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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要到书店工作？”我愣头愣脑地答：“看书不用钱啊！”店老板傻眼：“好吧！你可以借书回家，但每天要还，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上班时间不可以看书。”我用力地点点头：“当然！”1976年，我18岁，月薪3000台币，每天工作八小时，一周六天。扣除房租1000，彼时仍然谨守教堂十一奉献300，每天30元餐费，剩下800元，还够给弟弟一点零用钱，以及清晨练太极拳的微薄茶资。同时，我始终无法做月光族，数字观念差却仍然在户头里留有余裕，不多，但有安全感。
那年头的台北国际书展，是全台湾的年中盛事，有钱没钱都得去逛一下，许多人千里迢迢坐火车从中南部来参展，翻翻书也好，逛着逛着，买不起，就幻想自己有天能坐在里头卖书，不花一毛钱看个够，想买的人还得看我脸色。
有天刚看到徐訏在《中国时报》副刊写的《轮回》，深有感触，适巧又在书展发现《徐訏全集》16册，顿时垂涎不已，因阮囊羞涩而只能望书兴叹。当时陪逛书摊的台大医学生朋友，立时建议出资购买，看完再还书或还钱，随我两便。心中忐忑仍硬着头皮接受，因着急还书，三天三夜不眠不休，从书桌爬到床上，辗转换姿势再爬回书桌，愣是看完百万字。我读《蜀山剑侠传》都没这么拼命，慢悠悠地进行两个月才收工。后来成功地转卖给另一位垂涎的朋友，还钱时，大松口气，出资朋友惊讶不已：“这么快！你真看完了？书卖给谁的？我还没看耶！”
老实说，看完《徐訏全集》，便再也不崇拜他了，就像中学时在图书馆硬着头皮看完《徐志摩全集》，忍不住问老师：“只有几首诗能看，其他都是浪费纸，怎么会这么有名啊？”中学时拿赫尔曼·黑塞的《玻璃球游戏》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徒》跟徐志摩比较，后者实在太轻浮了。徐訏的文字极其优雅，像风度翩翩的绅士，但没有人间烟火，如金碧辉煌豪宅里豢养的金丝雀，轻飘飘，等同文青版的琼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是我当年作为中学生，一个毛孩子的感受。
话说进了书店，便没有借钱买书的顾虑，想怎么看便怎么看，店里没有的书，还能跟同业互通有无，太美好了。
然而，双十年华的我，完全未察觉，老板的纵容，引起老员工的愤慨，数度告恶状，刚好遇上没人愿意去书展看守摊位，派我这愣头青，欢天喜地上工，平时在店里工作不能看书，被绑在书摊上，正好名正言顺看个够。书展一结束，就是清算大会，同事们指控我：“天天看书，根本没有专心工作，左右摊位都能指证。”老板不得已派人查账，发现我每天的营业额比忙碌的同业还多出几倍，忍不住好奇问：“你是怎么卖书的？”我腼腆地说：“书摊上的书，几乎都看完了，有人来，我就叽哩呱啦介绍，然后找一本书变成买十几本书，三两个人，就很多啦！”老板跟同事说：“她不慌不忙就能卖这么多书，我愿意让他看。”几天后，老板仍然抱歉地表示：“职场环境，以和为贵，我多给你一个月工资，另外找工作吧！”这时候才明白，在书店工作，仅只是一份工作，不一定要喜欢书。
每次逛书店，询问店员时，总不免纳闷：“你为什么要到书店工作？”对书架摆设与出版社毫无概念亦无兴趣，更遑论作家分类，却为何要在书店上班？在那个没有网路没有电脑的年代，查找书，只能依赖人脑，这颗脑袋，必须对大部分的书垂涎不已，才能把书推销出去啊！
在我卖书的年代，政府鼓励出版，文字工作者不需要纳税，作家，是唯一被特许不需要缴税的行业，堪称殊荣。
曾有人问：“一种新兴的文字，需要多少人同时使用才能延续存活下去？”同样，一本书的出版，需要多少人的关注与阅读，才能让这本书在书店长长久久地存在？书店的空间有限，一本书在新书台上躺一周，已备受青睐，若能在书架上摆上整年没被下架，可被归类为“畅销书”。
