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战火纷飞、条件十分艰苦的长征途中，红军到处“张贴宣传品”，“大贴五色标语画报”，在沿途山崖上、石桥大柱上、地主的宅子以及庙宇的墙壁上，留下了一幅幅颜色简单而又醒目的各类宣传画。这些宣传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长征岁月中发挥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
讴歌红军长征的革命斗争
长征中的宣传画，首先描绘了红军长征的革命斗争，歌颂了英勇的红军战士，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根据《中央红军在遵义》一书记载：仅遵义地区保存下来的宣传漫画就有14幅，其中苟坝黄村有一幅《打倒王家烈》的漫画：画的右侧为一座单孔石桥，上插一面镰刀铁锤的红旗，正中是一块巨石，上书“打大胜仗，消灭国民党顽敌，为创造新苏区”的字样。巨石左右各有一名持枪挥刀的红军，倒在地上的王家烈在惊呼：“不得了，红军来了！”左侧方框内写着“打倒王家烈”。在贵州省黄平县旧州中全巷，红军画了一幅标题为“工农红军联合起来，打倒贵州军阀王家烈”的漫画。画面是一名红军战士在迎风招展的红旗下，手持带刺刀的步枪，刺向军阀的胸膛。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后，在一块门板上画了这样一幅宣传画：一个红军战士，大鼻子、大眼睛、大耳朵，像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左脚跨在一座大山上，他左手倒提着一个黔军，右手倒提着一个中央军，像在耍猴戏：画的左侧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吓死双枪兵！”右侧则写着：“打死遭殃军！”画的上方用毛笔写着“运动战”3个大字。在黔北和川南地区也有同样画面的壁画，画面呈现的是一名红军战士高擎“运动战”旗帜雄踞山头，山下为溃逃的敌军。
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应让每一位战士都知道下一步行动的目的及危险所在。”在遭受挫折时如何保持革命的斗志？在革命低潮时期如何保持必胜的信念？美术宣传就是要使红军广大指战员坚定革命必胜信心，激励士气，焕发斗志。长征途中有很多美术作品是描绘敌人的失败、红军战斗胜利内容的。红二方面军宣传员创作的《远看一根索》：“远看一根索，近看鸭池河（乌江上游），敌人拼命堵，老子硬要过，要过要过这就过，李觉（国民党“追剿”军第四纵队司令）送行蛮不错。你来对岸站岗哨，我在这边洗个脚。”此诗精练地描绘了红军强渡乌江的情景，同时嘲讽敌军追堵失败和无奈的窘态。在诗的一侧下方，配绘了一幅漫画：红军和国民党军隔河相望，国民党军垂头丧气，而红军则洗脚欢笑。宣传漫画《过大雪山》的配诗是：“大雪山，不算大，最高不过七十八，——算个啥！同志们，比赛吧，看谁最先登上它，——顶呱呱！看白军，已抓瞎，金沙江边学狗爬，——没办法。蒋介石，回去吧，送来的礼物全收下、——多谢啦！”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时，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部机关报出版的《会师专刊》上，“在一幅极为生动的漫画上，画着两个红军战士的巨大拳头打得蒋介石四脚朝天”，这些歌颂红军胜利的宣传画，极大地振奋了广大官兵的革命精神。
长征中的宣传画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容易被文化程度不高的红军官兵所接受，从而收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例如，长征途中的很多宣传标语，都配上了图画，这是红军美术宣传的主要形式。标语画不仅是绘在纸上的，也有绘在墙上的。这虽然给宣传人员增加了工作难度，却得到了广大战士和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如果宣传标语没有配上图画，战士们就会感到是一种缺憾。曾经担任过红军宣传员的陈靖回忆说：“记得有一次，因为我们‘鼓动棚’前的标语没有配上画，进军行列中就发出这样的喊声：‘懒鬼！为什么不在上面画几个红军登上了山顶呀！”’长征中的宣传画不仅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坚定革命必胜信心，同时也是他们在艰苦的长征途中的精神食粮。廖承志在长征途中画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头像以及一些宣传画、肖像画和风景画，其中有朱德、刘伯承、傅钟等。