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根据国情和发展战略自主作出的正确决策。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既定的政策。
目前,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我国根据国情和发展战略自主作出的正确决策,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既定的政策。
不断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指明了“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汇改方向。1994年1月,我国摒弃了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逐步回归较为合理的水平,提高了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为我国对外贸易差额由逆转顺创造了有利条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为避免各国货币竞相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稳定在8.3元/美元的水平;2001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有所减轻,但国内出现了通货紧缩等不利因素,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继续保持稳定。在此期间,我国吸取亚洲国家的经验教训,加强了金融改革力度和基础设施建设,国内恢复汇率浮动的研究和准备工作也一直在进行。考虑到我国金融机构还未完成改革,应对汇率变化和为企业提供相关服务的能力还较弱,汇率改革需要与金融改革统筹考虑,首先推进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进行。
至2005年7月,作为汇改基础条件的大型金融机构改革基本部署完毕,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完成财务重组并转变为上市公司,工商银行的财务重组已上日程,开发银行和农业银行的改革进入准备和论证阶段。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出口企业竞争力大大增强,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对人民币汇率改革具备了相当的承受力。这些迹象表明,汇改条件相对成熟,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果断推出。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对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进行进一步完善,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汇率体制改革与货币政策有效性
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率先实现了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针对复杂变化的形势,中央提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是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工夫,真正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较快复苏增长,外汇流入较快,流动性增加较多,采取积极的对冲操作后流动性依然十分充裕,存在着通胀预期强化和资产价格投机等潜在风险。因此,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与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是现阶段摆在宏观经济决策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受通货膨胀损害最大的是低收入群体,尤其是我国4000多万的城镇低收入群体和近亿人的农民工,处理不当容易对社会公平和稳定造成影响。对于中央银行而言,首要的责任是币值的稳定,防止产生高通胀的风险。货币政策是管理通胀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不断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确保实现物价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
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受到外汇占款较快增长的严峻挑战。1993年以前,我国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交替出现,1994年之后,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出现。尤其是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经常项目顺差显著扩大,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来源。在保持汇率水平相对固定的前提下,国际收支顺差的持续增长和外汇的不断流入直接导致人民银行以外汇占款的形式被动投放基础货币。
从我国整体利益最大化出发,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实现维持通胀水平的长期稳定、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等长远利益要远远超过部分行业调整、淘汰落后产能等短期成本。从当前现实来看,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
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机制改革
我国政府多次强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推行油、气、水、电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理顺基础性产品价格体系等。除直接调整价格外,还积极采取加强对环境保护的执法检查、整顿市场秩序等措施,这些都会导致广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要素价格调整往往涉及如何摆布改革与通胀的关系,改革与收入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关系,以及是否对改革的受损者进行补偿等。因此,生产要素价格的调整要求与其他改革综合全面设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为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总体要求,需要扩内需,减少经济增长对净出口的过度依赖。进一步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和合理调整广义生产要素价格,都有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
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变动在频率、灵活性、作用机制、影响范围等方面有所不同。第一,广义生产要素价格在朝市场确定这一方向趋进过程中所进行的调整具有明显的通胀效应和分配效应,需要与其他政策配套综合进行,频繁操作的难度较大,通常为阶段性调整。而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人民币汇率可升可贬,根据经济形势和国际收支状况灵活动态变化。第二,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汇率弹性较强,可涨可跌,而生产要素价格具有一定刚性。第三,汇率浮动能较快地影响进口商品价格和价格总水平,改变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比价关系。要素价格调整将影响价格体系内部各类比价关系,侧重在微观基础上发挥价格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第四,两项改革对企业的影响范围不同。第五,两项改革对通胀的影响不同。
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机制改革可更好地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一方面,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有利于为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创造靛的低通胀环境。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有利于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方式,推动出口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对市场价格波动的应变力和承受力,还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等。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成功实践
2008年7月底,为应对不断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收窄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没有参与国际上的竞争性货币贬值,为稳定外需、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为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前全球经济逐步复苏,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进一步巩固,2010年6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随着未来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发展,可能会面临新的挑战,我们将遵循既定政策,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根据国情和发展战略自主作出的正确决策,是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适应新的发展和开放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2005年汇改以来的实践证明,一揽子结构性政策为发挥汇率在影响内外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创造了条件;而汇率改革的适时推进,也能为其他改革赢得空间,在我国资源价格等改革的推进中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互动局面。汇率政策还与解除进口管制、放松外汇管制和加快走出去等政策相结合,对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加剧发挥重要作用。汇率的灵活性增强,还有利于增强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汇改前社会上曾有担心企业汇率承受力较弱,汇率浮动会造成企业大量倒闭。出口和就业出现大幅下滑。还有分析认为,如果人民币升值3%,纺织、轻工企业将大量关闭、破产。但事后看,之前对改革的副作用估计得比较重,对企业的灵活应变能力则估计不足。实际上我国经过近三十年市场取向的改革之后,大多数企业已初具适应市场变化而自我调整的机制和能力。
