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3年6月20日，我国原驻美大使章文晋的夫人张颖以92岁高龄出席了在浙江绍兴市绍兴宾馆举办的纪念周恩来115周年诞辰暨周恩来与文化建设学术座谈会。会上，张老在缅怀周恩来丰功伟绩的同时，深情地回忆了她一家几代人与周恩来的深情厚谊。
在南开，周恩来为同学章以吴救场演戏
1913年，周恩来考取了仿欧美办学风格的天津南开学校。南开学校是严修出资兴办、为高初中共4年学制的学校，聘请教育家张伯苓为校长。
张伯苓思想开明，主张对学生德、智、体三育并重，尤其重视德育。他还倡导学生演新戏（即后来的话剧），所以当时该校的新戏演出很活跃。由于那时社会习俗还很保守，男女不能同台，说是有伤风化。这样戏剧中的女角就常常由长相俊俏的周恩来、章以吴等男同学反串。章以吴就是章文晋的父亲，他和周恩来是同班同学。
有一次，一出戏将于第二天开演，演出海报都贴上墙了，章以吴却突然接到父亲章一山的家书，要他立即返京完婚。父命大如山，章以吴只能启程回家。这边的戏咋办呢？“救场如救火”。章以吴所饰的女主角便临时由周恩来代演。
章以吴完婚归来，给同学们散喜糖。周恩来这才得知，他的这位同窗好友娶的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代总理朱启钤的二小姐朱淇筠。
朱启钤是贵州开阳人，他谱名启纶，字桂辛，晚年人们常称他朱桂老。光绪年间中举，曾任清京师大学堂泽学馆监督、京师内外城巡警厅厅丞、东北三省蒙务局督办、邮传部丞参兼津浦铁路北段总办。慈禧因爱其才，赏他二品顶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朱启钤出任津浦铁路督办，7月改任交通总长。1913年他任内务总长兼交通总长，一度代理国务总理。袁世凯称帝不成后，朱启钤去职退居天津、北戴河等地，潜心地方公益事业。北戴河的第一座公园——莲花石公园就是由退职后任北戴河海滨公益会会长的朱启钤亲自规划、开发而建成的。周恩来早就知道活跃在中国政坛上的朱启钤，他为自己的好友有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岳父而高兴。
在北戴河，周恩来见碑问旧事，回京代叔谢师
1949年初，中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曾在清朝和北洋政府中担任过要职的朱启钤对共产党的政策不怎么了解，避居上海考虑自己的退路。在北平的周恩来得悉后，马上请李宗仁的和谈代表、也是朱启钤的同事和好友章士钊先生写信给朱启钤，力劝他留在内地参加新中国建设。章士钊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两次致书朱启钤。章士钊的信由著名话剧演员、党的秘密工作者、时为李宗仁国民政府派赴北平和谈代表团的顾问金山直接送到上海朱启钤的寓所，并向他转告了周恩来希望他留下来的口信。
朱启钤出于对周恩来、章士钊的信任，留了下来。上海刚一解放，时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的章文晋决定赴沪看望父亲章以吴、母亲朱淇筠和外公朱启钤。周恩来得悉后，对章文晋嘱咐说：“朱启钤先生是位实业家和园林设计建筑家。他的长处可以为新中国服务，请转告你外公，人民政府欢迎他回北京来。”朱启钤回京后，周恩来安排他当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的首批馆员。从此，他和周恩来之间的交往也多了起来。
1953年，周恩来生病，经毛泽东和政治局批准到北戴河疗养了一段时间。在北戴河疗养期间，周恩来游览了当地风景名胜，在莲花石公园里发现了一方与他叔叔有关的石碑。
周恩来回京后，在一个秋末的傍晚，来到东四八条朱启钤的寓所看望朱启钤。周恩来一落座就饶有兴味地说：“桂老，我在北戴河莲花石公园里看到一块刻有《莲花石公园记》的石碑。你撰写的碑文中有‘临榆令周家琛又为之禁樵苏’等语。周家琛是我的叔父，你知道吗？”
朱启钤听周恩来说起这件事，便回忆说：“你的叔父周家琛是前清举人。他从1916年起任临榆县（河北省旧县名，1954年撤销，属地划归秦皇岛等管辖）知事时，我当时任北洋政府的内务总长。在举办县知事训练班时，他是我的门生。”周恩来一听，立即幽默地说：“桂老，那你比我长两辈，我和章文晋同辈了。”朱启钤一听也笑了，连说：“岂敢，岂敢！”周恩来又打趣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朱启钤接着说：“ 1919年，我在北戴河任‘公益会’会长，主持修建北戴河第一座公园——莲花石公园。为了保护公园内的古松翠柏不被破坏，滨海傍山的优美环境不被污染，就请你叔父周家琛支持。他当即以县令的身份两次发出布告，明令禁止汽车、摩托车在海滨行驶，禁止民众上山砍柴、伐木、采药、打猎和挖土取石等等。由于县令的两次布告，效果很好，发挥的作用也很大，使北戴河整个莲花山的优美环境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接着，朱启钤又对周恩来说：“总理，国家不是说人民信仰自由吗？我不愿意火葬，我死了，请把我埋在北戴河，那里有我的继室于夫人的墓。我怕死后办不到，所以现在对你说。”周恩来听后，贴近老人对着他戴在耳朵上的助听器说：“我一定帮你办到。桂老，你放心吧。”朱启钤听了连连点头。