据傅钟回忆：“过了噶曲河小休息，廖承志（当时叫何柳华）同志来了，掏出铅笔和纸问‘哪个要画像？’刘伯承同志要他画，还要他把岸边的渡船也画上。许多同志围上去看他运笔，称赞他画得好。”廖承志还承担了为刊物刻连环画的任务。“连环画文字说明由油印股先刻好，再送廖承志同志刻连环画”。“每天送去的连环画的文字说明，他不完成刻图任务哪怕再晚也不休息。每天行军几十里，夜里别人都进入了梦乡，他仍然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他常对我们说，刻图任务很紧急。宁愿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尽快刻出来，部队当前急需精神食粮”。黄镇在长征路上，走一路画一路。他的画有时画在门板上，有时画在石壁上。他画下了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革命家的形象；画下了飞夺泸定桥那壮观的历史场面：也画下了那一个个饱受苦难的乡间父老……川边穷人父亲的哀愁、裸身少女的羞怯、负重登山的背二哥、大渡河铁索桥上的红军勇士、康藏高原山林的夜宿、翻越雪山的艰难场面、草地行军宿营的篝火，一个个历史瞬间都被他的画定格下来。黄镇在回忆自己创作《泸定桥》的心路历程时，说：“我亲临了飞夺泸定桥的场面，大渡河的汹涌、13根铁索的险峻和20名勇士身上燃起的烈火，使我不能不留下历史的画面。”
长征中的宣传画，“传达出把所有的人联合起来的那种普遍的感情”，不仅可使红军指战员们“个个兴奋起来”，“冲淡了行军疲劳”，还增进了广大指战员之间的团结、深化了革命感情。
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斗争
红军长征途中所经过的几乎都是白区，国民党大肆进行虚假宣传，诬蔑红军“普烧普杀”“共产共妻”，甚至把红军描绘成“青面獠牙““头长八只角”“专吃人脑花和娃娃”的可怕面目。如何向地方民众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和策略、苏维埃的各项政策，使广大民众尽快地了解红军、协助和支持红军，是红军宣传的重要任务。1935年3月14日，《云南民国日报》也曾做过这样的报道：“赤匪的宣传，不能说不努力吧。看，红的标语，绿的纸张，贴满了每个房屋的壁头，白的、红的、蓝的……字画。大的传单，小的宣言，差不多到处都是……”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长征途中红军十分重视对民众的宣传。 红军在长征途中创作了大量反映劳苦大众被压迫剥削、号召民众起来斗争的宣传画。例如，在贵州省镇远县卫城省立镇远师范学校门口墙上，红军画了一幅很大的宣传画。画面中有一名劳动妇女，背着一个用“苛捐杂税’，4个字组成的沉重背篓，被压得弯腰驼背，喘不过气来。这幅画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劳动人民被压迫剥削的艰难困苦，道出了劳苦大众的心声，使他们懂得了只有团结起来。推翻封建统治者，才能彻底翻身得解放的革命道理。在川滇黔边许多地区都留下了绘制有红军战士手举书有“组织抗捐军，反抗苛捐杂税”字样或书有“武装起来成立游击队”字样的大旗，周围聚集着武装民众的漫画。在云南省禄劝县九龙镇，红军画了这样两幅壁画：一幅壁画上绘着3个手执游击队旗帜和梭镖的工农群众，牵押着一个戴瓜皮帽和眼镜、穿长袍马褂的地主分子。此画把气势昂扬的农民游击队和威风扫地的地主土豪的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出来。画旁写有“工农暴动起来，实行打土豪分田地”字样。另一幅壁画上绘着红军右手执斧，左手指斥跪着的地主分子。画旁边写有“红军：消灭地主阶级，反对富农剥削”字样。在云南省威信县鱼洞村，红军贴了这样的标头画：一个战士手持红军旗帜，下面书写的标语：“只有在苏维埃旗帜之下才能得到解放与自由平等！红军川南宣”。在贵州的黄平旧州，中央红军在所写巨幅标语“红军是民众抗日战争的主力军”的左侧，绘有红军持枪刺杀敌人的宣传漫画。这幅标语漫画图文并茂，气势磅礴，制作精良，引人注目。这些壁画主题鲜明，形象生动，大长劳动人民志气，大灭地主豪绅威风。
动员广大人民踊跃参加红军，也是长征中美术作品的重要内容。1935年春天，中央红军四渡赤水途经川南时，红军宣传员在一块绸缎上画了一幅扩红宣传画。画面的左边写着“勇敢的工农”，右边写着“当红军去”；中间绘着红军手举旗帜，号召劳苦群众参加红军：四周有许多头缠白巾、背着斗笠的工农群众踊跃报名参军。这幅缎画生动地展现了红军做宣传扩红工作、工农踊跃参加红军的真实情况，记录了古蔺劳动群众为翻身解放，跟随党和红军踏上万里征途的动人场面。据史料记载：红军在古蔺的短短十多天中，先后扩红近千人。由于历史上的民族隔阂，四川大凉山地区彝族同胞原来对汉族不信任，不准汉人的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经过宣传，红军在短短两天之内就通过了彝族地区，并发动了一批彝族同胞参加红军，专门成立了一支彝族红军连。
