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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是,如果你在上海只能逛一间书店,那就只能去季风书园。多年来,这家书店始终坚持“独立的文化立场,自由的思想表达”之理想追求,为读者营造了一个精神家园和心灵驿站,成为上海的文化地标。不过,这家书店因为经营困难,两次遭遇关门危机。最近听说季风书园绝路逢生,迁到了新址,引入了新股东。我很为书店老板严搏非庆幸,他是我的多年老友。
结识搏非已近三十年了。大约在1987年,一批学术界的年轻朋友在上海西区的永福路搞了一个“文化沙龙”,严搏非是其中的活跃分子。我也应邀参加过几次沙龙的活动,就此认识了他。当时他刚念完华东师范大学的科学哲学、科学史专业,拿到了硕士学位,被分配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听说他早年下过乡,“文革”结束后考上大学,念的是工科院校,还在武汉做过两年机械工程师。这在我们这帮搞文科的青年学者中是不多见的。
严搏非
搏非个子不高,头顶早谢,给我最初的印象是说话有激情,做事有激情,而且这种激情从年轻时一直保持到现在。
和搏非认识不久,我正准备为上海三联书店主编一套《当代中国思潮丛书》。听说他是研究科学史的,于是就邀请他参与,负责选编《当代中国科学思潮》。我俩由于编书越走越近,慢慢熟稔起来。搏非做事不仅认真,而且很有效率,他是第一个交稿的。同时出版的还有杨建文(现上海社科院经济所所长)的“经济思潮”和袁振国(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的“教育思潮”。但王沪宁的“政治思潮”、顾晓鸣(复旦大学教授)的“社会思潮”和我的“宗教思潮”还没完稿,就发生了那场政治风波。因此,丛书没完成,我就出国了,和搏非也就失去了联系。
记得1997年有一次回上海,听说严搏非和我的另两个朋友朱红、何平合伙在陕西南路地铁站开了一家书店。我就约搏非在他的书店见面。走进季风书园,人头涌涌,一股书香扑面而来。搏非陪着我巡视书店,就像检阅麾下的军队。最显眼处是新近出版的哲学、历史、政治类学术书籍,那些通俗的畅销书却被挤在角落里。此后,我只要回上海都会去季风书园,一是看书买书,二是和搏非坐在书店一角的咖啡座聊天,一杯咖啡在手,消磨一个下午。搏非对国内思想界的动态了如指掌,聊起来如数家珍,这令我省去不少阅读时间,但仍能一直追踪国内的思潮变化。
最初几年,搏非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连锁书店一家家开办,最多的时候开出了8家季风书园,在静安寺地铁站还有一家艺术类主题店。书店定期举办读书沙龙,不仅有作者和读者的对话,也有学者之间的交锋,搏非是沙龙的当然主人。他的学术理想并没有因为经商而放弃,卖书只是为了让真正的思想者在文化商业化大浪席卷下仍保有一块净土。因此,当书店稍有盈余的时候,搏非开始涉足出版,2003年初组建了“三辉咨询有限公司”,和新星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等出版机构合作从事图书策划工作。他策划了大量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术文化著作,但是曲高难免和寡。
有一次,我问他是否有盈利,搏非有些无奈地说:“这些书基本上不能盈利。”我暗暗为他担心,学术是学术,生意是生意,如此下去岂能持久?但他从未放弃,那种对利润的淡漠与对学术的热情,在整个中国图书界都显得卓尔不群。我的担心很快成为现实,季风书园的财务到2006年开始大幅下滑,2008年出现全面亏损。一方面是店铺租金飞涨,另一方面网络书店兴起,大打价格战,令图书价格被超级大鳄所掌握,实体书店就很难支撑了。
很多人劝严搏非放弃实体书店的经营模式。我也曾幫他找过想把连锁书店改成连锁皮鞋店的香港买家,但他一直不为所动。在他看来,实体书店为网络书店取代,表明我们进入了物质主义的消费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神圣事物不再与我们的世俗生活相关,思考退出了公共领域——连思想都可以这样打折。当我们成了孤独的失去理想的人以后,再也没有一种终极关怀能将我们相连接,那时,我们就无法应付大危机,社会就面临着崩溃。“我开书店只是想为这个未知的世界留存一些思想,尽管微不足道,却是一件乐趣大于收益的事情。”
