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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维，盛唐代表诗人，今人研究多倾向于其诗中的禅趣。然其作品中精深的“空寂”和高超的创作技巧不能单纯归因于对佛禅的皈依。本文旨在通过拉康镜像理论分析王维思想，可一窥王维思想的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成因，对王维文学鉴赏提供更多构想与可能。
关键词：镜像理论；自我；误认
一、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
雅克·拉康，法国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人。近年来其镜像理论在文学批评等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镜像理论将自我意识的产生分为“现实界”“镜像阶段（想象界）”“象征界”，婴儿出生到六个月之前是现实界，此时婴儿并不存在独立意识及同一性，只能被食物、安全等需求所驱动；六至十八个月是想象界，婴儿由需求转为请求，在请求不能完全被满足的情况下，婴儿所体验到的是“碎片化”的身体与自我，并在母亲等“小他者”的指认下逐渐形成自我意识，对镜中的自我进行认同，但由于是他人的指认，实际上是一场误认，是自我与镜像之间的异化；象征界与想象界基本重合，必须进入象征界才能成为言说的主体，当婴儿由想象界过渡到象征界，即镜像阶段过渡到俄狄浦斯情结，通过语言进入到文化中，才能用“我”指称自己，但这时的主体受到“大他者”——这一象征界的中心的制约，成为服从于语言法则的主体。
拉康认为“自我即他人”，镜子在镜像理论中具有一定喻义，可以代表母亲、他人，因此主体所误认的镜像实际上是“小他者”，是父母、朋友等用语言构建的自我形象；“大他者”即象征界的中心、法则，是抽象的，是不能被满足的欲求，是主体需要不断填补的缺口。
二、从镜像阶段理论看王维的自我“误认”
（一）“小他者”对王维早期的认同的影响
王维，字摩诘，蒲州（治今山西永济）人，父亲太原王氏，官至汾州司马，母亲博陵崔氏是虔诚的佛教徒。早期王维的自我认同很大比例来自于父亲的影响，是儒家式的，中上层阶级的出身及成长环境使得王维在幼年能受到相对完整的儒家思想教育，加之王维早慧，工诗善画通音律，十五岁便离乡谋求进取，以自己的才能得到了上层社会的认可，王维自己也认同这一形象；来自母亲的虔诚信仰使其在早年无意识中获得了较为纯净的禅宗北宗思想，但早期它并没有对其儒家思想绝对压制。从表层来看，禅宗思想对王维的创作风格中的“澄夐”等特点有一定影响，从深层来看，王维对禅宗思想的接受度与立场是其自我认同由误认到追寻自我的关键，这一点将在下一节讨论。
（二）“大他者”对王维的制约与吸引
由于早慧，王维过早地通过语言进入到象征界，即过早地进入了当时的文化体系，因此他的自我认同过程实际是现实界、想象界、象征界三界交叠的。
王维选择亦官亦隐明哲保身，不能更为彻底地脱离官场，亦不能完全归隐，主要是受到了“大他者”——封建社会制度与阶级文化观念的制约与吸引，这是根植于一代代文人的思想中的，主体间性决定了这种个体无意识是制度性、文化性的，且早于个体的存在而存在，王维的选择是不自觉地向这一象征界的中心——统治阶级靠拢。
在盛唐儒释道兼容的文化环境下，“大他者”使王维自我认同出现异化的两个极端——一方面向象征界的中心靠拢，采取儒家的积极入世，一方面受佛道思想的潜移默化倾向于出世。这种分裂的异化在初期并没有对王维造成影响，前者还是占据主要地位的，然而随着仕途的起伏，却给王维的自我认同带来了深重的影响。
三、“误认”后的自我确立
王维受母亲影响接受北宗思想，早年与北宗大师接触较多。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时任中书令，王维拜右拾遗，而几年后，张九龄被罢相，李林甫任职中书令。这种政局的变动使王维十分无奈，进退维谷间也给了他充足的时间去思考自己的真实欲求。同年王维与神会相识，此后接受南宗思想，以北宗的“渐悟”转为南宗“顿悟”，由此抛弃了早年母亲向他指出的“误认”，并开始探索真实的自我。
晚期王维经历安史之乱的仕伪风波，虽因《凝碧诗》肃宗未加苛责，官至右丞，但这一政治遭遇使他出现了消极避世的思想，早期异化中佛道的出世哲学逐渐显露出来。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维弟兄俱奉佛……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晚年王维醉心佛事，诗歌创作也显得清新、空灵。然而拉康认为，“无意识被建构得像语言”，语言是通往精神分析的唯一媒介，通过“隐喻”“换喻”的分析在“能指链”上不断滑行，找到最终掩藏在语言文字背后的“所指”。王维恰是通过高超的诗歌语言逐渐完善自我认知的——南宗“不立文字”的旨趣深入其后期的诗歌中，展现出一种大巧若拙的诗歌艺术特色，正如惠能言“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王维诗歌展现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特色，是对南宗思想的绝佳体现，也体现了这一逐渐“同一化”的主体。
然而，王维在辋川别业的生活虽看似自得，其内心深处的消极避世却恰恰体现在这种亦官亦隐的选择上，这一系列能指最终所滑向的是避免明确的政治站队，逃避李林甫等人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大他者”的制约与吸引迫使王维即使抛弃了“小他者”的部分影响，却仍不能够决绝地脱离官场。上元二年，王维上《责躬荐弟表》，荐弟王缙，请求肃宗将其调回朝廷任职，同年七月，王维卒。直至生命的尽头，王维终于做出了削官离职的决定，其欲求中对“大他者”的远离，说明他在自我认同的道路上已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四、结语