宣传抗日救国
红军长征时期，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之际，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抗日，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却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是积极抵抗日本侵略，而是发动内战，将矛头对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1936年2月10日，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目前宣传工作的报告大纲》指出：“目前宣传工作最中心最紧急的任务，就在于用一切的力量去暴露日本强盗的凶暴侵略行动与蒋介石无耻的卖国政策及欺骗，去说明日本强盗与蒋介石是灭亡中国当前最主要凶恶的敌人，去煽动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联合起来，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汇合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巨潮，结合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去战胜日本强盗及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争取中国的独立与解放。”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萧克曾说过：“长征中的政治工作那是做得好的。一是搞宣传，走一路宣传一路，总口号是‘抗日反蒋’。”
揭露蒋介石等出卖祖国大好河山的罪恶行径，是长征中宣传画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在贵州省黎平县政府的两边墙上，红军画了两幅大型漫画。一幅是一个脚穿木屐、身着和服的日本人，背着儿皇帝溥仪，日本人面前是身着中山服的蒋介石，引着日本人向山海关走去：另一幅画了一个大地球，上有中国地图，旁边有一名国民党军官用刺刀将地球上的中国部分劈成两半，画面旁标有“出卖祖国”4个大字。黎平城中还有一幅这样的漫画，画面中出现蒋介石手捧东北三省地形图，卑躬屈膝地献给一名手握指挥刀、气势凌人的日本侵略者。在贵州石阡，红军印发了一种油印漫画传单，贴在墙上和电线杆上。传单上画一个中国人，用绳子牵着一个俯首躬腰狼狈不堪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画中说明是：“活捉帝国主义者洋人一名，偿洋两千元！”群众看了，无不拍手称快。还有一些大标语是字画结合的形式，如“活捉蒋介石”既是5个字，又是两幅生动活泼的画。“活捉”两字是用拿着武器的红军战士和工农群众伸出巨掌在蒋介石的头上的群像组成的：“蒋介石”3个字是被缚着的蒋介石形象。“对日宣战”的“对”字，画着红军战士和工农骑着战马向日本帝国主义杀去。“日”字画成一个肥头大耳的日本财阀。“宣”字画成了一个抗日战士正在发表演说，“战”字画了一个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雄姿，左边的一撇就像一把利剑，直向日军的大肚皮刺去。《帝国主义》则变化组织成两个“洋鬼子”，用绳子牵着国民党和蒋介石两条狗，画面生动简洁，一目了然。这种字中带画、画中含字的一体化标语，通俗易懂，简洁生动，告诉人们日本强盗与蒋介石才是当前中国最主要凶恶的敌人，红军肩负着“北上抗日”的民族重负，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联合起来，不要与红军为敌，应共同抗日。
长征中宣传画的创作者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在红军队伍中的专业美术工作者，另一类是业余美术爱好者和普通官兵。他们满怀激情，以忘我的时代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精神，创作出了一幅幅风格新鲜、活泼、简朴、明快的宣传画，内容丰富多彩、艺术风格各异，虽然有些简单粗糙，但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红军长征的革命斗争，在激励红军官兵斗志、团结群众、战胜敌人、克服困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讴歌红军长征的革命斗争