目前,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我国根据国情和发展战略自主作出的正确决策,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既定的政策。
不断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指明了“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汇改方向。1994年1月,我国摒弃了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逐步回归较为合理的水平,提高了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为我国对外贸易差额由逆转顺创造了有利条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为避免各国货币竞相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稳定在8.3元/美元的水平;2001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有所减轻,但国内出现了通货紧缩等不利因素,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继续保持稳定。在此期间,我国吸取亚洲国家的经验教训,加强了金融改革力度和基础设施建设,国内恢复汇率浮动的研究和准备工作也一直在进行。考虑到我国金融机构还未完成改革,应对汇率变化和为企业提供相关服务的能力还较弱,汇率改革需要与金融改革统筹考虑,首先推进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进行。
至2005年7月,作为汇改基础条件的大型金融机构改革基本部署完毕,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完成财务重组并转变为上市公司,工商银行的财务重组已上日程,开发银行和农业银行的改革进入准备和论证阶段。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出口企业竞争力大大增强,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对人民币汇率改革具备了相当的承受力。这些迹象表明,汇改条件相对成熟,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果断推出。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对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进行进一步完善,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汇率体制改革与货币政策有效性
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率先实现了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针对复杂变化的形势,中央提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是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工夫,真正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较快复苏增长,外汇流入较快,流动性增加较多,采取积极的对冲操作后流动性依然十分充裕,存在着通胀预期强化和资产价格投机等潜在风险。因此,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与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是现阶段摆在宏观经济决策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受通货膨胀损害最大的是低收入群体,尤其是我国4000多万的城镇低收入群体和近亿人的农民工,处理不当容易对社会公平和稳定造成影响。对于中央银行而言,首要的责任是币值的稳定,防止产生高通胀的风险。货币政策是管理通胀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不断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确保实现物价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
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受到外汇占款较快增长的严峻挑战。1993年以前,我国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交替出现,1994年之后,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出现。尤其是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经常项目顺差显著扩大,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来源。在保持汇率水平相对固定的前提下,国际收支顺差的持续增长和外汇的不断流入直接导致人民银行以外汇占款的形式被动投放基础货币。
从我国整体利益最大化出发,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实现维持通胀水平的长期稳定、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等长远利益要远远超过部分行业调整、淘汰落后产能等短期成本。从当前现实来看,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
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机制改革
我国政府多次强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推行油、气、水、电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理顺基础性产品价格体系等。除直接调整价格外,还积极采取加强对环境保护的执法检查、整顿市场秩序等措施,这些都会导致广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要素价格调整往往涉及如何摆布改革与通胀的关系,改革与收入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关系,以及是否对改革的受损者进行补偿等。因此,生产要素价格的调整要求与其他改革综合全面设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为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总体要求,需要扩内需,减少经济增长对净出口的过度依赖。进一步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和合理调整广义生产要素价格,都有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
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变动在频率、灵活性、作用机制、影响范围等方面有所不同。第一,广义生产要素价格在朝市场确定这一方向趋进过程中所进行的调整具有明显的通胀效应和分配效应,需要与其他政策配套综合进行,频繁操作的难度较大,通常为阶段性调整。而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人民币汇率可升可贬,根据经济形势和国际收支状况灵活动态变化。第二,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汇率弹性较强,可涨可跌,而生产要素价格具有一定刚性。第三,汇率浮动能较快地影响进口商品价格和价格总水平,改变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比价关系。要素价格调整将影响价格体系内部各类比价关系,侧重在微观基础上发挥价格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第四,两项改革对企业的影响范围不同。第五,两项改革对通胀的影响不同。
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机制改革可更好地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一方面,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有利于为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创造靛的低通胀环境。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有利于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方式,推动出口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对市场价格波动的应变力和承受力,还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等。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成功实践
2008年7月底,为应对不断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收窄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没有参与国际上的竞争性货币贬值,为稳定外需、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为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前全球经济逐步复苏,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进一步巩固,2010年6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随着未来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发展,可能会面临新的挑战,我们将遵循既定政策,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根据国情和发展战略自主作出的正确决策,是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适应新的发展和开放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2005年汇改以来的实践证明,一揽子结构性政策为发挥汇率在影响内外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创造了条件;而汇率改革的适时推进,也能为其他改革赢得空间,在我国资源价格等改革的推进中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互动局面。汇率政策还与解除进口管制、放松外汇管制和加快走出去等政策相结合,对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加剧发挥重要作用。汇率的灵活性增强,还有利于增强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汇改前社会上曾有担心企业汇率承受力较弱,汇率浮动会造成企业大量倒闭。出口和就业出现大幅下滑。还有分析认为,如果人民币升值3%,纺织、轻工企业将大量关闭、破产。但事后看,之前对改革的副作用估计得比较重,对企业的灵活应变能力则估计不足。实际上我国经过近三十年市场取向的改革之后,大多数企业已初具适应市场变化而自我调整的机制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