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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革命领袖毛泽东自小熟读古书，从《孙子兵法》到《曾国藩家书》、《曾胡治兵语录》，都自小诵读。毛的母家文氏是读书人家，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向表兄文咏昌借阅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且放在家中读了很久。郑观应很早就提出“商战”，在自序中郑氏说：“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毛泽东对此十分欣赏。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听过国文老师袁仲谦讲湖南人魏源作的《孙子集注序》。魏源是鸦片战争时和林则徐一起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先贤，著有《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书，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对后代人影响深远。毛泽东十分喜欢这门课，作了详细的课堂笔记，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对中国传统兵书有浓厚的兴趣。1916年6月26日毛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就湖南响应蔡锷在云南起兵反袁帝制，首先宣布独立一事作评论：“……湘省独立之功，不在云贵首义之下。岂特地有所必取，城有所必攻，南北成败之枢纽在是焉耳。”其“地有所必取”等句，即出自《孙子兵法》“九变篇”，原文是“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所论战局时事说明青年毛泽东独具慧眼，那时的毛“恰同学少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孙子兵法》军事战略观点分析了当时湖南独立在推翻洪宪帝制中的“成败之枢纽”作用。这是因为湖南地处南北军事之要冲，为云贵蔡锷南军北进之必取，亦为袁世凯北洋军所必守，湖南倒向护国军宣布脫离北洋政府而独立，对云南蔡锷来讲，的确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在举国反对声中，袁帝制不久即轰然而垮。
据毛的秘书也是湖南人的李锐后来说，毛泽东“早年读过的一些书，不论是经典古典，还是传奇小说，如《孙子兵法》、《左传》、《曾胡治兵语录》、《三国演义》、《水浒》等等，都曾经给他的战争生涯以最初的启发”。青年毛泽东与他的老师也是后来的岳父杨昌济先生，都十分佩服他们的湖南老乡“中兴名臣，一代儒宗”的曾国藩，现存1917年8月23日毛致同乡黎锦熙的信中曾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上世纪六十年代毛又在多次场合讲到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是消灭太平天国用力最多的人，称赞多于贬抑。《曾胡治兵语录》的编者蔡锷是湖南人，他辑录了剿灭太平天国的湘军创始人曾国藩、胡林翼的一些治兵言论，编成语录体兵书，用作云南讲武堂教材，其学生中就有共和国开国元帅朱德。曾、胡也都是湖南人，李锐说：“有名的湖南人蔡锷于1911年编有《曾胡治兵语录》，就是一本毛认真读过的书。”
近代湖湘兵学是以曾国藩治湘军为主要内容，蔡锷编《曾胡治兵语录》，分为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等十二章，并加了不少按语，上引《孙子兵法》，下述自己的见解。而作为儒将的曾国藩十分重视对将士灌输儒家意识形态，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蔡锷就十分推重曾氏“带兵如父兄带子弟”的思想，后来的国共两党治军，也都有意无意地受到其影响并加以运用。蒋介石就十分看重《曾胡治兵语录》，不仅将其印发为黃埔军校教材，而且亲自增补了“治心”一章，而所谓“治心”，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曾于1943年出版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1945年又在共产党领导的山东军区重印。蒋介石增补的《曾胡治兵语录》，能在反蒋气氛浓烈的共产党管区出版，应与中共高层毛泽东的重视和喜欢这本书有关，沒有毛的首肯，此书能出版确乎难以想象。
（二）
毛并没有出国留学经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也没有翻译出版几本马列的书，毛的外语能力尚未达到通畅地阅读原著的水平，而外文书当时更是踏破青山无觅处，到延安后才“逼”着研读马恩列斯，而当时也仅是将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当作马列主义的教科书来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有条件博览群书，但人们发现他读得最多的仍然是古旧史书，毛并要求许世友等将军们阅读《红楼梦》，自己读“二十四史”时写下了大量眉批笔记，西方典籍之于毛泽东则兴趣不大，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硬是要割断毛泽东思想与传统思想的联系。