严搏非就这样艰难地守护着思想,我为之感动。
结识搏非已近三十年了。大约在1987年,一批学术界的年轻朋友在上海西区的永福路搞了一个“文化沙龙”,严搏非是其中的活跃分子。我也应邀参加过几次沙龙的活动,就此认识了他。当时他刚念完华东师范大学的科学哲学、科学史专业,拿到了硕士学位,被分配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听说他早年下过乡,“文革”结束后考上大学,念的是工科院校,还在武汉做过两年机械工程师。这在我们这帮搞文科的青年学者中是不多见的。

搏非个子不高,头顶早谢,给我最初的印象是说话有激情,做事有激情,而且这种激情从年轻时一直保持到现在。
和搏非认识不久,我正准备为上海三联书店主编一套《当代中国思潮丛书》。听说他是研究科学史的,于是就邀请他参与,负责选编《当代中国科学思潮》。我俩由于编书越走越近,慢慢熟稔起来。搏非做事不仅认真,而且很有效率,他是第一个交稿的。同时出版的还有杨建文(现上海社科院经济所所长)的“经济思潮”和袁振国(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的“教育思潮”。但王沪宁的“政治思潮”、顾晓鸣(复旦大学教授)的“社会思潮”和我的“宗教思潮”还没完稿,就发生了那场政治风波。因此,丛书没完成,我就出国了,和搏非也就失去了联系。
记得1997年有一次回上海,听说严搏非和我的另两个朋友朱红、何平合伙在陕西南路地铁站开了一家书店。我就约搏非在他的书店见面。走进季风书园,人头涌涌,一股书香扑面而来。搏非陪着我巡视书店,就像检阅麾下的军队。最显眼处是新近出版的哲学、历史、政治类学术书籍,那些通俗的畅销书却被挤在角落里。此后,我只要回上海都会去季风书园,一是看书买书,二是和搏非坐在书店一角的咖啡座聊天,一杯咖啡在手,消磨一个下午。搏非对国内思想界的动态了如指掌,聊起来如数家珍,这令我省去不少阅读时间,但仍能一直追踪国内的思潮变化。
最初几年,搏非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连锁书店一家家开办,最多的时候开出了8家季风书园,在静安寺地铁站还有一家艺术类主题店。书店定期举办读书沙龙,不仅有作者和读者的对话,也有学者之间的交锋,搏非是沙龙的当然主人。他的学术理想并没有因为经商而放弃,卖书只是为了让真正的思想者在文化商业化大浪席卷下仍保有一块净土。因此,当书店稍有盈余的时候,搏非开始涉足出版,2003年初组建了“三辉咨询有限公司”,和新星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等出版机构合作从事图书策划工作。他策划了大量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术文化著作,但是曲高难免和寡。
有一次,我问他是否有盈利,搏非有些无奈地说:“这些书基本上不能盈利。”我暗暗为他担心,学术是学术,生意是生意,如此下去岂能持久?但他从未放弃,那种对利润的淡漠与对学术的热情,在整个中国图书界都显得卓尔不群。我的担心很快成为现实,季风书园的财务到2006年开始大幅下滑,2008年出现全面亏损。一方面是店铺租金飞涨,另一方面网络书店兴起,大打价格战,令图书价格被超级大鳄所掌握,实体书店就很难支撑了。
很多人劝严搏非放弃实体书店的经营模式。我也曾幫他找过想把连锁书店改成连锁皮鞋店的香港买家,但他一直不为所动。在他看来,实体书店为网络书店取代,表明我们进入了物质主义的消费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神圣事物不再与我们的世俗生活相关,思考退出了公共领域——连思想都可以这样打折。当我们成了孤独的失去理想的人以后,再也没有一种终极关怀能将我们相连接,那时,我们就无法应付大危机,社会就面临着崩溃。“我开书店只是想为这个未知的世界留存一些思想,尽管微不足道,却是一件乐趣大于收益的事情。”
严搏非就这样艰难地守护着思想,我为之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