据有关史志记载，周家琛字衡峰，生于光绪四年，光绪辛丑（公元1901年）恩科举人，周恩来一直叫他“衡峰大叔”。1916至1919年任直隶省临榆县知事，与周恩来同为周氏14世孟班公之后（周恩来为21世），比周恩来长一辈。因此，周恩来在听了朱启钤的一席话之后，心存感慨。因为在他原来的印象中，清末民初的许多旧官僚都是只受贿不干事的官老爷，没想到自己的“衡峰大叔”在临榆县令任上还有这样一件造福子孙后代的政绩。所以，他当场再一次感谢了朱启钤老人。
1964年初，朱启钤以92岁高龄在北京病逝。此时恰逢周恩来出访，等他得到中央统战部拍发给他的丧讯及有关请示之后，就让在家的邓颖超等用鲜茉莉花做了一个花圈，呈送到朱启钤的灵前。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的嘉兴寺为朱启钤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委托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作为他的代表主持追悼会。由于此时北戴河已划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疗养地，周恩来没法帮朱启钤实现他的生前愿望。朱启钤生前也明白此事，他嘱咐家人在北京西北郊的万安公墓准备好墓地。但经周恩来特别批准，朱启钤的遗体被安葬于京西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以弥补未能将老人安葬北戴河的缺憾。 在西单，周恩来宴请“章罗联盟”
作为朱启钤的乘龙快婿、周恩来的同窗好友章以吴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都没有涉足政治。他早年一直在上海从事金融证券事务。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股票一夜之间暴跌，章以吴破产，然后举家西迁。
章以吴到了陪都重庆以后，特意找到曾家岩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拜访了“老学长”周恩来，两人谈以往，谈眼前，相聚甚欢。
新中国成立初，章以吴放弃了上海金城银行的高级职务和优厚待遇，报名支边去了大西北的甘肃平凉，成为平凉人民银行的一名普通职员。
1956年实行精兵简政，快到退休年龄的章以吴，退职回到北京。当时他的夫人朱淇筠已经病逝，章以吴又娶了罗婉容为继室。罗婉容曾经担任过周恩来的护士，他俩结合后，周恩来特意驱车到他们的住处看望和祝贺。因为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章伯钧和罗隆基两人均被划为头号大右派，并被公开点名、批判为反党的“章罗联盟”。所以一落座，周恩来就和他俩打趣说：“你们这是公开搞‘章罗联盟’啊！”一句话说得满座笑声。周恩来还说，你们搞了“章罗联盟”怎么也不请我喝喜酒啊！可是当时国家物资匮乏，供应紧张，凭章以吴夫妇的收入是没法请客招待的。周恩来在了解到他们的生活比较拮据后，又特意把他们约请到西单的一家小餐馆吃了一顿饭，章以吴夫妇非常感激。
在得知章以吴因为退职没了工资收入后，周恩来便指示中央统战部，根据章以吴的资历，安排他到中央文史研究馆任馆员，使得章以吴有了固定收入，能安度晚年。章以吴于1978年去世后，罗婉容每每回忆起往事，还激动不已，十分感谢周恩来对她一家的关怀。
在重庆，张颖代周恩来尽孝
章以吴的儿媳张颖，曾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南方局任文委秘书。她1922年出生于广州，曾就读于广州市立师范学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年仅15岁的张颖怀着一颗报国之心，不远万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成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第一期学员。
张颖年轻好学，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提高很快。1939年，她从“鲁艺”毕业不久就被选调到中共南方局任文委秘书。当时她只有17岁。