李锐说：“毛曾经认为马克思可用的东西不多了，说经典著作读起来没味道。中国的古书有迷人的东西，也有有用的东西。”李锐是毛泽东的秘书、前中央委员，是当今研究毛泽东的党内权威专家，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更了解真实的毛泽东。李锐说毛的故居是“满墙古籍，半塌旧书”。中央开会时毛主席会经常引用古典，介绍古书，使人莫测高深，甘作俘虏。“晚年深挖洞，赞扬秦始皇，搞儒法斗争，干脆让马克思主义靠边站”。应该说李锐所述毛泽东晚年搞“文革”那一套，与马克思主义相去是越来越远，更多的是回归到传统的权术，这一点似无异议。但深挖其根源，也可追溯到毛青少年时代所学湖湘兵法中的纵横捭阖之术，也要估计到看古书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李锐1958年应召来到毛的住所，后有诗谈其印象是：“一墙古籍半床书，谈笑风生榻上居。”中国传统古籍伴随了毛一生，这当然是有利也有弊。毛泽东个人思想的精粹在哪里，是西方苏俄的舶来品吗？恐怕不完全是！实际上正是克敌制胜的湖湘兵学和传统权谋构成了毛泽东个人智慧的核心。
毛泽东也最欣赏马列斗争哲学，因为这与兵法克敌制胜思想相当合拍。毛自己革命、斗争、奋斗了一生。他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作为表率，他要全国人民也像他一样奋斗，改天换地，人定胜天，“欲与天公试比高”。共和国成立后，他沿用过去革命根据地那一套经验搞建设，继续革命，把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军事化管理推向全国各行各业。青年时代残留在他脑海中的乌托邦主义也找到了试验场所，虚实结合，大干快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他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最后却遭到惨痛失败。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毛泽东1949年1月1日的“新年题词”，毛主席以领导革命战争成为人民领袖，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新中国成立后他要领导人民打一场新的人民战争，将一穷二白的贫穷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隨着四大野战军进军全国的脚步，数百万军人转业地方成为转业干部，此为新中国建设的第一步。转业干部对经济工作都很陌生，可谓是外行领导内行，但此时毛对军事仍情有独钟，希望军队在新中国生产建设事业上立新功。怎么建设，当时有两种经验可供借鉴，其一为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其二为根据地党政军合一的军事化管理经验，毛泽东以其睿智将其摡括为“组织起来！”并迅速铺开在农村搞互助组、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谁说鸡毛不能飞上天？”毛性情豪迈，从不服输，顽强奋斗。愚公移山，改造中国，亿万民众在毛指挥下战天斗地，“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但天下固可由马上得之，不可于马上治之，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总结过历史经验，如今再用军事兵法那一套治国，就一定会无往而不胜吗？
毛主席以用兵打仗那一套指导经济工作，的确是犯了重大的错误，他照搬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以军事化手段指挥经济工作，用人海战术，搞大跃进，大办钢铁，大办粮食，“两个元帅升帐”，千军万马齐上阵，又办公共食堂，瞎指挥，结果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人民公社用军事编制组织社会，试图用“组织起来”的办法“穷过渡”。“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在管理体制上实行“政社合一”，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要求，各地人民公社还将青壮年社员以生产队为单位组成连，以大队为单位组成营，以公社为单位组成团，进行军事化管理，按时吃饭，统一上工，统一休息。这些连、营、团既是民兵组织，又是生产突击队，劳动力在全公社范围内统一调动，“集体劳动，安营扎寨，挑灯夜战”。连赫鲁晓夫都说中国“把公社转变成了军事组织”。军事化的人民公社既是基层政权组织，又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社党政军合一，人、财、物大权集于一身，工、农、商、学、兵样样齐全，统一经营，依靠行政命令组织生产，搞“一刀切”，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毛泽东大搞人民战争，组织起亿万民众用人海战术热火朝天地搞建设，军事化深入到全国各单位各个角落。
大跃进的失败并沒有使毛泽东放弃军事化管理，隨着中苏交恶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毛提出“全民皆兵”的号召，“大办民兵师”，军训成为六十年代的全民功课。毛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军事化的全面控制反而加强了。毛泽东发表了“五七指示”，并提出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要把全国办成一所亦文亦武的大学校，实际上是一座大兵营。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王铁人”、“新愚公”、铁姑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口号也都有军事化色彩。英雄模范人物雷锋、王杰等也多是士兵。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文革”初有一位青海军官门合说：“毛主席著作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设法活。”