有回书评家南方朔介绍我：“这是畅销书作家！”尴尬地立即否认，大师问：“你的书第一刷卖完没？”有的，有几本书卖了两三刷，有一本卖了十几刷。“那就是啦！第一刷卖完就算是畅销书。”哇！这标准要放到我当年在书店工作的日子，会变成笑话的。每年诺贝尔奖一公布，书店街都是获奖者的书，仍家家大排长龙。即便不是获奖书，当年的作家们，受到出版商各自选书标准的专业把关，只要出书，哪个不受到盛况空前的瞩目？
而今，人人皆可出书的年代，书种驳杂，出版量超越正常人负荷，关注分散，坐在家里的“作家”早已概念模糊。我曾经被迫赠书给半生不熟的朋友，拿到书要求“签名”增值的朋友随口喷：“现在阿猫阿狗都能当作家啊！连你都出书了。”
记得小时候，拿着新书腼腆地要求作家签名，是仰望的姿态。我从未“奢望”甚至立志当作家，写作拿到稿费，出于因缘际会，但一句“连你都出书了”的确对我造成极深的困扰，若非这“因缘际会”持续地发生着，我想我不会选择坐在家里变成“作家”这行业，尤其是现在这样的年代。
青涩时期的我，在书店或以读书为目的的咖啡馆工作，总是被各种各样围绕着书的活动浸润着，有朗诵、辩论、戏曲、展览、座谈甚至舞蹈小剧场，这些活动，多半由当代作家们组成的艺文圈操盘，书，才是真正的主角。没有读过几本相关书籍，谁也不好意思去参加这些人人趋之若鹜的活动。即便是许多作品为赋新词强说愁，这份愁苦，却是如此地吸引人，乃至于被当成了蜂蜜酒让人畅饮。
我们夜游，漫谈，口袋里只有几十块钱，仍然开心得像是拥有整片天空。说着一本书，可以不知觉间说到天亮，一点也不疲倦，继续上班上学。我们的人际关系，总是隔着一本两本三本书，有了这些文字，性别界限模糊，谁都可以跟谁成为好朋友。
然后，我们忽然有了电脑，有了手机，书本，躺在书架上积灰。然后，我们失去了从前认为可以天长地久的朋友。
那天，在贵阳与“腾讯大家”举办的读书会上，有两个女孩，互相指控彼此阅读方式的差异，亢奋而激烈，亲密而粗暴，都是为了书。我看见完全不同的性情风貌，却像是发现新天地般趣味盎然，原来，可以这样读书。两个人，便是一场读书会，想起台大漫游的年代，一本书，成为好几天的玩具，叫人不眠不休，比热恋还刺激。那样渴望文字的年代，被彩色印刷剥夺了，色彩，并没有带给我更多的阅读乐趣，甚至让我的想象空间单薄了。
青涩得发愁的书店小店员，竟是让人无限地思
那年头的台北国际书展，是全台湾的年中盛事，有钱没钱都得去逛一下，许多人千里迢迢坐火车从中南部来参展，翻翻书也好，逛着逛着，买不起，就幻想自己有天能坐在里头卖书，不花一毛钱看个够，想买的人还得看我脸色。
有天刚看到徐訏在《中国时报》副刊写的《轮回》，深有感触，适巧又在书展发现《徐訏全集》16册，顿时垂涎不已，因阮囊羞涩而只能望书兴叹。当时陪逛书摊的台大医学生朋友，立时建议出资购买，看完再还书或还钱，随我两便。心中忐忑仍硬着头皮接受，因着急还书，三天三夜不眠不休，从书桌爬到床上，辗转换姿势再爬回书桌，愣是看完百万字。我读《蜀山剑侠传》都没这么拼命，慢悠悠地进行两个月才收工。后来成功地转卖给另一位垂涎的朋友，还钱时，大松口气，出资朋友惊讶不已：“这么快！你真看完了？书卖给谁的？我还没看耶！”
老实说，看完《徐訏全集》，便再也不崇拜他了，就像中学时在图书馆硬着头皮看完《徐志摩全集》，忍不住问老师：“只有几首诗能看，其他都是浪费纸，怎么会这么有名啊？”中学时拿赫尔曼·黑塞的《玻璃球游戏》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徒》跟徐志摩比较，后者实在太轻浮了。徐訏的文字极其优雅，像风度翩翩的绅士，但没有人间烟火，如金碧辉煌豪宅里豢养的金丝雀，轻飘飘，等同文青版的琼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是我当年作为中学生，一个毛孩子的感受。
话说进了书店，便没有借钱买书的顾虑，想怎么看便怎么看，店里没有的书，还能跟同业互通有无，太美好了。