南方局是在周恩来领导之下的、秘密设在重庆曾家岩50号的党内高级机关。在这里工作非常艰苦，常被国民党特务跟踪、包围、刁难，还要随时提防蒋介石万一翻脸。因此，这里的工作人员不分男女老少，都要在夜间排班轮流站岗巡逻。张颖后来回忆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望着周围住着特务的房屋窗户里那忽闪的灯光，就像见到恶狼的眼睛一样。但她没有胆怯，因为周恩来夫妇和董必武夫妇都在这里，她心里踏实，用不着害怕。
1940年夏天，重庆遭到日本侵略者的大轰炸，曾家岩的房子被炸毁了，工作人员都临时住到红岩村，但上班还要到城里。张颖他们每天要步行或坐一段公交车上下班，一个来回要花上四五个小时。因为是暑天，重庆高温，还没坚持到两个月，张颖就病倒了，被诊断得了肺结核病。因为那时候缺医少药，肺结核又是传染病，她就不能和大家住在一起了。
红岩村的女主人饶国模，当时大家都习惯称她为刘太太。她是位同情革命、支持共产党的好心人。她对张颖十分同情和关心，就把自己家三层小楼的顶层藏物间腾出来给张颖住，以便和其他人隔绝。
张颖住进去之后才知道，刘太太家的三层小楼之上还住着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老太太和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老先生。由于同住一个屋檐下，时常见面，她到屋外散步时就常与二位老人在一起。杨老太太身体不太好，不常出门。而周老爷子身体好，又活跃，就是太孤单，他常与张颖说说话。实在无聊了，他就要张颖和他一起下象棋。张颖哪里是周老爷子的对手，每战必败，让周老爷子赢得很开心。
两位老人住在刘太太那儿，周恩来夫妇即使再忙、再累也经常抽空来看望二位老人。在张颖的印象里，周恩来他们每次都是先到杨老太太房间，然后才到周老爷子房间。而且一般在老太太房间的时间呆得长些。
张颖还回忆说，周老爷子十分爱喝酒，花一两角钱买点五香豆腐干就是他的下酒菜。有一次，张颖忍不住问道：“老爷子，买一碟酱肉不可以吗？”老爷子一听喃喃地说：“困难时期，能喝口酒，我知足了。”
1942年夏天，周老爷子感冒了，总说身上不舒服。虽有办事处的刘医生每日来看望、诊治和给药，但在那个药品奇缺的年代，老爷子的病仍时好时坏。一次，张颖端水给老爷子喝，老人忧郁地问：“我病了好几天了，恩来为什么不来看看我？”张颖年纪轻，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含糊其辞地说：“最近他太忙。他要是知道你病了，一定会抽空来看您的。”她边说边安慰老爷子：“您感冒了，吃几天药就会好的。您放心静养就是了。”
1942年7月10日傍晚，老爷子咳得很厉害。张颖拿开水进去时，见老人脸色红紫，呼吸喘急，一摸他的手，热得烫人。张颖赶忙去叫刘医生。刘医生给老人一检查，喃喃地说：“老爷子可能转为肺炎了。”张颖一听，又赶忙跑去向时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处长的钱之光报告。钱之光赶过来一看情况不太好，就对医生和张颖说：“你们守在这里，我去找邓大姐。”
天黑了，钱之光他们还没能回来。老爷子抓着张颖的手，喘着气说：“恩来怎么还不来呀？……”老人边说边流泪，泪水顺着面颊一直流到枕边。待董必武、邓颖超和钱之光他们匆匆赶到时，还抓着张颖手的周劭纲老先生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事后，张颖才知道，周恩来当时正在国民党中央医院做手术，为怕对他养病不利，董必武和邓颖超向他隐瞒了老爷子的病情和病故的消息，直到老人去世三天后周恩来才知道消息。
周劭纲老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段是张颖一直陪伴着的，也就是说，她代周恩来和周家人尽了孝道。
在剧协艺委，张颖、孙维世打“嘴仗”，周恩来邓颖超出面“调停”
1956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了一出新的话剧《同甘共苦》，由岳野编剧、孙维世导演，舒强、于蓝、刘燕瑾主演，很受观众欢迎。不少人向《戏剧报》寄来了称赞文章，说这出戏思想解放，敢于揭露生活中的矛盾，是一出好戏。 时任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主管《戏剧报》工作的张颖从自己的工作职责出发，也去看了这出戏。话剧剧情很简单，说的是：抗日战争期间，丈夫告别新婚妻子投身抗日洪流，从此杳无音讯。妻子在丈夫走后也参加了抗日支前工作，成了地方上的妇女积极分子，还当上了区妇联主任。男青年在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里，经过血与火的洗练，迅速成长为一名高级指挥员。期间，他认识了一位知识分子的女干部，经组织批准结婚、并生了儿子。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三个人碰面了。男主角既抱歉又愧疚，两位妻子经过短期误会后，经过接触都认为对方通情达理，而且都是合法妻子，竟互相相让，愿意自己退出，同时也都深爱着自己的丈夫。那位身为党的高级干部的男子也不同意她们任何一人退出，最后两位妻子互相容忍，形成事实上的一夫两妻。