搞的是形式主义。当时说大庆油田的发现也是靠“两论”（《矛盾论》、《实践论》）起家，毛泽东思想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我当时读毛著，其军事著作确实吸引了我，真正饱含着智慧，但用之于现实有些文不对题。毛主席诗词那时更吸引人，其中大多也是抒发军事情怀，如《西江月·井冈山》、《七律·长征》等。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高亨赞颂毛是：“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观六洲风云，笔下有雷声！”毛是个人魅力型领袖，居高临下感召力很大，一时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个个都争做“雷锋式”的“毛主席的好战士”。
“文化大革命”搞红海洋、红卫兵、红司令，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有一位女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也戴上了红袖章。毛问她叫什么名字，答曰：“宋彬彬”。毛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答曰：是。毛说：“要武嘛”！这位女学生即改名宋要武，当时传为佳话。后来搞“三支两军”，部队支左全面接管各级政府，军事编制甚至应用于工厂、学校，军事化普及于全社会。我本人中学所在班被称为排，年级称为连，全高中称为营，全校则挂了“民兵团”的招牌。一时男女老少都穿绿军装，参军最光荣，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则学空军，林彪元帅被说成是毛“最好的学生”，法定为接班人。全国范围搞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国家大量资源投入了“三线建设”，准备打仗。消灭帝修反，解放全人类，“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全面军事化管理在“文革”中达到了顶峰，使全国变为一座大兵营，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僵化。
而实际上亿万人民生活非常贫困，空喊口号暗地里磨洋工，高投入却低产出，穷折腾却无效益，国家财政无以为继。时军代表白相国接管了外贸部，他不是互通有无与外国人做生意，而是考虑支援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拉美的秘鲁盛产鱼粉卖不出去，他却花大价钱买了下来，但饲料鱼粉在中国并无用场，就配发给农民用作肥田粉，浪费吃亏坑害的仍是中国农民。本国的资源、财力本很紧张稀缺，却跨洋万里去支援世界革命，破费丧财，为的仅是空洞的全球革命。思想文化也全面专政全面禁锢，外界事物一点也不知道。“八亿人民八个戏”，而八个革命样板戏中就有六个是军事题材，“文革”后期引进几部电影，阿尔巴尼亚的《地下游击队》，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等，也都是打仗，甚至连“内部放映”的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等也都是军事题材，影片中日本海军“江田岛精神”居然影响了林彪之子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被用来激励其同党。
（三）
马上治不了天下，枪杆子种不了庄稼。用军事化管理经济的成败现在可谓是一清二楚。但历史上并非没有军事化管理成功的先例，如秦帝国实行彻底的军国主义，民众被编组成保甲，高度组织化、战斗化，实行军功爵，杀敌告奸都有重赏，反之重罚。秦由此凝聚出強大的综合国力，一举击败六国统一中国。毛泽东对秦始皇的法家治国路线是公开赞扬，晚年搞了“评法批儒”。但是，秦高压紧绷着的军事化管理状态并没有能持续多久，天下苦秦久矣，民众离心奋起反抗，使秦二世而亡。
无独有偶，苏联自建国初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后来搞计划经济，也是重工业优先，实际上是军事优先，而不关注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经济在苏联社会工业化方面也曾起过重大作用，但体制僵化缺乏活力难以持久。在党政体制方面也有军事化特征，列宁在１９０３年就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把党看作为“有组织的部队”，严明纪律，建立科层制的管理。革命成功后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党组织把军事化管理推向全国各行各业。“输出革命”争当世界救世主，又让苏联负荷起尴尬的与国力不相称的“使命”，冷战时代调动百分之八十的国家资源搞军备，与美国争霸。其军事预算对内对外都保密说假，戈尔巴乔夫一上台，才知道实际军费是公布的四倍，最后国力不支出现危机，在与美国的“和平竞赛”中败下阵来。党政合一体制加计划经济的实质就是军事化管理。西方更把苏联党政计划经济那一套叫做“兵营共产主义”。而我国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毛泽东领导的大干快上“革命加拼命”，更是典型的军事化管理。军事化管理加虚幻的乌托邦国家战略目标，拼命折腾却少有实利，中国和前苏联东欧以计划经济为特色的一整套军事化管理模式，实际上已遭到了全球范围的失败。
