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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秦邦宪（博古）在中共中央负责时的职务，一般著作都说1931年在“临时”政治局“负总责”，如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说：“1931年夏，四中全会选举中央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这时在上海的只有正式委员周恩来、王明、卢福坦与候补委员刘少奇一人，远不足半数。六月份向忠发叛变后，周恩来、王明不得不隐藏起来，不便工作。这时中央决定，周恩来赴中央苏区，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于是中共中央根据远东局的提议（这时米夫已离开中国）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博古负总责。随后报经共产国际批准，九月下旬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
但是，在1943年9月开始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秦邦宪作检讨后说明了十个问题。其中在说明第五个“篡党问题”时，他说：“上海党中央问题：是王（王明）、周（周恩来）决定组织临时政治局（为真理起见，我不得不声明，‘临时’二字在上海时未听见过，‘遇中央委员多的地方交出来’，亦未听见过）。在我家通知我组织新政治局，因他们要走，后来酒店开会，因卢福坦要做总书记，主要谈无总书记问题。在‘授’‘受’双方，组织上均是不合的。我完全接受和承认。”这里秦邦宪说的中央政治局不是“临时”的，而是与周恩来、王明商量后决定成立的新中央，并提出名单报共产国际批准。1943年在同一个会议上，张闻天也提及此事，说法与秦邦宪完全相同，但无人理会。
秦邦宪与张闻天都说博古负责的中共中央不是“临时”的，但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与中共七大上仍说是“临时”的。从此，秦邦宪与张闻天都未再提此事。
二
2009年9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中有许多新说法，其中记载周恩来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时给中央的电报，都写“中央政治局”，不知为什么也不写“临时”。
这时，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也没有“临时”的字样。共产国际研究中国问题，也只写中共中央。甚至1932年5月3日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只写中央，而没有“临时”字样。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192（B）号记录（摘录）”（1931年11月3日于莫斯科）中记载：（1）批准中共关于临时中央局组成的提议（文件没有找到）；（2）批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任命为苏区（中央局）的书记。一次会议决定中国党的两件事：一件说临时中央，一件说中共中央。我想在共产国际心目中中共是它的一个分部，临时中央也就是中共中央，其任务和权力是一样的。
2007年6月24日是秦邦宪百年诞辰，吴葆朴与李志英撰写《秦邦宪（博古）传》，出版社不同意写秦邦宪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上当选为总书记，因为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文件不见了。《秦邦宪（博古）传》作者复印来中央苏区报道博古总书记活动的报纸证明博古是总书记，出版社说报纸不是文件，不足为凭。争论不休，请示某上级，他们不管此事。争论到6月，作者没办法，只好按出版社的意见写秦邦宪当选的是“负总责”。因为再争论，这本传记在秦邦宪6月24日百年诞辰时就出不来了；作者不能不同意出版社的意见。写博古当选的是“负总责”，可谓令人啼笑皆非，谁见过哪个党的中央委员会选举过党的“负总责”的人呢？
由于上述原因，在一系列文章中我没有写秦邦宪当总书记的中央政治局不是临时的。但没想到，不久有朋友送我一小张“博古纪念邮票”，上边印着博古头像，有文字说明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没有“临时”二字，邮票面值为八角。
邮局怎么敢这样做呢？经打听，原来中央安全部为写保卫工作历史与办展览要写博古的任职，中央有关部门批准这样写。于是邮局出版纪念邮票，也这么写了。可是，中央的批示没有下达，一般媒体也不知道，我暫时还不能这么写。
三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了著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一项内容是“常委再分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也称书记）有秦邦宪、周恩来、张闻天和项英四人，秦邦宪为总书记，项英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参加遵义会议的常委有秦邦宪、周恩来和张闻天三人。常委再分工，张闻天任总书记，秦邦宪和周恩来任常委，秦邦宪军委委员的职务仍保留。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常委。此后，长征即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和毛泽东四人共同领导，一直胜利到达陕北。在陕北，党中央的领导有较多的变化，从1942年秦邦宪任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社长到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秦邦宪在党中央的职务是政治局委员。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秦邦宪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2月，秦邦宪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赴重庆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4月8日，他与王若飞、叶挺、邓发等在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于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党中央称其为“四八”烈士。