然而，双十年华的我，完全未察觉，老板的纵容，引起老员工的愤慨，数度告恶状，刚好遇上没人愿意去书展看守摊位，派我这愣头青，欢天喜地上工，平时在店里工作不能看书，被绑在书摊上，正好名正言顺看个够。书展一结束，就是清算大会，同事们指控我：“天天看书，根本没有专心工作，左右摊位都能指证。”老板不得已派人查账，发现我每天的营业额比忙碌的同业还多出几倍，忍不住好奇问：“你是怎么卖书的？”我腼腆地说：“书摊上的书，几乎都看完了，有人来，我就叽哩呱啦介绍，然后找一本书变成买十几本书，三两个人，就很多啦！”老板跟同事说：“她不慌不忙就能卖这么多书，我愿意让他看。”几天后，老板仍然抱歉地表示：“职场环境，以和为贵，我多给你一个月工资，另外找工作吧！”这时候才明白，在书店工作，仅只是一份工作，不一定要喜欢书。
每次逛书店，询问店员时，总不免纳闷：“你为什么要到书店工作？”对书架摆设与出版社毫无概念亦无兴趣，更遑论作家分类，却为何要在书店上班？在那个没有网路没有电脑的年代，查找书，只能依赖人脑，这颗脑袋，必须对大部分的书垂涎不已，才能把书推销出去啊！
在我卖书的年代，政府鼓励出版，文字工作者不需要纳税，作家，是唯一被特许不需要缴税的行业，堪称殊荣。
曾有人问：“一种新兴的文字，需要多少人同时使用才能延续存活下去？”同样，一本书的出版，需要多少人的关注与阅读，才能让这本书在书店长长久久地存在？书店的空间有限，一本书在新书台上躺一周，已备受青睐，若能在书架上摆上整年没被下架，可被归类为“畅销书”。
有回书评家南方朔介绍我：“这是畅销书作家！”尴尬地立即否认，大师问：“你的书第一刷卖完没？”有的，有几本书卖了两三刷，有一本卖了十几刷。“那就是啦！第一刷卖完就算是畅销书。”哇！这标准要放到我当年在书店工作的日子，会变成笑话的。每年诺贝尔奖一公布，书店街都是获奖者的书，仍家家大排长龙。即便不是获奖书，当年的作家们，受到出版商各自选书标准的专业把关，只要出书，哪个不受到盛况空前的瞩目？
而今，人人皆可出书的年代，书种驳杂，出版量超越正常人负荷，关注分散，坐在家里的“作家”早已概念模糊。我曾经被迫赠书给半生不熟的朋友，拿到书要求“签名”增值的朋友随口喷：“现在阿猫阿狗都能当作家啊！连你都出书了。”
记得小时候，拿着新书腼腆地要求作家签名，是仰望的姿态。我从未“奢望”甚至立志当作家，写作拿到稿费，出于因缘际会，但一句“连你都出书了”的确对我造成极深的困扰，若非这“因缘际会”持续地发生着，我想我不会选择坐在家里变成“作家”这行业，尤其是现在这样的年代。
青涩时期的我，在书店或以读书为目的的咖啡馆工作，总是被各种各样围绕着书的活动浸润着，有朗诵、辩论、戏曲、展览、座谈甚至舞蹈小剧场，这些活动，多半由当代作家们组成的艺文圈操盘，书，才是真正的主角。没有读过几本相关书籍，谁也不好意思去参加这些人人趋之若鹜的活动。即便是许多作品为赋新词强说愁，这份愁苦，却是如此地吸引人，乃至于被当成了蜂蜜酒让人畅饮。
我们夜游，漫谈，口袋里只有几十块钱，仍然开心得像是拥有整片天空。说着一本书，可以不知觉间说到天亮，一点也不疲倦，继续上班上学。我们的人际关系，总是隔着一本两本三本书，有了这些文字，性别界限模糊，谁都可以跟谁成为好朋友。
然后，我们忽然有了电脑，有了手机，书本，躺在书架上积灰。然后，我们失去了从前认为可以天长地久的朋友。
那天，在贵阳与“腾讯大家”举办的读书会上，有两个女孩，互相指控彼此阅读方式的差异，亢奋而激烈，亲密而粗暴，都是为了书。我看见完全不同的性情风貌，却像是发现新天地般趣味盎然，原来，可以这样读书。两个人，便是一场读书会，想起台大漫游的年代，一本书，成为好几天的玩具，叫人不眠不休，比热恋还刺激。那样渴望文字的年代，被彩色印刷剥夺了，色彩，并没有带给我更多的阅读乐趣，甚至让我的想象空间单薄了。
青涩得发愁的书店小店员，竟是让人无限地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