军事化管理是用《孙子兵法》揭示的原则进行管理吗？不是的！我们知道古今中外用《孙子兵法》指导军事都打胜仗，包括毛泽东在内都得益良多。也有运用兵法原则经营产业搞经济管理的，古今都不乏其成功之例。如春秋末范蠡用兵法治产业，三致千金，人号“陶朱公”。二战后日本人倡导用中国传统兵家智慧指导企业经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连欧美及改革开放后的我国都跟进，现在兵法管理在中外工商企业经营方面已经相当盛行。但兵法管理绝非军事化管理，兵家管理哲学是理性选择，是理性人在约束条件下求最优解。古代兵法的核心思想是克敌制胜，是追求高效率，兵贵神速，自保全胜不吃亏，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讲的是效益管理。而军事化管理以行政命令统领社会指挥经济，则是不计成本效率低下浪费惊人，民众的全面组织化禁锢了人的个性积极性，统得太死不讲灵活机变，只讲计划不讲市场，违背了因粮于敌因地制宜悬权而动的兵法原则。军事化管理行政成本太高而收益却太少，全民动员人海战术场面宏伟但效益可怜，是以巨大的代价获得微小的胜利，有时只是空洞虚幻的“精神胜利法”。如“文革”天下大乱，毛泽东说是乱了敌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林彪说是收获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而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综合国力大减，是不计投入产出的亏本事业，在经济上不合算，不符合兵法计利以听的原则。军事化管理虽然按军队编组民众，将一些军事术语用之于生产生活中，但完全不讲兵法战略与战术，只讲严格控制而不能达成战略目标，形式上像军事，实质上不是军事。所以我们不能光看表面不看实质，军事化管理与兵法管理其实不是一回事，二者不容混淆，论者必须明辨之。
其实，中国古代兵家对治国和治军的区别也是有论述的，《司马法》就强调：“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主张军民应分治，行政与军事在管理风格上有差别，“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如果将军人的规矩应用于国民，那么民间礼让风气失，反使民悍难治。反之，将朝廷的礼法移植于军队，则军人尚武精神弱化，也会丧失战斗力。为此，治国应崇尚礼仪，治军更应讲究法制，不要军政合一，用统一模式进行教化管理。军政分开，治国与治军要求不同，方式不同，“故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修己以待人”；“在军抗而言，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城上不趋，危事不齿”。切不可用军法那一套来管理民事，军民各有其司，党政军应分离，各按其自身的规矩规则办事，才能应靶中的。当然，这并不否定管理原则有同一性，在许多场合礼与法可以互补，“故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但切不可以军代政，军容入国，以党代政，用行政取代经济，以强迫命令管理一切，把社会办成大兵营。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后，邓小平拨乱反正搞改革开放，放弃了先前军事化管理模式，国家战略实行了大转移大调整，用实实在在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取代了“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国家战略，“文革”中唱过的那句空洞不求实效的豪言壮语“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共产主义”，也遭到普遍的质疑，为什么只推小车而不乘大车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才是高速列车，无效益的穷折腾不值得骄傲，追求效率的西方科学管理于是被引入中国，高调虚玄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遂被市场价值取向所替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市场经济，社会生活全面活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平崛起并融入世界体系，其成就举世瞩目。而当年苏联因体制腐败改革不力全面垮台解体之时，国际战略格局是一片迷茫，曾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前二野政委邓小平保持了极为清醒的头脑，不“以怒兴师，以愠致战”，按兵法原则提出韬光养晦、不扛旗、不当头的策略，不务虚玄，埋头搞建设，对姓社姓资不争论，“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表现出战略家的深谋远虑，其国策也体现并符合兵法原则。邓年轻时是否像毛那样读兵书已不可详考，但战争年代他的老搭档刘伯承元帅则是传统兵法的行家里手，邓不可能不受刘的影响。人们熟知的那句治国格言“不管是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就是出自刘伯承，刘说的是不管黄猫黑猫，邓改了一字接过来讲，表达了一种务实求治、讲究实效的治国理念。
兵法讲实在，讲的是硬道理。兵法管理的正面意义学界已讲得很多，然而，兵法还有许多负面的论述，则讲得较少。如为了克敌制胜追求效益，兵家广泛施用愚兵之术。孙武就认为：“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兵家还主张进行思想控制，“禁祥去疑”，甚至“书亲绝，是谓绝顾之虑”，用以统一上下意志，把士兵当作任其驱使的牛羊，当作工具。将贵智，兵贵愚，虽重视为将之道，却不重视发挥全体士兵的主动性，贵将不贵兵，这是不符合当今世界以人为本的管理潮流的。即使是吴起提出视卒如婴儿，吮吸士兵身上的脓疮，也是为求其死力，要人家感恩卖命。更何况孙武杀姬立威，吴起杀妻求将，司马穰苴杀人立信，都令人不寒而栗，缺乏起码的人性。传统兵家的归宿是专制主义，是等级权力控制型管理，不合当今民主潮流，我们借鉴运用时也要分析批判。
