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打来电话，说要等我回家才杀年猪。我猛地抬起头，看了看墙上的挂历，早已腊月。
　　久居城市，对节气时令越来越模糊。腊月悄无声息地溜进城市，在车水马龙中来往匆匆，我却丝毫没有察觉。可我知道，到乡村，腊月就像一位贵妇，缓缓大步地行走着。乡亲们，早早放下农活，窝藏在家中欢喜恭候。
　　寒冬腊月，飞雪迎春。年味慢慢释放：除尘、杀年猪、酿甜酒、打豆腐、挂年画，一件一件的活儿在腊月的乡村里忙个不停。
　　童年的腊月，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母亲来来回回地穿梭于屋内与庭院之间，为年繁忙劳碌。扫尘是腊月的头等事。一大清早，母亲就把我和姐姐拽出暖和的被窝，吆喝我们，帮忙抬衣柜、棉被绒袄，搬到院子里晾晒。然后，母亲自己戴上草帽，用竹枝扎成笤帚，绑在竹竿顶端，打扫房屋的各个角落。姐姐则坐在板凳上，一针一线地拆被套。等待母亲洗涤。在家乡。这叫扫年，寓意着把旧年的晦气一扫精光，干干净净地喜迎新春。
　　掃年之后，又要宰杀年猪，酿甜酒，打豆腐，腌制鱼肉。杀年猪通常在腊月的中旬。母亲很讲究，一般选个属牛或属马的日子，说是属牛或属马日杀猪来年喂猪长得牛高马大；不宜在属猪、属鼠的日子杀猪。杀猪那天，母亲很早起床，烧两大锅开水，在圈拦呼唤着，提前“超度”一手养大的肥猪，祈求它们莫要怪罪。“刽子手”磨刀霍霍，逮猪上凳，任其哀嚎。白进，红出。滚烫，除毛，脱“靴”。架在桶上，鸣炮点香，庆贺年猪上板凳。然后开肠破肚，横剁竖切。腌的腌，送的送，留足年饭肉。当天晚上，请家门口的亲友来吃泡汤。忙完这些，母亲则张罗着开始酿甜酒。首先将糯米淘洗干净，用水泡胀，放进锅里蒸熟，倒入木盘中，一边用冷开水发散，一边翻动，等温度降至手摸上去不觉烫即可。母亲将碾成粉沫状的曲药均匀洒在糯米饭中，用手抄匀，和匀后立即将糯米装进缸中。装缸后，仔细擀平、压实，洒一层甜酒曲粉，再在糯米饭中间用食指圈一个酒窝，然后盖上盖，用棉被一层一层裹得严严实实藏在大衣柜里。一天一夜之后，满屋清香四溢，仿佛八月桂花遍地香，于是一切的一切便宣告大功告成。接下来的整个春节都充裕着甜酒的清香，那温暖醉人的味道弥漫着我的童年。
　　最盼望腊月打豆腐。打豆腐是母亲的拿手好戏。母亲先把黄豆用井水浸泡，过两三天后搬出石磨，一小把一小把地将豆子磨成豆浆，用吊包吊出白生生的豆渣，滤下白亮之中透出微黄的汁儿，这时候就可上锅了。煮豆汁、点豆腐均由眼明手快的母亲来做。煮豆汁时说冒就冒，马虎不得，我们这些毛手毛脚的孩子绝不敢做烧火看豆锅的活儿，而点豆腐更为关键，卤水要调得恰到好处，不能点得太老，太老的豆腐硬板板、干渣渣，味儿见乏了；也不能点得太嫩，太嫩的豆腐水腻腻、沙绵绵，没有多少味道……洁白如玉的块块嫩豆脑儿，飘浮在黄微微的浆水之中，莹莹地泛着光泽，看上一眼也让人舒心，缕缕清醇鲜爽的豆香飘入鼻息，口中不觉涎水漫溢了。这时，母亲总会盛几碗那卤水刚点就的热豆脑儿给我们喝。使我们高兴得手舞足蹈。最后便是打豆腐，热气腾腾的豆花，用纱布包好，压在石磨下，豆香四溢。再等上大半天，水全部挤出，柔软洁白的豆腐就做好了。在乡村，家家如是，年年如此。
　　逼近年关，母亲开始购买年画。母亲是个细心的人，给爷爷奶奶买“年年有余”、“福禄寿喜”、“松鹤延年”之类的年画；给我们几个孩子买《少林寺》、《三侠五义》、《霍元甲》之类的年画；母亲喜欢听戏，就购买《孟丽君》、《花木兰》之类的戏曲年画。腊月二十七八，母亲忙碌着打浆糊，拿出购买的年画，让我帮忙张贴。我把年画打开，欢天喜地地抢着选择张贴年画的位置，母亲贴年画时样子很虔诚，好像不是在贴年画，而是把全家来年的希望全部寄托在那一张张不大不小的年画上，以求来年平安祥和。我则站在母亲身后，看母亲贴得正不正，给母亲递浆糊。年画贴完了，简陋的木屋在花花绿绿的年画映衬下，变得满屋生辉，年的味道也被渲染得醇厚香甜。
　　这些充满乡土气息的习俗，一年又一年，在故乡的岁末腊月里上演着。由我的母亲精心的操持。她站在村口翘望，首先把腊月招引进门。然后，从初一忙活到三十，将浓浓的年味扇进炊烟中，粘贴在木板上，吊挂到屋檐下，一点，一点，弥漫整个村庄。
　　其实，炊烟味就是母亲的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