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怎么样呢？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的巨大增长使他们成为一个有政治影响力的阶层。1968年后发生的事情表明，学生很容易被大规模动员起来，不仅在一国之内，而且跨越国界。
　　从那以后，通信方面的空前革命大大加强了个人采取公共行动的能力。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创造了“信息社会”，生产和经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依靠知识性活动，也就是说，依靠有大学学位的男男女女和教育他们的中心——大学。这意味着即使是最反动、最专制的政权也得给大学里的科学家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前苏联，学术界是表达不同政见和进行社会批评的唯一有效论坛。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巨大增长使得大学学位或大学毕业证书成为加入中产阶级，获得专业职业的不可或缺的资本，于是在教育水平较低的大众眼中，大学毕业生成了“高等阶级”的成员。蛊惑民心的煽动家常把“知识分子”或所谓的“自由派”说成是狂妄自大、道德放荡并享受经济和文化特权的精英阶层。在西方许多地方，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教育差距有可能成为阶级界限——一边是靠一纸大学文凭就能十拿九稳地找到好工作、平步青云的幸运儿，另一边则是心怀怨恨、愤愤不平的广大民众。
　　只是，在西方经历了好几年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对经济两极分化的不满才开始取代对知识分子高人一等的仇视。奇怪的是，这方面两个最明显的表现都是知识分子促成的。民众普遍不再相信自由市场能为所有人带来更美好的未来（“美国梦”），甚至对现行经济制度的未来日益感到悲观。首先揭开这一点的是经济记者，而不是超级富豪，只除了极少的例外。
　　一些人宣称“我们是99%”，以此与1%的超级富人形成反差，并高喊这样的口号占领华尔街和其他的国际银行和金融中心，这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共鸣。即使在美国，民调也显示有61%的受访人支持这个运动，支持者中一定包括许多反自由派的共和党人。当然，那些在敌人地盘安营扎寨的示威者并不属于99%。像过去常发生的那样，示威者是人们所说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先锋队，是学生和波西米亚型艺术家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发起一系列小型冲突，希望能发展为全面战斗。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我们正处于政治非理性的时代，而且这种非理性又由于时代对未来的疑惧而进一步加强，在这样的新时代中，19世纪和20世纪知识分子那种古老的独立批评传统如何保存？当今时代有这样一个矛盾的现象：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非理性与先进技术相安无事，甚至对先进技术使用起来得心应手。
　　美国的情况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以色列激进分子的定居点表明，信息技术的专业人员中不乏真心相信《圣经》中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的人，也有很多人相信《旧约》关于要消灭不信基督教的异教徒的嗜血号召。今天的人类已经习惯于内心充满矛盾地生活；在感情世界和对情感毫无感应的技术之间，在个人经验及感知的范畴和无意义的庞大之间，在生活的“常识”和造就了我们生活框架的智力活动（在绝大多数人眼中）的不可理解之间，人需要不断地找到平衡。人类生活这种全面的非理性有可能与马克斯·韦伯所谓理性的世界相容吗？
　　诚然，由于信息传媒、语言及互联网的全球化，哪怕是最强有力的政府当局也无法使一个国家在实际上和思想上完全与世隔绝。然而，问题依然存在。
　　另一方面，没有创新思想固然照样可以使用高级技术，尽管不能再进一步改善，但科学发展是需要思想的。所以，即使今天最全面反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也比以前更需要有思想的人以及使他们能够蓬勃发展的环境。
　　可以肯定地假设，这些人对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和环境也会有批判性的想法。在东亚和东南亚以及穆斯林世界新兴的国家中，这些人可能和过去一样，是促进政治改革和社会变化的力量。在危机重重、彷徨犹豫的西方，他们也可能再次成为这样的力量。
　　确实，可以说目前系统性的社会批评的力量主要集中于受过大学教育的新阶层。但只靠勤于思考的知识分子是无法改变世界的，尽管若没有他们的贡献，任何改变都不可能实现。改变世界需要普通人和知识分子建立起统一战线。除了几个孤立的例子之外，今天要建立这样的统一战线可能要比过去困难得多。这就是21世纪的困境。
　　《断裂的年代》，（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林华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本文摘自该书第十六章，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