革命领袖毛泽东自小熟读古书，从《孙子兵法》到《曾国藩家书》、《曾胡治兵语录》，都自小诵读。毛的母家文氏是读书人家，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向表兄文咏昌借阅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且放在家中读了很久。郑观应很早就提出“商战”，在自序中郑氏说：“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毛泽东对此十分欣赏。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听过国文老师袁仲谦讲湖南人魏源作的《孙子集注序》。魏源是鸦片战争时和林则徐一起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先贤，著有《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书，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对后代人影响深远。毛泽东十分喜欢这门课，作了详细的课堂笔记，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对中国传统兵书有浓厚的兴趣。1916年6月26日毛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就湖南响应蔡锷在云南起兵反袁帝制，首先宣布独立一事作评论：“……湘省独立之功，不在云贵首义之下。岂特地有所必取，城有所必攻，南北成败之枢纽在是焉耳。”其“地有所必取”等句，即出自《孙子兵法》“九变篇”，原文是“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所论战局时事说明青年毛泽东独具慧眼，那时的毛“恰同学少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孙子兵法》军事战略观点分析了当时湖南独立在推翻洪宪帝制中的“成败之枢纽”作用。这是因为湖南地处南北军事之要冲，为云贵蔡锷南军北进之必取，亦为袁世凯北洋军所必守，湖南倒向护国军宣布脫离北洋政府而独立，对云南蔡锷来讲，的确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在举国反对声中，袁帝制不久即轰然而垮。
据毛的秘书也是湖南人的李锐后来说，毛泽东“早年读过的一些书，不论是经典古典，还是传奇小说，如《孙子兵法》、《左传》、《曾胡治兵语录》、《三国演义》、《水浒》等等，都曾经给他的战争生涯以最初的启发”。青年毛泽东与他的老师也是后来的岳父杨昌济先生，都十分佩服他们的湖南老乡“中兴名臣，一代儒宗”的曾国藩，现存1917年8月23日毛致同乡黎锦熙的信中曾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上世纪六十年代毛又在多次场合讲到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是消灭太平天国用力最多的人，称赞多于贬抑。《曾胡治兵语录》的编者蔡锷是湖南人，他辑录了剿灭太平天国的湘军创始人曾国藩、胡林翼的一些治兵言论，编成语录体兵书，用作云南讲武堂教材，其学生中就有共和国开国元帅朱德。曾、胡也都是湖南人，李锐说：“有名的湖南人蔡锷于1911年编有《曾胡治兵语录》，就是一本毛认真读过的书。”
近代湖湘兵学是以曾国藩治湘军为主要内容，蔡锷编《曾胡治兵语录》，分为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等十二章，并加了不少按语，上引《孙子兵法》，下述自己的见解。而作为儒将的曾国藩十分重视对将士灌输儒家意识形态，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蔡锷就十分推重曾氏“带兵如父兄带子弟”的思想，后来的国共两党治军，也都有意无意地受到其影响并加以运用。蒋介石就十分看重《曾胡治兵语录》，不仅将其印发为黃埔军校教材，而且亲自增补了“治心”一章，而所谓“治心”，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曾于1943年出版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1945年又在共产党领导的山东军区重印。蒋介石增补的《曾胡治兵语录》，能在反蒋气氛浓烈的共产党管区出版，应与中共高层毛泽东的重视和喜欢这本书有关，沒有毛的首肯，此书能出版确乎难以想象。
（二）
毛并没有出国留学经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也没有翻译出版几本马列的书，毛的外语能力尚未达到通畅地阅读原著的水平，而外文书当时更是踏破青山无觅处，到延安后才“逼”着研读马恩列斯，而当时也仅是将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当作马列主义的教科书来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有条件博览群书，但人们发现他读得最多的仍然是古旧史书，毛并要求许世友等将军们阅读《红楼梦》，自己读“二十四史”时写下了大量眉批笔记，西方典籍之于毛泽东则兴趣不大，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硬是要割断毛泽东思想与传统思想的联系。