张颖看了这出戏后，也认为不错，但同时认为当时我国第一部《婚姻法》刚颁布，明确规定我国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而《同甘共苦》宣扬的却是一夫多妻，明显违背婚姻法。这样，她就写了一篇剧评，评说《同甘共苦》戏虽然好，但主题思想不健康；观众虽然喜欢，但不能提倡，而且还给老干部脸上抹了黑。
张颖的戏评文章发表在《戏剧报》上之后，立即引来圈内人士的议论。在剧协艺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孙维世对此发表了不同意见，结果和张颖争吵了起来。
孙维世说，新生事物出来不容易，你张颖一棍子就想把她打死？张颖说，因为你孙维世是个大专家，就不能批评吗？两人互不相让。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西花厅。
周恩来让秘书给张颖打电话，约她到西花厅吃午饭。周恩来利用吃饭的一点时间，做起了张颖和孙维世的思想工作：双方都是老党员，应该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对一出戏有不同的看法是很正常的事。周恩来、邓颖超的态度十分认真，但语气是平和的，话语中没有责备谁的意思。经过周恩来的一番调解，这件事也就过去了。张颖、孙维世又和好如初。然而，到“反右”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同甘共苦》成了孙维世等人的一条“罪状”，张颖为此一直愧疚不已。
在西花厅，周恩来语重心长，派章文晋出使加拿大
章以吴和朱淇筠的长子章文晋从小好学上进，追求进步。1930年4月2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秘密前往欧洲，借道德国柏林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柏林的成仿吾寓所，章文晋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这时的周恩来已经是叱咤风云的中共主要领导人，而章文晋是一位年仅15岁风华正茂的青年。周恩来那极富感染力的谈话、对国内外时局的精辟分析和独到的见解，都令章文晋为之倾倒。15年后，当章文晋学成归国到重庆再次见到周恩来时，他已经是一位有6年党龄的共产主义战士了。章文晋出类拔萃的英语口语水平使周恩来大为欣喜，就把他留在了南方局外事组。在那里，章文晋认识了他的另一半张颖。此后，章文晋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当年，周恩来和马歇尔谈判，在南京鸡鸣寺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李勃曼的专访等等，都是由章文晋在他身边担任英语翻译。
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像章文晋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免不了受到冲击和迫害。他被批斗一段时间后，即被送去江西的一个“五七”干校“改造世界观”去了。1969年，中苏因珍宝岛事件关系紧张。周恩来在首都机场会见柯西金之后，中苏恢复边界谈判。周恩来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指示外交部，点名要章文晋参加中方谈判组，从而恢复了章文晋的工作。1972年因尼克松访华，促成北美的加拿大与中国建交。周恩来又决定派章文晋为我国驻加拿大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1973年，章文晋出使加拿大前夕，已经重病缠身的周恩来特意把章文晋一家约请到西花厅。
在饭桌上，周恩来从章文晋的祖父章一山谈到他的外公朱启钤；从著名的保皇派人物杨度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谈到人的世界观改造。他还十分惋惜地说：“这次未能请你的父母一起来，等你从加拿大出使回来，我还要请你全家来吃饭。”周恩来特别交代说：“外交无小事，一定要多请示汇报，防止出错。”当年10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章文晋夫妇一路陪同，又一次见到日夜想念的周恩来。但由于当时他们都以工作为中心，没有私下交谈的机会。在洛阳参观龙门石窟的时候，张颖瞅机会问周恩来身体可好，周恩来并未正面回答，因为周恩来患病的事当时是保密的。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那次竟是他们和周恩来的永诀！
