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送您一枚护身符，保佑您全家平安。”4月初，清明节左右，当你漫步在北京市大兴区街头，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一名尼姑装束的妇女已经将手中的护身符卡片递到你的手中。“我们是来自九华山的尼姑，此行下山是为修建寺庙筹集善款，给多给少您随意。”随后，尼姑会向你展示她的功名簿，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捐款人的姓名和金额，而且可以发现100元的善款已经是最低标准。
　　许多心中有佛的人也许就此伸出了行善之手，捐了一些钱。但是当她们引起当地警方的质疑之后，面对盘问和调查，这群由5名安徽籍女性组成的“尼姑”团队，却渐渐暴露了本来面目。
　　千里进京只为人多
　　这5名“尼姑”都来自安徽省安庆市枞阳县。其中有年近70的乔秀莲，有初为人母的葛红梅，有单亲妈妈江少英，还有中年妇女唐晓英和王明珠。5人全部来自同一个小镇，彼此相熟，她们的老家离著名的九华山旅游风景区距离不过一百公里。
　　虽然来自不同的家庭，但是几位“尼姑”的生活状况有一个共同点——贫穷。乔秀莲自幼在家务农，晚年丧偶，除了务农为生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葛红梅则是一个三口之家的唯一劳动力，丈夫因病常年无法劳动，主要负责带3岁的女儿;江少英、唐晓英和王明珠各自的孩子都已到了上学的年纪，家里面的主要经济收入来自种地，总是过得紧巴巴的。因为务农的关系，5人总在茶余饭后聚到一起，聊聊生活近况，抱怨对生活的不满。
　　由于老家靠近九华山，当地有不少人走上了“出家赚钱”的致富路，也有压根就不用出家，仅仅是假扮尼姑或和尚，就能“化缘”赚到钱的。5人看了很是羡慕，他们不用付出辛勤的劳动，挣得却比她们多。乔秀莲等人就抱怨，平时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苦日子何时是个尽头，为什么她们不能也出去“闯闯”呢？
　　尽管已经到了春天播种的季节，乔秀莲等5人已无心再在农活上费心思了。按照“有经验的人”指点，她们分别从集市上买了一些工艺品卡片（即护身符）、佛珠手串、皈依证、功名簿和一整套尼姑服饰。“这些东西在我们那儿随便一个地方就可以买到，尼姑服饰40元一套，皈依证20元一个，工艺品卡片1毛钱一个，满1000个还送一个功名簿。”唐晓英后来交代说，她们每人只用了不到200元就置办了尼姑的一身行头。
　　万事俱备，只欠决定去何处“化缘”。几个人商量，认为“兔子不吃窝边草”，周围干这个的也都是去四川、广州等地，走得越远就越不会被认出来。于是，葛红梅提议说，要不去北京吧，前段时间一个北京的亲戚说那儿人多，而且生活在北京的大部分人钱多、素质高，所以给钱肯定也会多，正好还可以看看天安门。这个看似可笑的分析，对于平均文化程度只有小学的5个人而言，似乎帮助她们找到了明确的方向。乔秀莲等其余4人纷纷表示赞同。
　　3月26日，怀揣着“致富”梦想，乔秀莲等5人背上了尼姑的行囊，坐上了北上的火车，一起来到了1200公里外的北京。
　　从村落到街头的转移
　　刚来到北京，经历了将近20个小时的火车颠簸，5人都显得有些疲惫，但是出站时看到潮流般涌动的人群，以及大街上熙熙攘攘的景况，乔秀莲等人很是满意，认为没来错地方。
　　为了养足精神，5人先在朝阳区的一个小旅馆休息了一天，并草草地统一了行动时的口径：只要别人问起她们来自哪座山哪个庙，就回答安徽九华山寺庙。遇见面善的行人，就从口袋里拿出功名簿，让行人登记姓名，写好名字后就可以要钱了。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体现出她们现在在修寺庙，要用钱，而捐钱的人将会功德无量。
　　第二天，乔秀莲等人早早地起床，穿上了尼姑服饰，为了能盖住头发，她们幾乎不约而同地将布帽拉得特别低，使得前面的帽檐都快要遮住眼睛了。然而，可能是缺乏尼姑的那份淡然的气质，或者也是因为太心虚，乔秀莲等人的第一天过得并不顺利。她们并没有直接来到热闹的大街上进行她们的计划，而是将最初的活动地点选定在了朝阳区的几个城中村内，用最传统的“化缘”方式，挨家挨户地敲门，等有人开门应答之后，就一边说一堆祝福的话，一边递上“开光护身符”，紧接着用原先排练好的那一套话要钱。
　　但这种方式效率着实不高，很多时候她们都吃到了闭门羹，偶尔有那么几家会给个几块钱打发了事，更不会有人在功名簿上留存个人信息。
　　一天下来，5人每个人平均只要到了几十元，除去吃饭住宿就所剩无几。但是，这样的开始并没有打击她们的信心，相比于老家的生活而言，她们觉得已经开始了人生另一段充满希望的旅程。例如江少英给自己算了笔账，她此前在枞阳县的一家超市上班，一个月的工资仅有五六百元，按照第一天自己要到的数额50元来计算，一个月的收入能达到千元以上，更何况，她认为随着自己技巧的提高，以后还能要到更多的钱。