关于秦邦宪（博古）在中共中央负责时的职务，一般著作都说1931年在“临时”政治局“负总责”，如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说：“1931年夏，四中全会选举中央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这时在上海的只有正式委员周恩来、王明、卢福坦与候补委员刘少奇一人，远不足半数。六月份向忠发叛变后，周恩来、王明不得不隐藏起来，不便工作。这时中央决定，周恩来赴中央苏区，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于是中共中央根据远东局的提议（这时米夫已离开中国）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博古负总责。随后报经共产国际批准，九月下旬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
但是，在1943年9月开始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秦邦宪作检讨后说明了十个问题。其中在说明第五个“篡党问题”时，他说：“上海党中央问题：是王（王明）、周（周恩来）决定组织临时政治局（为真理起见，我不得不声明，‘临时’二字在上海时未听见过，‘遇中央委员多的地方交出来’，亦未听见过）。在我家通知我组织新政治局，因他们要走，后来酒店开会，因卢福坦要做总书记，主要谈无总书记问题。在‘授’‘受’双方，组织上均是不合的。我完全接受和承认。”这里秦邦宪说的中央政治局不是“临时”的，而是与周恩来、王明商量后决定成立的新中央，并提出名单报共产国际批准。1943年在同一个会议上，张闻天也提及此事，说法与秦邦宪完全相同，但无人理会。
秦邦宪与张闻天都说博古负责的中共中央不是“临时”的，但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与中共七大上仍说是“临时”的。从此，秦邦宪与张闻天都未再提此事。
二
2009年9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中有许多新说法，其中记载周恩来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时给中央的电报，都写“中央政治局”，不知为什么也不写“临时”。
这时，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也没有“临时”的字样。共产国际研究中国问题，也只写中共中央。甚至1932年5月3日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只写中央，而没有“临时”字样。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192（B）号记录（摘录）”（1931年11月3日于莫斯科）中记载：（1）批准中共关于临时中央局组成的提议（文件没有找到）；（2）批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任命为苏区（中央局）的书记。一次会议决定中国党的两件事：一件说临时中央，一件说中共中央。我想在共产国际心目中中共是它的一个分部，临时中央也就是中共中央，其任务和权力是一样的。
2007年6月24日是秦邦宪百年诞辰，吴葆朴与李志英撰写《秦邦宪（博古）传》，出版社不同意写秦邦宪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上当选为总书记，因为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文件不见了。《秦邦宪（博古）传》作者复印来中央苏区报道博古总书记活动的报纸证明博古是总书记，出版社说报纸不是文件，不足为凭。争论不休，请示某上级，他们不管此事。争论到6月，作者没办法，只好按出版社的意见写秦邦宪当选的是“负总责”。因为再争论，这本传记在秦邦宪6月24日百年诞辰时就出不来了；作者不能不同意出版社的意见。写博古当选的是“负总责”，可谓令人啼笑皆非，谁见过哪个党的中央委员会选举过党的“负总责”的人呢？
由于上述原因，在一系列文章中我没有写秦邦宪当总书记的中央政治局不是临时的。但没想到，不久有朋友送我一小张“博古纪念邮票”，上边印着博古头像，有文字说明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没有“临时”二字，邮票面值为八角。
邮局怎么敢这样做呢？经打听，原来中央安全部为写保卫工作历史与办展览要写博古的任职，中央有关部门批准这样写。于是邮局出版纪念邮票，也这么写了。可是，中央的批示没有下达，一般媒体也不知道，我暫时还不能这么写。
三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了著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一项内容是“常委再分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也称书记）有秦邦宪、周恩来、张闻天和项英四人，秦邦宪为总书记，项英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参加遵义会议的常委有秦邦宪、周恩来和张闻天三人。常委再分工，张闻天任总书记，秦邦宪和周恩来任常委，秦邦宪军委委员的职务仍保留。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常委。此后，长征即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和毛泽东四人共同领导，一直胜利到达陕北。在陕北，党中央的领导有较多的变化，从1942年秦邦宪任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社长到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秦邦宪在党中央的职务是政治局委员。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秦邦宪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2月，秦邦宪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赴重庆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4月8日，他与王若飞、叶挺、邓发等在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于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党中央称其为“四八”烈士。