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著名的《东方》杂志曾以《梦想的中国》和《梦想的个人生活》为题，组织过一次征文活动。由于选题新颖，有话可说，因此一百多位知识精英和文化名流都参与了这一活动。他们或表达新年感言、个人理想，或预见国家前途、社会走向，或干脆拒绝幻想做梦……这些文章，用该刊主编胡愈之的话来说，那就是“有甜梦，又有苦梦；有好梦，又有恶梦；有吉梦，又有噩梦；有奇梦，又有妖梦；有夜梦，又有白日梦”，可谓各抒己见，气象万千。前些年有人将它们编辑成书，取名《梦想的中国》，为后人再现了当年的这道思想风景线，无疑是做了一件好事。据该书编者说，不知是什么原因，其中没有鲁迅的梦想，有些遗憾。
　　无独有偶的是，该书也没有收录胡适的梦想。我不知道鲁迅是否参与这一活动，但是胡适却参与了。在胡适遗稿中，有一篇《为〈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栏所写的应征答案》。在谈到“梦想的中国”时，胡适是这样讲的：“话说中华民国五十七年（西元1968）的双十节，是那位八十岁大总统翁文灏先生就职二十年的纪念大典，老夫那天以老朋友的资格参预那盛大的祝典，听翁大总统的演说，题目是《二十年的回顾》……”翁文灏虽然当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但他当时还是学者，尚未从政。胡适有此梦想，可能与翁正在参与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筹备工作有关。据说该委员会成立后，“一大批知名学者与蒋介石建立起了一种联系，使得国民党及南京政府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某种变化”。由此可见，胡适对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充满期望的。
　　在谈到“梦想的个人生活”时，胡适的想法出人意料。他说：“我梦想一个理想的牢狱，我在那里面受十年或十五年的监禁。在那里面，我不许见客，不许见亲属，只有星期日可以会见他们。可是我可以读书，可以向外面各图书馆借书进来看，可以把我自己的藏书搬一部分进来用……”他还说：“如果我有这样十年或十五年的梦想生活，我可以把我能做的工作全部都做出，岂不快哉！”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黑色幽默，但是就现实而言，这种“理想的牢狱”，仍然是个遥远的梦。据说《东方》杂志的这次征文是胡愈之的创意。但是却遭到其上司、商务印书馆“老板”王云五的反对。王云五与胡适是至交，不知胡文未能发表是否与此有关。
　　1935年初，胡适又以《新年的梦想》为题，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专栏发表文章。该文是在火车上完成的。胡适说，他在旅途中遇到一位外国人，对中国富人纳税少、贫民纳税多表示不解，觉得这种“杀贫济富”的税收制度是“最不公道的罪恶，是全世界文明国家所决不容许的”事情。因此，胡适的第一个新年梦想是，“在这个新年里可以看到中国赋税制度的转变”。这让我们想到如今煤老板或房地产开发商一夜暴富的情景以及社会贫富悬殊的状况，其实也和现行的不合理的纳税制度有关。在旅途中，胡适还听说另一位外国人去刚开张的上海国际大饭店吃饭之后，曾感慨地说：“这里的华丽和舒服都够得上第一等了，可惜不是中国今日顶需要的。”与此同时，胡适还看到一方面是交通部新官邸的落成典礼，一方面交通部门失职，致使农民的粮食运不出去。因此，他的第二个新年梦想是：希望政府能通过“减政裁人”等政策，“来帮助解决民食的问题”。此外，胡适还梦想全国真正的统一，梦想肃清全国匪患，梦想学术界的进步，也梦想全国精诚一致地对付外来侵略。
　　1937年初，胡适再次为《大公报》星期论文撰稿，标题是《新年的几个期望》。1936年是个多事之秋，随着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6月份爆发对抗中央的两广事变，年底又爆发振奋人心的绥远抗战和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胡适说：“多年梦寐里害怕的‘一九三六’，居然度过去了。我们在全国欢呼的喊声里送出了旧年，迎进了新年。”因此他的第一个期望是“今年必须做到宪政的实行”，第二个期望是“蒋介石先生努力做一个‘宪政的中国’的领袖”。他认为实行宪政不仅是颁布宪法，更应该养成法治习惯。在这方面，蒋介石应该成为遵守宪法的模范。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带走了历史人物和他的梦想。如今又值新年到来之际，回顾历史人物的梦想与期望，留给后人几多思索和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