长征中的宣传画，首先描绘了红军长征的革命斗争，歌颂了英勇的红军战士，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根据《中央红军在遵义》一书记载：仅遵义地区保存下来的宣传漫画就有14幅，其中苟坝黄村有一幅《打倒王家烈》的漫画：画的右侧为一座单孔石桥，上插一面镰刀铁锤的红旗，正中是一块巨石，上书“打大胜仗，消灭国民党顽敌，为创造新苏区”的字样。巨石左右各有一名持枪挥刀的红军，倒在地上的王家烈在惊呼：“不得了，红军来了！”左侧方框内写着“打倒王家烈”。在贵州省黄平县旧州中全巷，红军画了一幅标题为“工农红军联合起来，打倒贵州军阀王家烈”的漫画。画面是一名红军战士在迎风招展的红旗下，手持带刺刀的步枪，刺向军阀的胸膛。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后，在一块门板上画了这样一幅宣传画：一个红军战士，大鼻子、大眼睛、大耳朵，像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左脚跨在一座大山上，他左手倒提着一个黔军，右手倒提着一个中央军，像在耍猴戏：画的左侧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吓死双枪兵！”右侧则写着：“打死遭殃军！”画的上方用毛笔写着“运动战”3个大字。在黔北和川南地区也有同样画面的壁画，画面呈现的是一名红军战士高擎“运动战”旗帜雄踞山头，山下为溃逃的敌军。
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应让每一位战士都知道下一步行动的目的及危险所在。”在遭受挫折时如何保持革命的斗志？在革命低潮时期如何保持必胜的信念？美术宣传就是要使红军广大指战员坚定革命必胜信心，激励士气，焕发斗志。长征途中有很多美术作品是描绘敌人的失败、红军战斗胜利内容的。红二方面军宣传员创作的《远看一根索》：“远看一根索，近看鸭池河（乌江上游），敌人拼命堵，老子硬要过，要过要过这就过，李觉（国民党“追剿”军第四纵队司令）送行蛮不错。你来对岸站岗哨，我在这边洗个脚。”此诗精练地描绘了红军强渡乌江的情景，同时嘲讽敌军追堵失败和无奈的窘态。在诗的一侧下方，配绘了一幅漫画：红军和国民党军隔河相望，国民党军垂头丧气，而红军则洗脚欢笑。宣传漫画《过大雪山》的配诗是：“大雪山，不算大，最高不过七十八，——算个啥！同志们，比赛吧，看谁最先登上它，——顶呱呱！看白军，已抓瞎，金沙江边学狗爬，——没办法。蒋介石，回去吧，送来的礼物全收下、——多谢啦！”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时，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部机关报出版的《会师专刊》上，“在一幅极为生动的漫画上，画着两个红军战士的巨大拳头打得蒋介石四脚朝天”，这些歌颂红军胜利的宣传画，极大地振奋了广大官兵的革命精神。
长征中的宣传画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容易被文化程度不高的红军官兵所接受，从而收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例如，长征途中的很多宣传标语，都配上了图画，这是红军美术宣传的主要形式。标语画不仅是绘在纸上的，也有绘在墙上的。这虽然给宣传人员增加了工作难度，却得到了广大战士和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如果宣传标语没有配上图画，战士们就会感到是一种缺憾。曾经担任过红军宣传员的陈靖回忆说：“记得有一次，因为我们‘鼓动棚’前的标语没有配上画，进军行列中就发出这样的喊声：‘懒鬼！为什么不在上面画几个红军登上了山顶呀！”’长征中的宣传画不仅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坚定革命必胜信心，同时也是他们在艰苦的长征途中的精神食粮。廖承志在长征途中画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头像以及一些宣传画、肖像画和风景画，其中有朱德、刘伯承、傅钟等。据傅钟回忆：“过了噶曲河小休息，廖承志（当时叫何柳华）同志来了，掏出铅笔和纸问‘哪个要画像？’刘伯承同志要他画，还要他把岸边的渡船也画上。许多同志围上去看他运笔，称赞他画得好。”