如今，周恩来与朱启钤、章以吴、章文晋、张颖这一家三代人之间的交往和深情厚谊仍被传为佳话，让后人津津乐道，啧啧称羡。
（责任编辑：张文军）
在南开，周恩来为同学章以吴救场演戏
1913年，周恩来考取了仿欧美办学风格的天津南开学校。南开学校是严修出资兴办、为高初中共4年学制的学校，聘请教育家张伯苓为校长。
张伯苓思想开明，主张对学生德、智、体三育并重，尤其重视德育。他还倡导学生演新戏（即后来的话剧），所以当时该校的新戏演出很活跃。由于那时社会习俗还很保守，男女不能同台，说是有伤风化。这样戏剧中的女角就常常由长相俊俏的周恩来、章以吴等男同学反串。章以吴就是章文晋的父亲，他和周恩来是同班同学。
有一次，一出戏将于第二天开演，演出海报都贴上墙了，章以吴却突然接到父亲章一山的家书，要他立即返京完婚。父命大如山，章以吴只能启程回家。这边的戏咋办呢？“救场如救火”。章以吴所饰的女主角便临时由周恩来代演。
章以吴完婚归来，给同学们散喜糖。周恩来这才得知，他的这位同窗好友娶的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代总理朱启钤的二小姐朱淇筠。
朱启钤是贵州开阳人，他谱名启纶，字桂辛，晚年人们常称他朱桂老。光绪年间中举，曾任清京师大学堂泽学馆监督、京师内外城巡警厅厅丞、东北三省蒙务局督办、邮传部丞参兼津浦铁路北段总办。慈禧因爱其才，赏他二品顶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朱启钤出任津浦铁路督办，7月改任交通总长。1913年他任内务总长兼交通总长，一度代理国务总理。袁世凯称帝不成后，朱启钤去职退居天津、北戴河等地，潜心地方公益事业。北戴河的第一座公园——莲花石公园就是由退职后任北戴河海滨公益会会长的朱启钤亲自规划、开发而建成的。周恩来早就知道活跃在中国政坛上的朱启钤，他为自己的好友有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岳父而高兴。
在北戴河，周恩来见碑问旧事，回京代叔谢师
1949年初，中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曾在清朝和北洋政府中担任过要职的朱启钤对共产党的政策不怎么了解，避居上海考虑自己的退路。在北平的周恩来得悉后，马上请李宗仁的和谈代表、也是朱启钤的同事和好友章士钊先生写信给朱启钤，力劝他留在内地参加新中国建设。章士钊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两次致书朱启钤。章士钊的信由著名话剧演员、党的秘密工作者、时为李宗仁国民政府派赴北平和谈代表团的顾问金山直接送到上海朱启钤的寓所，并向他转告了周恩来希望他留下来的口信。
朱启钤出于对周恩来、章士钊的信任，留了下来。上海刚一解放，时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的章文晋决定赴沪看望父亲章以吴、母亲朱淇筠和外公朱启钤。周恩来得悉后，对章文晋嘱咐说：“朱启钤先生是位实业家和园林设计建筑家。他的长处可以为新中国服务，请转告你外公，人民政府欢迎他回北京来。”朱启钤回京后，周恩来安排他当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的首批馆员。从此，他和周恩来之间的交往也多了起来。
1953年，周恩来生病，经毛泽东和政治局批准到北戴河疗养了一段时间。在北戴河疗养期间，周恩来游览了当地风景名胜，在莲花石公园里发现了一方与他叔叔有关的石碑。
周恩来回京后，在一个秋末的傍晚，来到东四八条朱启钤的寓所看望朱启钤。周恩来一落座就饶有兴味地说：“桂老，我在北戴河莲花石公园里看到一块刻有《莲花石公园记》的石碑。你撰写的碑文中有‘临榆令周家琛又为之禁樵苏’等语。周家琛是我的叔父，你知道吗？”
朱启钤听周恩来说起这件事，便回忆说：“你的叔父周家琛是前清举人。他从1916年起任临榆县（河北省旧县名，1954年撤销，属地划归秦皇岛等管辖）知事时，我当时任北洋政府的内务总长。在举办县知事训练班时，他是我的门生。”周恩来一听，立即幽默地说：“桂老，那你比我长两辈，我和章文晋同辈了。”朱启钤一听也笑了，连说：“岂敢，岂敢！”周恩来又打趣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朱启钤接着说：“ 1919年，我在北戴河任‘公益会’会长，主持修建北戴河第一座公园——莲花石公园。为了保护公园内的古松翠柏不被破坏，滨海傍山的优美环境不被污染，就请你叔父周家琛支持。他当即以县令的身份两次发出布告，明令禁止汽车、摩托车在海滨行驶，禁止民众上山砍柴、伐木、采药、打猎和挖土取石等等。由于县令的两次布告，效果很好，发挥的作用也很大，使北戴河整个莲花山的优美环境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接着，朱启钤又对周恩来说：“总理，国家不是说人民信仰自由吗？我不愿意火葬，我死了，请把我埋在北戴河，那里有我的继室于夫人的墓。我怕死后办不到，所以现在对你说。”周恩来听后，贴近老人对着他戴在耳朵上的助听器说：“我一定帮你办到。桂老，你放心吧。”朱启钤听了连连点头。
