司法档案，所以许多细节都语焉不详。假如那名小儿伤重不治，肇事者将按“斗殴致人死亡”之罪减一等处罚，即判处流刑——流三千里。宋朝在执行刑罚（死刑除外）时又实行“折杖法”，流三千里可折成杖刑——脊杖二十，再配役一年。
尽管故事的细节已不可考，不过，当我们讨论“官二代”或“富二代”的飙车现象时，朱熹的这段话无疑是值得记住的： “人命所系，岂可宽弛！若云子弟得跃马踏人，则后日将有甚于此者矣。况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横，乃其职也。纵而不问，其可得耶！”
但是，纵马闹市，拉风是拉风，对公众安全却构成严重威胁。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就画了一个快马撞人的场景：在河边的一条道路上，有两个人纵马驰骋，一名挑担的农民（也可能是小商贩）被撞翻在地，担子倾倒在路边，但骑马的两人并无停下来的意思，继续疾驰而去。这场“马祸”发生在行人稀疏的郊外，要是在热闹的街市上“飙马”，就不知要撞翻多少人了。
宋朝的交通肇事如何处罚？
清院本《清明上河图》虽出自清代宫廷画师手笔，却假托宋朝背景，宣称画的是宋朝市井风情。那么在宋朝，驰马伤人的行为会受到什么处罚呢？
针对交通肇事行为，宋朝政府已有专门的立法，叫做“走车马伤杀人”罪。《宋刑统》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杀伤畜产者，偿所减价。若有公私要速而走者，不坐：以故杀伤人者，以过失论；其因惊骇不可禁止而杀伤人者，减过失二等。”
又议曰：“公私要速者，‘公’谓公事要速，及乘邮驿并奉敕使之辈； 私’谓吉凶疾病之类，须求医药并急追人而走车马者，不坐；虽有公私要急而走车马，因有杀伤人者，并依过失收赎之法；其因惊骇力不能制而杀伤人者，减过失二等，听赎其铜，各入被伤杀家。”
宋政府的这一法条，需要解释一下。
唐宋时期行文中的“走”，不是“行走”之意，而是指“疾跑”。“走车马”即是策马疾驰或驾车疾行。
“无故”，指没有公私紧急事务，“公务”指急递公文、传送敕令、消防官兵救火等公共事务，需快马加鞭，不容逗留；“私务”指报丧、送病人治病、紧急追人等私人急事，也不可耽误。
“人众”，按唐宋法律的解释，“众谓三人以上”，有三个人以上即可称“众”。
也就是说，宋朝政府对市区交通实行“限速”制度，除非有公私紧急事情，任何人不得在城市街巷以及有三名行人以上的地方快速策马、驾车，否则，不管有没有撞伤行人，均视同“危险驾驶”，给予“笞五十”（屁股打五十小板）的刑罚。就如今天超速驾驶，不管是否造成事故，都要对驾驶员扣分。 如果因为“飙马”“飙车”而撞伤路人呢？则比照“故意伤害罪”“减一等”进行处罚。宋代刑法将故意伤害罪称为“斗杀伤”罪，根据伤势轻重给予不同量刑---以“见血为伤”，轻伤“杖八十”，导致耳鼻出血或吐血的，加二等：打掉人牙齿、毁坏人耳鼻、损伤人眼睛、折断人手指脚趾、打破人腦袋、烫伤人肌肤，为重伤，“徒一年”；打掉人两颗牙齿、折断人两只手指以上，及揪掉人头发，“徒一年半”；“殴人十指并折，不堪执物”，致人终身残疾，为严重伤害，“流三千里”；因斗殴致人死亡，处绞刑；使用凶器故意杀人，处斩刑。
宋朝法律对“无故走车马伤杀人”的处罚，将比照“斗杀伤”量刑，不过会相应地“减等”，比如“斗杀伤”致人终身残疾，依法应“流三千里”，而“无故走车马”致人终身残疾，则“流二千五百里”。
如果有公私紧急事务要办，法律允许办事人不受“限速”制度的限制，可以在街巷快马加鞭。但是，如果因此致人受伤或死亡，则以“过失伤害罪”论处。宋朝法律对“过失伤害罪”的处罚较“故意伤害罪”轻，而且允许赎刑。赎金支付给被车马撞伤亡的人家，相当于支付经济赔偿后达成刑事和解。