廖承志还承担了为刊物刻连环画的任务。“连环画文字说明由油印股先刻好，再送廖承志同志刻连环画”。“每天送去的连环画的文字说明，他不完成刻图任务哪怕再晚也不休息。每天行军几十里，夜里别人都进入了梦乡，他仍然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他常对我们说，刻图任务很紧急。宁愿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尽快刻出来，部队当前急需精神食粮”。黄镇在长征路上，走一路画一路。他的画有时画在门板上，有时画在石壁上。他画下了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革命家的形象；画下了飞夺泸定桥那壮观的历史场面：也画下了那一个个饱受苦难的乡间父老……川边穷人父亲的哀愁、裸身少女的羞怯、负重登山的背二哥、大渡河铁索桥上的红军勇士、康藏高原山林的夜宿、翻越雪山的艰难场面、草地行军宿营的篝火，一个个历史瞬间都被他的画定格下来。黄镇在回忆自己创作《泸定桥》的心路历程时，说：“我亲临了飞夺泸定桥的场面，大渡河的汹涌、13根铁索的险峻和20名勇士身上燃起的烈火，使我不能不留下历史的画面。”
长征中的宣传画，“传达出把所有的人联合起来的那种普遍的感情”，不仅可使红军指战员们“个个兴奋起来”，“冲淡了行军疲劳”，还增进了广大指战员之间的团结、深化了革命感情。
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斗争
红军长征途中所经过的几乎都是白区，国民党大肆进行虚假宣传，诬蔑红军“普烧普杀”“共产共妻”，甚至把红军描绘成“青面獠牙““头长八只角”“专吃人脑花和娃娃”的可怕面目。如何向地方民众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和策略、苏维埃的各项政策，使广大民众尽快地了解红军、协助和支持红军，是红军宣传的重要任务。1935年3月14日，《云南民国日报》也曾做过这样的报道：“赤匪的宣传，不能说不努力吧。看，红的标语，绿的纸张，贴满了每个房屋的壁头，白的、红的、蓝的……字画。大的传单，小的宣言，差不多到处都是……”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长征途中红军十分重视对民众的宣传。 红军在长征途中创作了大量反映劳苦大众被压迫剥削、号召民众起来斗争的宣传画。例如，在贵州省镇远县卫城省立镇远师范学校门口墙上，红军画了一幅很大的宣传画。画面中有一名劳动妇女，背着一个用“苛捐杂税’，4个字组成的沉重背篓，被压得弯腰驼背，喘不过气来。这幅画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劳动人民被压迫剥削的艰难困苦，道出了劳苦大众的心声，使他们懂得了只有团结起来。推翻封建统治者，才能彻底翻身得解放的革命道理。在川滇黔边许多地区都留下了绘制有红军战士手举书有“组织抗捐军，反抗苛捐杂税”字样或书有“武装起来成立游击队”字样的大旗，周围聚集着武装民众的漫画。在云南省禄劝县九龙镇，红军画了这样两幅壁画：一幅壁画上绘着3个手执游击队旗帜和梭镖的工农群众，牵押着一个戴瓜皮帽和眼镜、穿长袍马褂的地主分子。此画把气势昂扬的农民游击队和威风扫地的地主土豪的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出来。画旁写有“工农暴动起来，实行打土豪分田地”字样。另一幅壁画上绘着红军右手执斧，左手指斥跪着的地主分子。画旁边写有“红军：消灭地主阶级，反对富农剥削”字样。在云南省威信县鱼洞村，红军贴了这样的标头画：一个战士手持红军旗帜，下面书写的标语：“只有在苏维埃旗帜之下才能得到解放与自由平等！红军川南宣”。在贵州的黄平旧州，中央红军在所写巨幅标语“红军是民众抗日战争的主力军”的左侧，绘有红军持枪刺杀敌人的宣传漫画。这幅标语漫画图文并茂，气势磅礴，制作精良，引人注目。这些壁画主题鲜明，形象生动，大长劳动人民志气，大灭地主豪绅威风。
动员广大人民踊跃参加红军，也是长征中美术作品的重要内容。1935年春天，中央红军四渡赤水途经川南时，红军宣传员在一块绸缎上画了一幅扩红宣传画。画面的左边写着“勇敢的工农”，右边写着“当红军去”；中间绘着红军手举旗帜，号召劳苦群众参加红军：四周有许多头缠白巾、背着斗笠的工农群众踊跃报名参军。这幅缎画生动地展现了红军做宣传扩红工作、工农踊跃参加红军的真实情况，记录了古蔺劳动群众为翻身解放，跟随党和红军踏上万里征途的动人场面。据史料记载：红军在古蔺的短短十多天中，先后扩红近千人。由于历史上的民族隔阂，四川大凉山地区彝族同胞原来对汉族不信任，不准汉人的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经过宣传，红军在短短两天之内就通过了彝族地区，并发动了一批彝族同胞参加红军，专门成立了一支彝族红军连。