据有关史志记载，周家琛字衡峰，生于光绪四年，光绪辛丑（公元1901年）恩科举人，周恩来一直叫他“衡峰大叔”。1916至1919年任直隶省临榆县知事，与周恩来同为周氏14世孟班公之后（周恩来为21世），比周恩来长一辈。因此，周恩来在听了朱启钤的一席话之后，心存感慨。因为在他原来的印象中，清末民初的许多旧官僚都是只受贿不干事的官老爷，没想到自己的“衡峰大叔”在临榆县令任上还有这样一件造福子孙后代的政绩。所以，他当场再一次感谢了朱启钤老人。
1964年初，朱启钤以92岁高龄在北京病逝。此时恰逢周恩来出访，等他得到中央统战部拍发给他的丧讯及有关请示之后，就让在家的邓颖超等用鲜茉莉花做了一个花圈，呈送到朱启钤的灵前。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的嘉兴寺为朱启钤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委托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作为他的代表主持追悼会。由于此时北戴河已划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疗养地，周恩来没法帮朱启钤实现他的生前愿望。朱启钤生前也明白此事，他嘱咐家人在北京西北郊的万安公墓准备好墓地。但经周恩来特别批准，朱启钤的遗体被安葬于京西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以弥补未能将老人安葬北戴河的缺憾。 在西单，周恩来宴请“章罗联盟”
作为朱启钤的乘龙快婿、周恩来的同窗好友章以吴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都没有涉足政治。他早年一直在上海从事金融证券事务。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股票一夜之间暴跌，章以吴破产，然后举家西迁。
章以吴到了陪都重庆以后，特意找到曾家岩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拜访了“老学长”周恩来，两人谈以往，谈眼前，相聚甚欢。
新中国成立初，章以吴放弃了上海金城银行的高级职务和优厚待遇，报名支边去了大西北的甘肃平凉，成为平凉人民银行的一名普通职员。
1956年实行精兵简政，快到退休年龄的章以吴，退职回到北京。当时他的夫人朱淇筠已经病逝，章以吴又娶了罗婉容为继室。罗婉容曾经担任过周恩来的护士，他俩结合后，周恩来特意驱车到他们的住处看望和祝贺。因为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章伯钧和罗隆基两人均被划为头号大右派，并被公开点名、批判为反党的“章罗联盟”。所以一落座，周恩来就和他俩打趣说：“你们这是公开搞‘章罗联盟’啊！”一句话说得满座笑声。周恩来还说，你们搞了“章罗联盟”怎么也不请我喝喜酒啊！可是当时国家物资匮乏，供应紧张，凭章以吴夫妇的收入是没法请客招待的。周恩来在了解到他们的生活比较拮据后，又特意把他们约请到西单的一家小餐馆吃了一顿饭，章以吴夫妇非常感激。
在得知章以吴因为退职没了工资收入后，周恩来便指示中央统战部，根据章以吴的资历，安排他到中央文史研究馆任馆员，使得章以吴有了固定收入，能安度晚年。章以吴于1978年去世后，罗婉容每每回忆起往事，还激动不已，十分感谢周恩来对她一家的关怀。
在重庆，张颖代周恩来尽孝
章以吴的儿媳张颖，曾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南方局任文委秘书。她1922年出生于广州，曾就读于广州市立师范学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年仅15岁的张颖怀着一颗报国之心，不远万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成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第一期学员。
张颖年轻好学，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提高很快。1939年，她从“鲁艺”毕业不久就被选调到中共南方局任文委秘书。当时她只有17岁。
南方局是在周恩来领导之下的、秘密设在重庆曾家岩50号的党内高级机关。在这里工作非常艰苦，常被国民党特务跟踪、包围、刁难，还要随时提防蒋介石万一翻脸。因此，这里的工作人员不分男女老少，都要在夜间排班轮流站岗巡逻。张颖后来回忆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望着周围住着特务的房屋窗户里那忽闪的灯光，就像见到恶狼的眼睛一样。但她没有胆怯，因为周恩来夫妇和董必武夫妇都在这里，她心里踏实，用不着害怕。