王维的精神分析学研究，使我们更深刻地把握其生活与创作中的选择与倾向，从而进行更贴近主体的文学鉴赏。
关键词：镜像理论；自我；误认
一、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
雅克·拉康，法国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人。近年来其镜像理论在文学批评等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镜像理论将自我意识的产生分为“现实界”“镜像阶段（想象界）”“象征界”，婴儿出生到六个月之前是现实界，此时婴儿并不存在独立意识及同一性，只能被食物、安全等需求所驱动；六至十八个月是想象界，婴儿由需求转为请求，在请求不能完全被满足的情况下，婴儿所体验到的是“碎片化”的身体与自我，并在母亲等“小他者”的指认下逐渐形成自我意识，对镜中的自我进行认同，但由于是他人的指认，实际上是一场误认，是自我与镜像之间的异化；象征界与想象界基本重合，必须进入象征界才能成为言说的主体，当婴儿由想象界过渡到象征界，即镜像阶段过渡到俄狄浦斯情结，通过语言进入到文化中，才能用“我”指称自己，但这时的主体受到“大他者”——这一象征界的中心的制约，成为服从于语言法则的主体。
拉康认为“自我即他人”，镜子在镜像理论中具有一定喻义，可以代表母亲、他人，因此主体所误认的镜像实际上是“小他者”，是父母、朋友等用语言构建的自我形象；“大他者”即象征界的中心、法则，是抽象的，是不能被满足的欲求，是主体需要不断填补的缺口。
二、从镜像阶段理论看王维的自我“误认”
（一）“小他者”对王维早期的认同的影响
王维，字摩诘，蒲州（治今山西永济）人，父亲太原王氏，官至汾州司马，母亲博陵崔氏是虔诚的佛教徒。早期王维的自我认同很大比例来自于父亲的影响，是儒家式的，中上层阶级的出身及成长环境使得王维在幼年能受到相对完整的儒家思想教育，加之王维早慧，工诗善画通音律，十五岁便离乡谋求进取，以自己的才能得到了上层社会的认可，王维自己也认同这一形象；来自母亲的虔诚信仰使其在早年无意识中获得了较为纯净的禅宗北宗思想，但早期它并没有对其儒家思想绝对压制。从表层来看，禅宗思想对王维的创作风格中的“澄夐”等特点有一定影响，从深层来看，王维对禅宗思想的接受度与立场是其自我认同由误认到追寻自我的关键，这一点将在下一节讨论。
（二）“大他者”对王维的制约与吸引
由于早慧，王维过早地通过语言进入到象征界，即过早地进入了当时的文化体系，因此他的自我认同过程实际是现实界、想象界、象征界三界交叠的。
王维选择亦官亦隐明哲保身，不能更为彻底地脱离官场，亦不能完全归隐，主要是受到了“大他者”——封建社会制度与阶级文化观念的制约与吸引，这是根植于一代代文人的思想中的，主体间性决定了这种个体无意识是制度性、文化性的，且早于个体的存在而存在，王维的选择是不自觉地向这一象征界的中心——统治阶级靠拢。
在盛唐儒释道兼容的文化环境下，“大他者”使王维自我认同出现异化的两个极端——一方面向象征界的中心靠拢，采取儒家的积极入世，一方面受佛道思想的潜移默化倾向于出世。这种分裂的异化在初期并没有对王维造成影响，前者还是占据主要地位的，然而随着仕途的起伏，却给王维的自我认同带来了深重的影响。
三、“误认”后的自我确立
王维受母亲影响接受北宗思想，早年与北宗大师接触较多。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时任中书令，王维拜右拾遗，而几年后，张九龄被罢相，李林甫任职中书令。这种政局的变动使王维十分无奈，进退维谷间也给了他充足的时间去思考自己的真实欲求。同年王维与神会相识，此后接受南宗思想，以北宗的“渐悟”转为南宗“顿悟”，由此抛弃了早年母亲向他指出的“误认”，并开始探索真实的自我。
晚期王维经历安史之乱的仕伪风波，虽因《凝碧诗》肃宗未加苛责，官至右丞，但这一政治遭遇使他出现了消极避世的思想，早期异化中佛道的出世哲学逐渐显露出来。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维弟兄俱奉佛……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晚年王维醉心佛事，诗歌创作也显得清新、空灵。然而拉康认为，“无意识被建构得像语言”，语言是通往精神分析的唯一媒介，通过“隐喻”“换喻”的分析在“能指链”上不断滑行，找到最终掩藏在语言文字背后的“所指”。王维恰是通过高超的诗歌语言逐渐完善自我认知的——南宗“不立文字”的旨趣深入其后期的诗歌中，展现出一种大巧若拙的诗歌艺术特色，正如惠能言“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王维诗歌展现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特色，是对南宗思想的绝佳体现，也体现了这一逐渐“同一化”的主体。
然而，王维在辋川别业的生活虽看似自得，其内心深处的消极避世却恰恰体现在这种亦官亦隐的选择上，这一系列能指最终所滑向的是避免明确的政治站队，逃避李林甫等人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大他者”的制约与吸引迫使王维即使抛弃了“小他者”的部分影响，却仍不能够决绝地脱离官场。上元二年，王维上《责躬荐弟表》，荐弟王缙，请求肃宗将其调回朝廷任职，同年七月，王维卒。直至生命的尽头，王维终于做出了削官离职的决定，其欲求中对“大他者”的远离，说明他在自我认同的道路上已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四、结语
王维的精神分析学研究，使我们更深刻地把握其生活与创作中的选择与倾向，从而进行更贴近主体的文学鉴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