李锐说：“毛曾经认为马克思可用的东西不多了，说经典著作读起来没味道。中国的古书有迷人的东西，也有有用的东西。”李锐是毛泽东的秘书、前中央委员，是当今研究毛泽东的党内权威专家，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更了解真实的毛泽东。李锐说毛的故居是“满墙古籍，半塌旧书”。中央开会时毛主席会经常引用古典，介绍古书，使人莫测高深，甘作俘虏。“晚年深挖洞，赞扬秦始皇，搞儒法斗争，干脆让马克思主义靠边站”。应该说李锐所述毛泽东晚年搞“文革”那一套，与马克思主义相去是越来越远，更多的是回归到传统的权术，这一点似无异议。但深挖其根源，也可追溯到毛青少年时代所学湖湘兵法中的纵横捭阖之术，也要估计到看古书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李锐1958年应召来到毛的住所，后有诗谈其印象是：“一墙古籍半床书，谈笑风生榻上居。”中国传统古籍伴随了毛一生，这当然是有利也有弊。毛泽东个人思想的精粹在哪里，是西方苏俄的舶来品吗？恐怕不完全是！实际上正是克敌制胜的湖湘兵学和传统权谋构成了毛泽东个人智慧的核心。
毛泽东也最欣赏马列斗争哲学，因为这与兵法克敌制胜思想相当合拍。毛自己革命、斗争、奋斗了一生。他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作为表率，他要全国人民也像他一样奋斗，改天换地，人定胜天，“欲与天公试比高”。共和国成立后，他沿用过去革命根据地那一套经验搞建设，继续革命，把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军事化管理推向全国各行各业。青年时代残留在他脑海中的乌托邦主义也找到了试验场所，虚实结合，大干快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他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最后却遭到惨痛失败。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毛泽东1949年1月1日的“新年题词”，毛主席以领导革命战争成为人民领袖，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新中国成立后他要领导人民打一场新的人民战争，将一穷二白的贫穷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隨着四大野战军进军全国的脚步，数百万军人转业地方成为转业干部，此为新中国建设的第一步。转业干部对经济工作都很陌生，可谓是外行领导内行，但此时毛对军事仍情有独钟，希望军队在新中国生产建设事业上立新功。怎么建设，当时有两种经验可供借鉴，其一为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其二为根据地党政军合一的军事化管理经验，毛泽东以其睿智将其摡括为“组织起来！”并迅速铺开在农村搞互助组、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谁说鸡毛不能飞上天？”毛性情豪迈，从不服输，顽强奋斗。愚公移山，改造中国，亿万民众在毛指挥下战天斗地，“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但天下固可由马上得之，不可于马上治之，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总结过历史经验，如今再用军事兵法那一套治国，就一定会无往而不胜吗？
毛主席以用兵打仗那一套指导经济工作，的确是犯了重大的错误，他照搬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以军事化手段指挥经济工作，用人海战术，搞大跃进，大办钢铁，大办粮食，“两个元帅升帐”，千军万马齐上阵，又办公共食堂，瞎指挥，结果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人民公社用军事编制组织社会，试图用“组织起来”的办法“穷过渡”。“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在管理体制上实行“政社合一”，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要求，各地人民公社还将青壮年社员以生产队为单位组成连，以大队为单位组成营，以公社为单位组成团，进行军事化管理，按时吃饭，统一上工，统一休息。这些连、营、团既是民兵组织，又是生产突击队，劳动力在全公社范围内统一调动，“集体劳动，安营扎寨，挑灯夜战”。连赫鲁晓夫都说中国“把公社转变成了军事组织”。军事化的人民公社既是基层政权组织，又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社党政军合一，人、财、物大权集于一身，工、农、商、学、兵样样齐全，统一经营，依靠行政命令组织生产，搞“一刀切”，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毛泽东大搞人民战争，组织起亿万民众用人海战术热火朝天地搞建设，军事化深入到全国各单位各个角落。
大跃进的失败并沒有使毛泽东放弃军事化管理，隨着中苏交恶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毛提出“全民皆兵”的号召，“大办民兵师”，军训成为六十年代的全民功课。毛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军事化的全面控制反而加强了。毛泽东发表了“五七指示”，并提出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要把全国办成一所亦文亦武的大学校，实际上是一座大兵营。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王铁人”、“新愚公”、铁姑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口号也都有军事化色彩。英雄模范人物雷锋、王杰等也多是士兵。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文革”初有一位青海军官门合说：“毛主席著作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设法活。”搞的是形式主义。当时说大庆油田的发现也是靠“两论”（《矛盾论》、《实践论》）起家，毛泽东思想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我当时读毛著，其军事著作确实吸引了我，真正饱含着智慧，但用之于现实有些文不对题。毛主席诗词那时更吸引人，其中大多也是抒发军事情怀，如《西江月·井冈山》、《七律·长征》等。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高亨赞颂毛是：“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观六洲风云，笔下有雷声！”毛是个人魅力型领袖，居高临下感召力很大，一时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个个都争做“雷锋式”的“毛主席的好战士”。