1940年夏天，重庆遭到日本侵略者的大轰炸，曾家岩的房子被炸毁了，工作人员都临时住到红岩村，但上班还要到城里。张颖他们每天要步行或坐一段公交车上下班，一个来回要花上四五个小时。因为是暑天，重庆高温，还没坚持到两个月，张颖就病倒了，被诊断得了肺结核病。因为那时候缺医少药，肺结核又是传染病，她就不能和大家住在一起了。
红岩村的女主人饶国模，当时大家都习惯称她为刘太太。她是位同情革命、支持共产党的好心人。她对张颖十分同情和关心，就把自己家三层小楼的顶层藏物间腾出来给张颖住，以便和其他人隔绝。
张颖住进去之后才知道，刘太太家的三层小楼之上还住着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老太太和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老先生。由于同住一个屋檐下，时常见面，她到屋外散步时就常与二位老人在一起。杨老太太身体不太好，不常出门。而周老爷子身体好，又活跃，就是太孤单，他常与张颖说说话。实在无聊了，他就要张颖和他一起下象棋。张颖哪里是周老爷子的对手，每战必败，让周老爷子赢得很开心。
两位老人住在刘太太那儿，周恩来夫妇即使再忙、再累也经常抽空来看望二位老人。在张颖的印象里，周恩来他们每次都是先到杨老太太房间，然后才到周老爷子房间。而且一般在老太太房间的时间呆得长些。
张颖还回忆说，周老爷子十分爱喝酒，花一两角钱买点五香豆腐干就是他的下酒菜。有一次，张颖忍不住问道：“老爷子，买一碟酱肉不可以吗？”老爷子一听喃喃地说：“困难时期，能喝口酒，我知足了。”
1942年夏天，周老爷子感冒了，总说身上不舒服。虽有办事处的刘医生每日来看望、诊治和给药，但在那个药品奇缺的年代，老爷子的病仍时好时坏。一次，张颖端水给老爷子喝，老人忧郁地问：“我病了好几天了，恩来为什么不来看看我？”张颖年纪轻，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含糊其辞地说：“最近他太忙。他要是知道你病了，一定会抽空来看您的。”她边说边安慰老爷子：“您感冒了，吃几天药就会好的。您放心静养就是了。”
1942年7月10日傍晚，老爷子咳得很厉害。张颖拿开水进去时，见老人脸色红紫，呼吸喘急，一摸他的手，热得烫人。张颖赶忙去叫刘医生。刘医生给老人一检查，喃喃地说：“老爷子可能转为肺炎了。”张颖一听，又赶忙跑去向时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处长的钱之光报告。钱之光赶过来一看情况不太好，就对医生和张颖说：“你们守在这里，我去找邓大姐。”
天黑了，钱之光他们还没能回来。老爷子抓着张颖的手，喘着气说：“恩来怎么还不来呀？……”老人边说边流泪，泪水顺着面颊一直流到枕边。待董必武、邓颖超和钱之光他们匆匆赶到时，还抓着张颖手的周劭纲老先生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事后，张颖才知道，周恩来当时正在国民党中央医院做手术，为怕对他养病不利，董必武和邓颖超向他隐瞒了老爷子的病情和病故的消息，直到老人去世三天后周恩来才知道消息。
周劭纲老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段是张颖一直陪伴着的，也就是说，她代周恩来和周家人尽了孝道。
在剧协艺委，张颖、孙维世打“嘴仗”，周恩来邓颖超出面“调停”
1956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了一出新的话剧《同甘共苦》，由岳野编剧、孙维世导演，舒强、于蓝、刘燕瑾主演，很受观众欢迎。不少人向《戏剧报》寄来了称赞文章，说这出戏思想解放，敢于揭露生活中的矛盾，是一出好戏。 时任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主管《戏剧报》工作的张颖从自己的工作职责出发，也去看了这出戏。话剧剧情很简单，说的是：抗日战争期间，丈夫告别新婚妻子投身抗日洪流，从此杳无音讯。妻子在丈夫走后也参加了抗日支前工作，成了地方上的妇女积极分子，还当上了区妇联主任。男青年在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里，经过血与火的洗练，迅速成长为一名高级指挥员。期间，他认识了一位知识分子的女干部，经组织批准结婚、并生了儿子。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三个人碰面了。男主角既抱歉又愧疚，两位妻子经过短期误会后，经过接触都认为对方通情达理，而且都是合法妻子，竟互相相让，愿意自己退出，同时也都深爱着自己的丈夫。那位身为党的高级干部的男子也不同意她们任何一人退出，最后两位妻子互相容忍，形成事实上的一夫两妻。
