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国妇联等部门联合推出了弘扬中国传统道德的“新二十四孝”，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可以说，这件事情本身还是产生了较好的正面引导效应。但如果从教育的角度来看问题，“孝”应该是一项从“娃娃抓起”的基础性德育工作，而不能等到成人后才试图通过一种宣传和倡导来改变不容乐观的现状。
　　在现实社会条件下，随着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对“孝”的认知也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一个没有多大出息、整天守在父母身边的人，与一个事业有成、远在天边难得和父母见上一面的人哪个更孝顺？可能更多的父母宁可孩子有出息，日子过得幸福，哪怕照顾不上自己，也会觉得自豪和满足。此外，有钱有势者与一般劳动阶层对孝与不孝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即便如此，孝仍是一个人道德的基础，所谓“百善孝为先”是也。因此，对如何体现“孝心”列出一些具体化的参照标准或许是必要的，但这些标准只会对具备相应道德感的人起作用，而一个人的道德感必须从小培养才能产生恒久的效果。
　　这里不想对“新二十四孝”本身做过多的分析与解读，只是想借此表达对此类问题的一些思考。长期以来，我们所开展的包括孝道在内的道德教育，从来都缺乏一种基于人性之上的理念与实践，往往是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在整体上呈现出“四化”现象：道德建设碎片化，道德宣传片面化，道德教育空洞化，道德标准底线化。
　　所谓道德建设碎片化，主要体现在我们对提高全民族人文道德素质缺乏整体把握与设计，某个行业、某类群体、某个方面出了问题，便救急似的加以应对。而很多时候，这样的问题早已超越了道德的范畴，进入了法律的层面。事实说明，在一个缺乏道德认同和道德自律的社会中，任何就事论事的道德重构都将是空中楼阁。
　　所谓道德宣传片面化，是说我们对于一些道德典型的宣传太过功利化、标签化，无限拔高，过度消费，使其成为满足某种宣传需要的工具，从而失去了应有的人性之美，变成了一个个道德概念和符号。
　　所谓道德教育空洞化，是指我们的道德教育从来不大注重以人为本，不大注重将道德引领建构在人性的基础上，不大注重从最基本的个人品行和良好习惯的培养入手，道德教育政治化的倾向较为严重，空洞无物、大而无当的道德说教，对于每个个体而言，不会产生多少实际的效果。
　　所谓道德标准底线化，则反映出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严重滑坡，致使许多道德标准陷入底线徘徊的尴尬境地。欠债还钱不是天经地义，而是品德高尚；不贪不淫不是做人本分，而是为官高标；不欺不诈不是为商之道，而是稀有品行；无毒无害不是食品本色，而是难得精品……
　　其实，所有和道德相关的社会问题，都和每个社会成员自身的道德根基是否牢固有关。一个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不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有太大的道德偏差。而一个社会一旦出现整体道德水平的滑坡，就不再是某个方面、某个行业、某个部门的问题。如见利忘义、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的盛行，其所反映的不仅是商业道德问题，也是整个社会道德危机的重要体现。
　　成人社会存在的一系列现实道德问题，其根源在于教育的缺失。要从根本上提高全体公民的道德素质，就必须从教育抓起，从孩子抓起。然而我们的教育恰恰在这个方面无所作为，或者说难有作为。除了社会大环境的不良影响外，在功利主义价值观的主导下，几乎所有的学校、所有的教师、所有的家长乃至整个社会，都把孩子的知识和技能培养当作头等大事，把学生的学习成绩当作衡量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除了应景似的道德说教之外，几乎没有人愿意在培养学生如何做人方面多下功夫，而在提高考试成绩方面却无所不用其极。对于这样一个一生下来就成长在争名逐利、残酷竞争环境中的群体，我们似乎无法对他们成人之后能够具有多少社会和家庭责任感，抱有过高的期待。
　　从近年来高考中的一些现象，可以看出孩子与家庭之间关系的逐渐疏离。很多学生都不愿意报考离父母太近的本地院校，而是希望到外地去上学，以摆脱家长的掌控，获得更多的自由。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对于家长含辛茹苦的“无私奉献”，孩子并不领情，有些甚至与家长产生严重对立情绪。不知道这是家长的不幸，还是教育的悲哀？
　　种下什么样的“因”，便会收获什么样的“果”。如果把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比作一面墙的话，那么现实中的这面墙则由于根基没有打牢而东倒西歪、支离破碎，而我们现在所做的就事论事的修补之功，虽然可使其暂时免于倾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想改变包括孝道在内的公民道德素质日益滑坡的局面，还得着眼于长远，从打好道德根基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