“文化大革命”搞红海洋、红卫兵、红司令，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有一位女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也戴上了红袖章。毛问她叫什么名字，答曰：“宋彬彬”。毛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答曰：是。毛说：“要武嘛”！这位女学生即改名宋要武，当时传为佳话。后来搞“三支两军”，部队支左全面接管各级政府，军事编制甚至应用于工厂、学校，军事化普及于全社会。我本人中学所在班被称为排，年级称为连，全高中称为营，全校则挂了“民兵团”的招牌。一时男女老少都穿绿军装，参军最光荣，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则学空军，林彪元帅被说成是毛“最好的学生”，法定为接班人。全国范围搞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国家大量资源投入了“三线建设”，准备打仗。消灭帝修反，解放全人类，“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全面军事化管理在“文革”中达到了顶峰，使全国变为一座大兵营，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僵化。
而实际上亿万人民生活非常贫困，空喊口号暗地里磨洋工，高投入却低产出，穷折腾却无效益，国家财政无以为继。时军代表白相国接管了外贸部，他不是互通有无与外国人做生意，而是考虑支援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拉美的秘鲁盛产鱼粉卖不出去，他却花大价钱买了下来，但饲料鱼粉在中国并无用场，就配发给农民用作肥田粉，浪费吃亏坑害的仍是中国农民。本国的资源、财力本很紧张稀缺，却跨洋万里去支援世界革命，破费丧财，为的仅是空洞的全球革命。思想文化也全面专政全面禁锢，外界事物一点也不知道。“八亿人民八个戏”，而八个革命样板戏中就有六个是军事题材，“文革”后期引进几部电影，阿尔巴尼亚的《地下游击队》，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等，也都是打仗，甚至连“内部放映”的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等也都是军事题材，影片中日本海军“江田岛精神”居然影响了林彪之子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被用来激励其同党。
（三）
马上治不了天下，枪杆子种不了庄稼。用军事化管理经济的成败现在可谓是一清二楚。但历史上并非没有军事化管理成功的先例，如秦帝国实行彻底的军国主义，民众被编组成保甲，高度组织化、战斗化，实行军功爵，杀敌告奸都有重赏，反之重罚。秦由此凝聚出強大的综合国力，一举击败六国统一中国。毛泽东对秦始皇的法家治国路线是公开赞扬，晚年搞了“评法批儒”。但是，秦高压紧绷着的军事化管理状态并没有能持续多久，天下苦秦久矣，民众离心奋起反抗，使秦二世而亡。
无独有偶，苏联自建国初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后来搞计划经济，也是重工业优先，实际上是军事优先，而不关注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经济在苏联社会工业化方面也曾起过重大作用，但体制僵化缺乏活力难以持久。在党政体制方面也有军事化特征，列宁在１９０３年就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把党看作为“有组织的部队”，严明纪律，建立科层制的管理。革命成功后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党组织把军事化管理推向全国各行各业。“输出革命”争当世界救世主，又让苏联负荷起尴尬的与国力不相称的“使命”，冷战时代调动百分之八十的国家资源搞军备，与美国争霸。其军事预算对内对外都保密说假，戈尔巴乔夫一上台，才知道实际军费是公布的四倍，最后国力不支出现危机，在与美国的“和平竞赛”中败下阵来。党政合一体制加计划经济的实质就是军事化管理。西方更把苏联党政计划经济那一套叫做“兵营共产主义”。而我国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毛泽东领导的大干快上“革命加拼命”，更是典型的军事化管理。军事化管理加虚幻的乌托邦国家战略目标，拼命折腾却少有实利，中国和前苏联东欧以计划经济为特色的一整套军事化管理模式，实际上已遭到了全球范围的失败。