宣传抗日救国
红军长征时期，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之际，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抗日，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却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是积极抵抗日本侵略，而是发动内战，将矛头对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1936年2月10日，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目前宣传工作的报告大纲》指出：“目前宣传工作最中心最紧急的任务，就在于用一切的力量去暴露日本强盗的凶暴侵略行动与蒋介石无耻的卖国政策及欺骗，去说明日本强盗与蒋介石是灭亡中国当前最主要凶恶的敌人，去煽动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联合起来，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汇合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巨潮，结合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去战胜日本强盗及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争取中国的独立与解放。”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萧克曾说过：“长征中的政治工作那是做得好的。一是搞宣传，走一路宣传一路，总口号是‘抗日反蒋’。”
揭露蒋介石等出卖祖国大好河山的罪恶行径，是长征中宣传画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在贵州省黎平县政府的两边墙上，红军画了两幅大型漫画。一幅是一个脚穿木屐、身着和服的日本人，背着儿皇帝溥仪，日本人面前是身着中山服的蒋介石，引着日本人向山海关走去：另一幅画了一个大地球，上有中国地图，旁边有一名国民党军官用刺刀将地球上的中国部分劈成两半，画面旁标有“出卖祖国”4个大字。黎平城中还有一幅这样的漫画，画面中出现蒋介石手捧东北三省地形图，卑躬屈膝地献给一名手握指挥刀、气势凌人的日本侵略者。在贵州石阡，红军印发了一种油印漫画传单，贴在墙上和电线杆上。传单上画一个中国人，用绳子牵着一个俯首躬腰狼狈不堪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画中说明是：“活捉帝国主义者洋人一名，偿洋两千元！”群众看了，无不拍手称快。还有一些大标语是字画结合的形式，如“活捉蒋介石”既是5个字，又是两幅生动活泼的画。“活捉”两字是用拿着武器的红军战士和工农群众伸出巨掌在蒋介石的头上的群像组成的：“蒋介石”3个字是被缚着的蒋介石形象。“对日宣战”的“对”字，画着红军战士和工农骑着战马向日本帝国主义杀去。“日”字画成一个肥头大耳的日本财阀。“宣”字画成了一个抗日战士正在发表演说，“战”字画了一个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雄姿，左边的一撇就像一把利剑，直向日军的大肚皮刺去。《帝国主义》则变化组织成两个“洋鬼子”，用绳子牵着国民党和蒋介石两条狗，画面生动简洁，一目了然。这种字中带画、画中含字的一体化标语，通俗易懂，简洁生动，告诉人们日本强盗与蒋介石才是当前中国最主要凶恶的敌人，红军肩负着“北上抗日”的民族重负，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联合起来，不要与红军为敌，应共同抗日。
长征中宣传画的创作者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在红军队伍中的专业美术工作者，另一类是业余美术爱好者和普通官兵。他们满怀激情，以忘我的时代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精神，创作出了一幅幅风格新鲜、活泼、简朴、明快的宣传画，内容丰富多彩、艺术风格各异，虽然有些简单粗糙，但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红军长征的革命斗争，在激励红军官兵斗志、团结群众、战胜敌人、克服困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