张颖看了这出戏后，也认为不错，但同时认为当时我国第一部《婚姻法》刚颁布，明确规定我国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而《同甘共苦》宣扬的却是一夫多妻，明显违背婚姻法。这样，她就写了一篇剧评，评说《同甘共苦》戏虽然好，但主题思想不健康；观众虽然喜欢，但不能提倡，而且还给老干部脸上抹了黑。
张颖的戏评文章发表在《戏剧报》上之后，立即引来圈内人士的议论。在剧协艺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孙维世对此发表了不同意见，结果和张颖争吵了起来。
孙维世说，新生事物出来不容易，你张颖一棍子就想把她打死？张颖说，因为你孙维世是个大专家，就不能批评吗？两人互不相让。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西花厅。
周恩来让秘书给张颖打电话，约她到西花厅吃午饭。周恩来利用吃饭的一点时间，做起了张颖和孙维世的思想工作：双方都是老党员，应该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对一出戏有不同的看法是很正常的事。周恩来、邓颖超的态度十分认真，但语气是平和的，话语中没有责备谁的意思。经过周恩来的一番调解，这件事也就过去了。张颖、孙维世又和好如初。然而，到“反右”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同甘共苦》成了孙维世等人的一条“罪状”，张颖为此一直愧疚不已。
在西花厅，周恩来语重心长，派章文晋出使加拿大
章以吴和朱淇筠的长子章文晋从小好学上进，追求进步。1930年4月2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秘密前往欧洲，借道德国柏林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柏林的成仿吾寓所，章文晋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这时的周恩来已经是叱咤风云的中共主要领导人，而章文晋是一位年仅15岁风华正茂的青年。周恩来那极富感染力的谈话、对国内外时局的精辟分析和独到的见解，都令章文晋为之倾倒。15年后，当章文晋学成归国到重庆再次见到周恩来时，他已经是一位有6年党龄的共产主义战士了。章文晋出类拔萃的英语口语水平使周恩来大为欣喜，就把他留在了南方局外事组。在那里，章文晋认识了他的另一半张颖。此后，章文晋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当年，周恩来和马歇尔谈判，在南京鸡鸣寺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李勃曼的专访等等，都是由章文晋在他身边担任英语翻译。
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像章文晋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免不了受到冲击和迫害。他被批斗一段时间后，即被送去江西的一个“五七”干校“改造世界观”去了。1969年，中苏因珍宝岛事件关系紧张。周恩来在首都机场会见柯西金之后，中苏恢复边界谈判。周恩来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指示外交部，点名要章文晋参加中方谈判组，从而恢复了章文晋的工作。1972年因尼克松访华，促成北美的加拿大与中国建交。周恩来又决定派章文晋为我国驻加拿大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1973年，章文晋出使加拿大前夕，已经重病缠身的周恩来特意把章文晋一家约请到西花厅。
在饭桌上，周恩来从章文晋的祖父章一山谈到他的外公朱启钤；从著名的保皇派人物杨度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谈到人的世界观改造。他还十分惋惜地说：“这次未能请你的父母一起来，等你从加拿大出使回来，我还要请你全家来吃饭。”周恩来特别交代说：“外交无小事，一定要多请示汇报，防止出错。”当年10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章文晋夫妇一路陪同，又一次见到日夜想念的周恩来。但由于当时他们都以工作为中心，没有私下交谈的机会。在洛阳参观龙门石窟的时候，张颖瞅机会问周恩来身体可好，周恩来并未正面回答，因为周恩来患病的事当时是保密的。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那次竟是他们和周恩来的永诀！
如今，周恩来与朱启钤、章以吴、章文晋、张颖这一家三代人之间的交往和深情厚谊仍被传为佳话，让后人津津乐道，啧啧称羡。
（责任编辑：张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