如果有公私急事而在街巷“走车马”，由于马匹受惊、不可控制而致人伤亡，则按过失伤害罪“减二等”论处，也允许赎刑，赎金会少一些，但同样作为经济赔偿金支付给受害者家庭。
如果“走车马”并没有伤人，只是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则必须向受害者支付赔偿，赔偿标准按“减价”即财物因受损坏而发生价值减损的那部分计算，如果致使他人财物灭失则按市价全部赔偿。
可以看出，宋朝政府针对交通肇事行为的立法，是相当周密的。不过执行情况如何，还需要再加考察。那时候有条件养宝马、备豪车的，想来都不是寻常家庭，非富即贵；而敢于在闹市“无故走车马者”，恐怕也要以飞扬跋扈的“官二代”‘富二代”居多。这些人有钱有势，撞伤了他人，法官对他们能够秉公执法吗？这还真是一个问题。
朱熹严惩纵马伤人的“官二代”
我不敢说宋朝的衙内之流“走车马伤杀人”不可能受到有司偏袒，不过，许多事例表明，宋朝衙内如果触犯了法律，他们的爹也未必罩得住。宋人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司马光的话来说： “有罪则刑之，虽贵为公卿，亲若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宽假。”
北宋时，“长安多仕族子弟，恃萌纵横”，少不得要干些闹市“飙马”“飙车”的勾当，其中有个李姓衙内尤其横暴，其父乃是知永兴军（长安市长）陈尧咨的旧交。但陈尧咨赴知永兴军上任之后，便立即严惩了这帮“官二代”，包括他旧交的儿子李衙内。南宋时，监察御史黄用和的族人“纵恶马踏人”，黄用和也是严惩族人，并“斩其马足以谢所伤”，将踏伤人的那匹马杀掉，以弥补受害者受到的伤害。
宋孝宗淳熙年间，朱熹知南康军，当地有个衙内，“跃马于市”，踏伤一小儿，伤势严重，“将死”。朱熹立即命令吏人将肇事者送入监狱，等候审判。次日一大早，朱熹便交待具体负责审理这起肇事案的“知录事参军”（法官）：“栲治如法。”按照法律，无故于闹市内“走车马”者，先打五十板子再说。
到了晚上，知录事参军过来禀报，“早上所喻，已栲治如法。”朱熹心里不大相信，亲自到监狱中查验，却见那肇事者“冠屦俨然”，哪里像是被“栲治”过的样子？原来肇事者已买通吏人，“栲治”只是虚应故事而己。朱熹大怒，立即将吏人与肇事者一同提审。第二天，吏人被“杖脊”，并开除公职。
这时候，有一名相识的朋友登门拜访，对朱熹说： “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意思是说，那纵马伤人的肇事者，是个“官二代”，你老人家何不高抬贵手，放他一马？
但朱熹不买账，说道：“人命所系，岂可宽弛！若云子弟得跃马踏人，则后日将有甚于此者矣。况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横，乃其职也。纵而不问，其可得耶！”
后来那名肇事的“官二代”受到什么处罚，朱熹没有细说，只说“遂痛责之”。若依宋朝立法，他受到的刑罚，将视那名被马踏到的小儿的伤势而定，但那名小儿最后是不是不治身亡，朱熹也没有交待清楚。因为记录这件事的是朱熹的个人谈话录，而不是司法档案，所以许多细节都语焉不详。假如那名小儿伤重不治，肇事者将按“斗殴致人死亡”之罪减一等处罚，即判处流刑——流三千里。宋朝在执行刑罚（死刑除外）时又实行“折杖法”，流三千里可折成杖刑——脊杖二十，再配役一年。
尽管故事的细节已不可考，不过，当我们讨论“官二代”或“富二代”的飙车现象时，朱熹的这段话无疑是值得记住的： “人命所系，岂可宽弛！若云子弟得跃马踏人，则后日将有甚于此者矣。况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横，乃其职也。纵而不问，其可得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