军事化管理是用《孙子兵法》揭示的原则进行管理吗？不是的！我们知道古今中外用《孙子兵法》指导军事都打胜仗，包括毛泽东在内都得益良多。也有运用兵法原则经营产业搞经济管理的，古今都不乏其成功之例。如春秋末范蠡用兵法治产业，三致千金，人号“陶朱公”。二战后日本人倡导用中国传统兵家智慧指导企业经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连欧美及改革开放后的我国都跟进，现在兵法管理在中外工商企业经营方面已经相当盛行。但兵法管理绝非军事化管理，兵家管理哲学是理性选择，是理性人在约束条件下求最优解。古代兵法的核心思想是克敌制胜，是追求高效率，兵贵神速，自保全胜不吃亏，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讲的是效益管理。而军事化管理以行政命令统领社会指挥经济，则是不计成本效率低下浪费惊人，民众的全面组织化禁锢了人的个性积极性，统得太死不讲灵活机变，只讲计划不讲市场，违背了因粮于敌因地制宜悬权而动的兵法原则。军事化管理行政成本太高而收益却太少，全民动员人海战术场面宏伟但效益可怜，是以巨大的代价获得微小的胜利，有时只是空洞虚幻的“精神胜利法”。如“文革”天下大乱，毛泽东说是乱了敌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林彪说是收获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而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综合国力大减，是不计投入产出的亏本事业，在经济上不合算，不符合兵法计利以听的原则。军事化管理虽然按军队编组民众，将一些军事术语用之于生产生活中，但完全不讲兵法战略与战术，只讲严格控制而不能达成战略目标，形式上像军事，实质上不是军事。所以我们不能光看表面不看实质，军事化管理与兵法管理其实不是一回事，二者不容混淆，论者必须明辨之。
其实，中国古代兵家对治国和治军的区别也是有论述的，《司马法》就强调：“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主张军民应分治，行政与军事在管理风格上有差别，“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如果将军人的规矩应用于国民，那么民间礼让风气失，反使民悍难治。反之，将朝廷的礼法移植于军队，则军人尚武精神弱化，也会丧失战斗力。为此，治国应崇尚礼仪，治军更应讲究法制，不要军政合一，用统一模式进行教化管理。军政分开，治国与治军要求不同，方式不同，“故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修己以待人”；“在军抗而言，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城上不趋，危事不齿”。切不可用军法那一套来管理民事，军民各有其司，党政军应分离，各按其自身的规矩规则办事，才能应靶中的。当然，这并不否定管理原则有同一性，在许多场合礼与法可以互补，“故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但切不可以军代政，军容入国，以党代政，用行政取代经济，以强迫命令管理一切，把社会办成大兵营。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后，邓小平拨乱反正搞改革开放，放弃了先前军事化管理模式，国家战略实行了大转移大调整，用实实在在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取代了“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国家战略，“文革”中唱过的那句空洞不求实效的豪言壮语“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共产主义”，也遭到普遍的质疑，为什么只推小车而不乘大车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才是高速列车，无效益的穷折腾不值得骄傲，追求效率的西方科学管理于是被引入中国，高调虚玄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遂被市场价值取向所替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市场经济，社会生活全面活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平崛起并融入世界体系，其成就举世瞩目。而当年苏联因体制腐败改革不力全面垮台解体之时，国际战略格局是一片迷茫，曾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前二野政委邓小平保持了极为清醒的头脑，不“以怒兴师，以愠致战”，按兵法原则提出韬光养晦、不扛旗、不当头的策略，不务虚玄，埋头搞建设，对姓社姓资不争论，“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表现出战略家的深谋远虑，其国策也体现并符合兵法原则。邓年轻时是否像毛那样读兵书已不可详考，但战争年代他的老搭档刘伯承元帅则是传统兵法的行家里手，邓不可能不受刘的影响。人们熟知的那句治国格言“不管是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就是出自刘伯承，刘说的是不管黄猫黑猫，邓改了一字接过来讲，表达了一种务实求治、讲究实效的治国理念。
兵法讲实在，讲的是硬道理。兵法管理的正面意义学界已讲得很多，然而，兵法还有许多负面的论述，则讲得较少。如为了克敌制胜追求效益，兵家广泛施用愚兵之术。孙武就认为：“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兵家还主张进行思想控制，“禁祥去疑”，甚至“书亲绝，是谓绝顾之虑”，用以统一上下意志，把士兵当作任其驱使的牛羊，当作工具。将贵智，兵贵愚，虽重视为将之道，却不重视发挥全体士兵的主动性，贵将不贵兵，这是不符合当今世界以人为本的管理潮流的。即使是吴起提出视卒如婴儿，吮吸士兵身上的脓疮，也是为求其死力，要人家感恩卖命。更何况孙武杀姬立威，吴起杀妻求将，司马穰苴杀人立信，都令人不寒而栗，缺乏起码的人性。传统兵家的归宿是专制主义，是等级权力控制型管理，不合当今民主潮流，我们借鉴运用时也要分析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