　　事实上，乔秀莲等人也在接下去的几天里不断调整自己的“化缘”方式，她们开始向人多的地方转移，并且在递卡片的时候会刻意将印有佛像的一面朝上，更加注意行人的表情，“要判断行人是否信佛，如果是信佛的人就会犹豫，而不信佛的人则根本不会搭理”。同时，她们还会故意将功名簿上“开光大吉、赠送佛祖、广结善缘”和背包上“中国佛教协会”等字样亮给行人看。其中，最让她们觉得有效的一招是修改登记在功名簿上的捐款数额，如在原本捐款10元的记录后面加一个“0”改成100元，以此类推改成150、200元等不同金额。“这样一来，后面要捐款的那些人看到了就不好意思少给了。”王明珠说。
　　此外，她们还不断变换地点，几天里，她们从北京市东部的朝阳区辗转来到南部的大兴区。与此同时，她们的收入也在不断提升。
　　连警察也忽悠
　　4月4日中午，当大兴区黄村镇的朱女士散步至火神庙商业中心的马路上时，迎面遇上了一身尼姑装束的葛红梅。朱女士对于突然搭讪的尼姑有几分不知所措，由于她一直信奉佛教，在接过葛红梅递过的“开光护身符”后，看到上面大大的佛像更是让朱女士有些紧张。这时，葛红梅对她说：“给你一张卡片，保佑你全家平安。” 　　佛教是自己信仰的宗教，朱女士自然而然地被葛红梅引导着在“功德无量”的功名簿签下了名字。葛红梅解释说，所有出资助建的有缘人都将在功名簿上留名，她们会带着功名簿回到寺庙中，为有缘人祈福。“为了那句全家平安，感觉特别沉重。佛家讲究有缘，我把手头的30元钱都给了她。”后来，朱女士说出了给钱的理由。
　　当然，遇上朱女士这样算是运气好的，“不可能每次都这么顺利，有时候被行人多问几句，我瞎说一通就穿帮了，自然就拿不到钱。”江少英说。
　　在大兴区黄村镇街头，乔秀莲等人多次如法炮制，短短10多分钟，在多数人表示了拒绝或者不予理睬情况下，还是先后有4位路人主动将几十元不等的现金交给她们，并在功名簿上签字。
　　然而，她们这一次“化缘”算是挑错了地方。因为乔秀莲等人没有一个人识字，她们根本没有注意到马路北侧的一块石碑上赫然写着“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几个大字，她们“化缘”的过程也早已被在附近巡逻的民警用执法记录仪全程拍摄了下来。
　　原来，大兴分局的民警早就对5人产生了怀疑。当民警上前问询的时候，乔秀莲仍然故弄玄虚，向民警赠送佛手串，之后便是佛言佛语层出不穷，目的是希望将民警也变成她们所谓的“有缘人”，甚至还拿出功名簿递给民警要求资助。
　　此时，民警表达了对她们尼姑身份的质疑，乔秀莲又从包里拿出一个皈依证，表明自己确实是出家人。但粗糙的证件、非常规的筹善款方式和异常的言行举止，让民警产生了更多的怀疑。一旁的朱女士回想起自己注意的一个细节，也开始认为这是一个骗局，“那个尼姑怎么还给自己擦粉底化妆呢？”
　　终于，在进一步询问葛红梅、唐晓英等人的过程中，民警找到了突破口，她们虽然口口声声自称是九华山尼姑，却对礼佛拜佛事宜一知半解，甚至连为哪个菩萨筹款修建寺庙都说不出來。面对民警的层层逼问，乔秀莲等人只能交代了实情。
　　警惕假冒僧人行骗
　　在派出所的询问室里，乔秀莲等人低着头，不知所措地拨弄着自己的手指和指甲，原本就很低的帽檐更是低得挡住了半个面孔，还时不时地抽泣几声。等到挨个询问的时候，当民警按照程序提出是否要通知家里人的问题，乔秀莲等人突然回过神来，一致表示拒绝。乔秀莲还主动提出请求：“请公安机关不要通知我任何家属，因为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面对其它提问，她们或是沉默不语或是只言片语，并不断重复说自己在卖工艺品，甚至直接说“自己是出来要饭的”，并将出来行骗的动机归结为当地假冒僧人蔚然成风的现象。最终，5人因涉嫌招摇撞骗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
　　然而，这样看似离奇的事件却无独有偶。据办案民警介绍，前年，他们还办理过一起更为严重的假尼姑诈骗案。2013年8月27日上午，大兴区的张大妈一人在家，突然有一胖一瘦两个“尼姑”敲门拜访。二人一见张大妈，就说她家里人有血光之灾，但她们可以帮着破解。张大妈不光掏出了身上的500元钱，还拿出了家里的1万元积蓄。“尼姑”用写着张大妈名字的纸把钱和香灰包在了一起，让张大妈把纸包藏起来，叮嘱她3天后再拿出来。随后，两名“尼姑”离去，要求张大妈背过身不能看，等她们走后关上门，再拍100下门后才能出门。张大妈一一照做。3天过后，等张大妈打开包钱的包裹，才发现1万元钱变成了一团报纸。张大妈这才知道被骗了。当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警方才查明，两人是假尼姑，假扮尼姑是为了方便卖一些佛像、护身符等物品，当遇到合适的对象后就进行诈骗。
　　记者也了解到，通过假扮尼姑、和尚进行招摇撞骗或者诈骗的案件近年来也发生了很多。广东、四川、珠海等地都相继发生过类似的案例，而且不只是在城市，一些农村偏远地区也成为了假尼姑的活动区域。
　　“未见言见，见言不见，虚伪夸张，藉辞掩饰，皆为妄语”，佛教中的“五戒”明确规定出家人不打诳语，然而现实中假僧人违法犯罪行为似乎正逐步侵蚀人们心中出家人正直宽厚的形象。
　　为此，办案民警提醒，僧人一般不随意上门或者在街头筹款，真假僧人从外貌、言语和行为目的等方面可轻易区别出来。“切勿轻易上了骗子的当”。（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